当地时间9月11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接受专访。 记者 祝颖筠 图

“包括亚信在内的其他一些区域机构和机制，都是全球多边机制网络的一部分，是推动国际秩序重建和全球治理改革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亚信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在接受（www.thepaper.cn）专访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作出上述表示，“必须守住多边主义，国际关系秩序不能回到‘丛林法则’，不能是‘Might makes right’（强权即公理）。”

2025年9月9日至10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阿塞拜疆国际关系分析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智库论坛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本届论坛以“发展与安全共振：亚信机制化转型中的地区合作与治理”为主题，来自16个国家的近50位智库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多极化世界中亚洲发展与安全相关议题，为推动亚洲地区可持续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近年来，亚洲安全局势持续紧张，地缘冲突、边境争端、内部动荡等此起彼伏。同时，步入而立之年的亚信自身，也处在转型为正式国际组织的关键时期。多年来，亚信机制为亚洲安全稳定提供了怎样的独特价值？亚信转型对自身和亚洲又有怎样的意义？中国和中国智库在亚信发展过程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对陈东晓进行了专访。

亚信为全球安全治理带来独特的亚洲经验

：今年以来，全球安全形势仍然紧张，地缘政治冲突、军事对抗加剧，多边主义面临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亚信作为亚洲覆盖范围最广的安全对话论坛，其核心价值是什么？面临的主要挑战又是什么？

陈东晓：在当前这种局势下，亚信会议拥有的特殊价值，面临的挑战更加凸显。

现在国际格局、包括地区形势的变化，至少有这么几个大的特点。第一，多边主义遭遇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当前的国际秩序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阶段，全球化的（规则和措施）被工具化、武器化；集团政治、阵营政治正在加剧；以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遭到破坏。在这种背景下，有些人会认为，解决国际问题还是要靠硬实力，国际社会还是奉行“丛林法则”。

第二，目前全球治理赤字特别明显。多边主义原则下的全球治理正面临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联合国等机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全球南方”、新兴国家在多边治理体系中的利益、发言权、代表性没有得到公正体现。

第三，国际格局多极化提速，以“全球南方”和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力量和影响力在加速崛起，全球力量格局“东升西降”不可阻挡。

在这几个大背景下，包括亚信成员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对维护多边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愿望迫切、需求强烈，而且他们的利益是和多边主义捆绑在一起。

这就体现出亚信的两个意义：一方面，以“全球南方”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在推进、或者说是重建新的国际共识，就是必须守住多边主义，国际关系秩序不能回到“丛林法则”，不能是“Might makes right”(强权即公理)。亚信以及其他一些区域机构和机制，本来就是全球多边机制网络的一部分，是推动国际秩序重建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亚信的角色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亚信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为主体的机制，拥有独特的价值。亚洲地区在推动互信合作方面有很多经验，也有很多教训。在这个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危机管理、风险管控、冲突管理以及发展合作的丰富知识，比如亚洲地区强调的以发展推动合作、推动安全的案例和实践，都是对传统上以美西方、欧洲为中心的安全观的重要补充，在推动全球和平发展合作等方面，这些实践和知识都具有更大的世界意义。

至于挑战，首先是亚信成员的复杂性。亚信有28个成员国，涵盖不同文明、文化和发展阶段。这种多元性使得合作与对话的难度，远大于文化、意识形态或制度相对同质的合作机制。更关键的是，亚洲地区很多冲突矛盾源于历史遗留问题，再加上外部干预、部分国家内部治理无效或不足等因素，这些问题并非单靠亚信机制就能提供解决方案的。

为亚洲冲突提供亚洲解决方案

：我们注意到，过去一段时间里，其中不少冲突对抗都有亚信成员国卷入。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亚信如何继续在维护亚洲安全方面发挥自身的作用？

陈东晓：亚信的全称是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目前还在向真正的国际组织转型，所以现阶段还不具备提供有效的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比如冲突解决方案或直接介入斡旋、实际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持，或者对成员国施加强制性的约束力。我们得理性看待，不能因为它暂时解决不了某些冲突，就否定其价值，毕竟它面临着结构性、制度性的限制，转型还在进行中。

今年以来，亚洲国家的冲突确实有激化趋势，若深入分析冲突根源，会发现原因复杂：部分是殖民时代遗留的领土边界等问题，这类问题纠正难度极大；部分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对抗格局的 “后遗症”，比如东北亚和乌克兰危机。此外，外来干涉也是重要诱因。

