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南昌办张电话卡，营业厅说要无犯罪记录证明，这合理吗？”

记者对此做出调查，发现：有些城市的营业厅仅要求本人带身份证出席即可办卡，有些则要求提供“无犯罪证明”“工作证明”或“银行流水”中的一项，更有甚者，要求预存500至1000元话费、审核本人房产证或营业执照。

多个营业厅的工作人员解释称，是应反诈工作要求，但具体依据的是哪一条规定，对方却说不清楚。这种打着反诈旗号的层层设卡，究竟是防范风险，还是变相懒政，甚至是变相甩锅呢？

电信诈骗危害甚广，工信部早已明确推行实名制，实行“人证合一”，这类基础防范措施，人们普遍理解并支持。然而，反诈不能成为一刀切加码的理由，要求提交额外的证明材料，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依据。

《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无犯罪记录证明仅适用于升学、服现役、就业等特定情形，办电话卡并不在列。换言之，营业厅的要求已经超出了法律授权范围。

运营商将复杂的反诈工作，简化为对用户层层加码的证明要求、材料审核，本质是懒政思维的体现。

电信诈骗的治理，需要精准识别风险，精准打击，而非用一刀切提高门槛的方式，替代动态监管。把所有用户都预设为潜在的诈骗分子，要求其自证清白，无疑是将本应由企业承担的风险防控成本，嫁给了消费者。甚至不排除了一些运营商借机要求用户预先充费、做营销。

的报道还提到一个细节，有的线下营业厅要求严苛，线上App却无需额外证明材料，可以直接下单。这恰恰说明，借助技术手段，完全能够实现反诈需求和用户便利的兼顾，根本无需繁琐的纸质证明。

更令人困惑的是，不同地区之间，甚至同一城市的不同营业厅，对于办卡的材料审核标准都不尽相同，有的需要三选一的证明，有的只要身份证。这种标准不一、各自为政的局面，暴露出执行层面的随意性。

事实上，类似现象在银行领域也屡见不鲜。一些银行以反诈为由，要求客户提供工作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等信息。尽管初衷包含反诈考量，但过度收集信息、随意抬高开户门槛，同样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本质上仍是将监管责任转嫁给用户。

电话卡和银行卡，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核心属性是便民利民。反诈工作很重要，但用户的合法权益同样重要。运营商不能因为怕担责，就把用户当嫌疑人对待，让普通人为了办一张卡，额外付出时间、金钱甚至隐私成本。

在反诈工作中，运营商的重心，理应聚焦于高风险行为的精准识别。比如对频繁开卡、异常开户等情形加强审核；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用户，则应该简化流程，优化体验，拿出基本的服务意识。反诈不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