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核电已经进入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快车道。58台运行机组保持良好的安全稳定运行记录，连续3年每年核准10台以上核电机组，核电产业快速发展、技术迭代升级、规模不断扩大，部分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跨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董保同在4月27日举行的协会2025春季核能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上表示。

董保同介绍，受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以及数据中心建设对电力的需求激增等因素影响，世界核能领域正在进入产业复兴和创新发展的新阶段。我国核电已进入大规模建设高峰期，已颁发建造许可证的机组31台，核准待建机组13台，未来还将有新的机组核准，在建规模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在建规模总和，世所未有、史所未有。“今天建造的高质量，就是明天运行的核安全。如何在核电大规模建设高峰期确保建造高质量，是我们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

对此，他提出加快推进核电标准化设计等建议，尽快固化华龙、国和等主力堆型设计，以标准化设计和批量化建设带动核电建设提质增效、安全性可靠性持续提升。“我国核电过去形成了多种堆型、多个技术来源，这一状况有其特殊历史背景，无需褒贬，但面向未来大规模发展，我们要有主力堆型、形成主序列，不要动辄改来改去，“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这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分重要，对我们实施高效的核安全监管、确保高水平核安全，同样至关重要。”

他同时强调，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一定要有效运转质量保证体系。“核电大规模建设，设备制造首当其冲，首先承压。最近我们专门召开了设备制造经验反馈活动，针对突出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要以核电设备设计、制造、安装、无损检验每个环节的高质量，确保整个核电项目的高质量。”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轮值理事长杨长利在论坛上表示，截至2024年，全球共有417台在运核电机组，装机容量接近4亿千瓦，年度发电量创2.8万亿度的历史新高，占总发电量的9%。全球在建核电机组65台，装机规模达7260万千瓦，为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核能在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促进能源转型等方面的贡献得到广泛认可。

在“双碳”目标驱动下，中国核能发展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期。杨长利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商运核电机组58台、装机容量6096万千瓦，核准在建机组44台，装机容量5235万千瓦，总规模升至世界第一。2024年核电发电量4447亿千瓦时，位居全球第二，占全国总发电量的4.72%，等效减排二氧化碳3.34亿吨。“预计2030年核电在运装机达到1.1亿千瓦，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将进一步发挥高碳能源重要替代者、系统安全稳定主要支撑者的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中国核电发展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的方针，大陆地区核电机组已安全运行600多堆年，从未发生国际核事件分级（INES）2级及以上的运行事件，根据世界核运营者协会（WANO）最新的全球核电机组业绩指标数据统计，我国大陆地区核电机组指标82.18%达到优秀值（前1/10），84.79%达到先进值（前1/4），92.07%达到中值（前1/2），持续保持领先水平。

经过40年探索和实践，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在工程设计、工程建设、装备制造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和能力。国内核电工程安全、质量、进度、造价控制等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具备同时建造40余台核电机组的工程能力。同时，装备制造企业形成了每年10完整台套以上的核电设备制造能力。

杨长利表示，中国已形成三代压水堆“华龙一号”“国和一号”自主品牌，开发了具有四代特征的高温气冷堆、钠冷快堆，以及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先进核电技术。其中，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已全面进入批量化建设阶段，“华龙一号”在国内外已有7台机组投入商运、26台机组核准在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温气冷堆、“国和一号”示范工程已分别于2023年、2024年底投入商运。全球首个陆上商用模块化小堆“玲龙一号”完成外穹顶吊装，预计2026年建成投产；2MWt钍基熔盐实验堆实现满功率运行；一体化供热堆、浮动堆、气冷微堆研发设计有序推进；环流三号、东方超环等聚变装置不断取得实验新突破。

“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积极发展核能已在国际社会达成广泛共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连续4年上调世界核电发展预测值，签署《三倍核能宣言》的国家和地区扩展至31个，多个新兴国家正在考虑、规划或启动核电计划，全球核能发展正进入新一轮复兴期。”杨长利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核能国际交流合作面临更多挑战。“全球核能界具有典型的命运共同体特征，开放合作是推动全球核能安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全球核能界已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和互利互惠的合作经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唯有开放合作才能共赢未来。”

董保同提出，全球发展核能的共识在不断增强。但也要看到，一些国家核能发展仍面临项目融资难、建造成本高、供应链不健全、人才短缺“四大挑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核电产业复兴与创新发展。早期投运核电机组老化与延寿，已关闭或长期停运机组的重启，战争或极端条件下核电站的安全与安保，核安全监管如何适应核电产业创新发展等等，对国外核电产业未来发展也构成了一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