同时，全球经济下行、美国关税战加剧全球贸易萎缩和供应链波动，让亚洲很多发展中国家深受影响，一些国家的内部矛盾和治理赤字，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进一步激化，有的国家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冲突，会采取“内病外治”的手段，这也会加剧冲突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亚信可从这些方面发挥作用：第一，凝聚共同诉求。第二，维护多边主义核心。第三，反对外来干涉，倡导自主解决。第四，探索亚洲特色解决方案，亚信可以通过对话性措施，走出一条更符合亚洲传统文化的解决之道，比如强调协同、和谐，强调相互依存共生等理念。

努力推进“发展促安全”的安全观

：亚信正处于从论坛转型升级为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关键阶段。您认为这一转型对亚洲国家共同应对安全威胁、促进发展合作有何重要意义？

陈东晓：我觉得转型的意义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如果不转型，那么亚信仍然是一个会议、对话机制，持续下去的话，只会导致各成员国参与的兴趣、程度和活力下降，最终导致机制本身能力的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转型为正式的国际组织，意味着亚信将建立更完善的组织机构，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强化秘书处的协调能力，让领导人峰会、外长会议等部长级会议、专家组会议等机制得到更高效的统筹。同时，通过制定宪章和有关规章制度，亚信对成员国的约束力也将强化。

转型为国际组织也将提高亚信的执行能力，可以促进亚信各项议程更好地落地，各种合作计划更好地转化为实际项目，可以更多、更好地为地区和国际社会持续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比如增强亚信机制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斡旋和介入能力。

：从中国视角看，亚信未来的机制建设应重点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更有效地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陈东晓：我觉得重点之一，就是在发展与安全问题上，要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其内涵，要让这种思想进一步内化，成为亚信和成员国真正内生的观点。

如果亚信所有成员国都把发展作为首要要务的话，就不会再出现孤立封闭，因为发展会要求你必须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而当双边和多边发展的网络脉络建立起来，利益一定会进一步扩大，共同利益会进一步增加，比如在本届智库论坛上我们讨论了互联互通问题，讨论了能源与绿色转型、技术合作、供应链等问题，包括中方大力推进的在金融领域的区域合作，其实都是发展导向的。

所以未来在亚信和成员国间，我觉得以发展来促安全的安全观，应该是我们要继续着力推进的。

多项倡议为亚洲安全提供中国智慧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上海峰会上，提出了亚洲安全观，您曾评价这一主张具有前瞻性。在今年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在您看来，中方提出的这些倡议对亚信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东晓：作为亚洲人，我们其实一直在思考，如何把亚洲传统的、优秀的政治文化、安全文化，融入到推动地区发展合作、安全稳定的区域组织中去，比如东盟、上合以及亚信等等。

不管是亚洲安全观、“四大全球倡议”，还是“上海精神”、“中国-中亚精神”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力图进一步地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合作，提出蕴含亚洲文化底色、带有亚洲实践和互动的独特传统、反映亚洲国际观、世界观的文化传统的理念，这些理念能够丰富全世界范围内关于和平稳定、发展合作的知识供给。

与西方传统安全观不同，亚洲安全观强调和平共存、共生，相互成就。特别是可持续安全，这是中国从多年来自身的发展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很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说安全问题是不可以与其他问题割裂开来的，发展问题本身就是安全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年的智库论坛上，大家都在讲“发展是安全稳定重要保障，发展和安全一体两面，不可割裂”等等，这已经成为共识，也是中国的重要贡献。

：作为亚信智库论坛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您认为智库和研究机构如何在亚信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二轨外交”和提供政策建议的作用？

陈东晓：我认为智库和研究机构是亚信知识分享与知识创新的核心纽带。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为例，我们一直强调自己“既是思想库，也是行动库”。作为 “思想库”，我们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作为 “行动库”，我们通过“二轨对话”，将中国外交领域的重点议程，与其他国家的知识阶层、同行进行深度知识交流，毕竟“理念指导行动，叙事影响认知”，相互理解乃至共情，能够帮助我们形成“共同体思维“。

早在 2014 年亚信上海峰会后，我们就发起了亚信智库圆桌对话；随着亚信向国际组织转型，我们被亚信秘书处正式任命为首届亚信智库论坛主席国，核心职责就是为亚信转型等提供前瞻性建议和实质性支持。

过去四五年来，根据亚信秘书处对亚信发展，特别是转型的要求，我们也设计了每年度的工作议程并落实推进，也展现了中国智库对亚信工作的支持。未来，我们希望国内更多智库和研究机构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