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1766-1834）的大名早已和他那著名的人口原理绑在一起。尽管最初马尔萨斯并未将人口作为其研究的中心，只是与其父亲讨论当时声名显赫的威廉·葛德文的新著《研究者》中关于贫富、贪婪与挥霍等问题，但由此形成的《人口原理》（1798年）一书将贫困归因于人口过剩并主张废除济贫法等观点，立刻在当时的英国引起了声势浩大的争论。直到1826年，此书共有六个版本，其基本观点是：所有国家中，社会民众状况持续改善的前景总是处于几何级别的人口增长与算数级别的粮食生产力提高的危险平衡中；在1803年扩展的第二版中，这两个增长级别被马尔萨斯比喻为兔子和乌龟两个不同的物种；因此，为增进人类的福祉，需以各种方式抑制人口增长以便实现这两个物种竞赛时的平衡。现在，这一原理几乎已成“马尔萨斯主义”的流行说法，即使没读过《人口原理》原著的读者也知晓一二。然而，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这两个增长速度在某些地区并不成立，生产力的提高速度也可以像兔子一样快；又或者，人口增长速度也开始像乌龟一样慢了下来。某种程度上，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似已破产。现在，谁还读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

光怪陆离的马尔萨斯形象

自1798年初版《人口原理》发表至1834年马尔萨斯去世，英国国内围绕马尔萨斯命题的争论从未止息。咒骂者视其为穷人的“食人魔”，追随者称之为人类的大恩人。不过，“食人魔”的形象在人们的记忆中似乎更长久，尤其是1803年版《人口原理》中那段关于“大自然盛筵”的著名比喻：在这场“座位紧缺”的宴席中，一个人既没有父母的帮衬，其劳动又不被社会需要，那他就没有一席之地。（此段译文可参考唐纳德·温奇《富与穷：英国政治经济学思想史（1750-1834）》中译本第三编“题辞”，张正萍译，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即使读过这段话上下文的读者，恐怕也只能承认马尔萨斯对穷人的冷漠无情。在随后的版本中，这段话被删除，但其论点却被马尔萨斯的论敌反复攻击，并在公共想象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骚塞、柯勒律治为代表的浪漫派猛烈抨击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的“不道德”，且以“道德经济学”对抗亚当·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尔萨斯有生之年，这场针对人口原理的攻击长达三十年，以迈克尔·萨德勒1830年发表的《人口法则》为终点，后者奉行“一套本质主义的福音派路线”来论证人类繁殖能力和人口数量的关系并非马尔萨斯所言。这场漫长争论的细节在唐纳德·温奇的《富与穷》一书中可窥见一斑。

当浪漫派以及马尔萨斯批判者各种各样的“毒舌”稍作停息，恩格斯从另一个层面抨击“经济学家”人口论的“不道德”。由于1834年英国新济贫法的实施，恩格斯在其1843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谴责人口论把“生产和消费对立起来、把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对立起来是荒诞无稽的”，而马尔萨斯是这种人口论的创立者。恩格斯清晰地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两个错误：一是没有从总体上考察生产力和人口的关系，二是把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混为一谈。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克思在其《剩余价值理论》中谴责马尔萨斯是“统治阶级的无耻的献媚者”，是“极端的剽窃者”，并引用达尔文1860年版的《物种起源》反驳马尔萨斯的理论。马克思认为，达尔文在动物界和植物界发现的“几何”级数，“就是把马尔萨斯的理论驳倒了”，原因在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正好建立在“人类繁殖的几何级数同幻想的动植物的‘算术’级数相对立上面”。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注意到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的基督教背景，只是这一背景同样也是批判的对象。

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以及庸俗经济学家们）的批评有非常合理的要素，这种几乎全盘否定的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在分析英国十八世纪末的社会转型时，将亚当·斯密作为十九世纪抛弃“道德经济学”、以“自由放任”为借口不顾穷人死活的“政治经济学”的始作俑者。马尔萨斯作为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人，尤其是人口原理在济贫法改革上的恶劣影响，自然难辞其咎。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马尔萨斯在英国“贫穷”观念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很难获得中肯的评价，像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这样的“保守主义”史学家也将“道德经济学”的衰退归咎于马尔萨斯。此外，马尔萨斯和十九世纪的各种评论一起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接受，也常被形容为“悲观的”“阴郁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有自己本土的“马尔萨斯”，他关于贫穷的观念在世界各地政治和经济讨论中的传播方式常常是隐蔽的，被挑拣的，因地制宜的。（可参见Malthus across Nations: The Reception of Thomas Robert Malthus in Europe, America and Japan, edited by Gilbert Faccarello, Masashi Izumo and Hiromi Morishit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20.）

汉语世界同样关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早在十九世纪末，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就在按语中介绍了“马尔达”人口增长的几何级别（见《严复全集卷一 天演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89-90页），“马尔达”随后出现在1904年的《东方杂志》等期刊上。其时，李大钊、陈独秀、孙中山等皆讨论过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1926年，林骙写了一篇《马尔萨斯人口论》（商务印书馆发行）介绍人口和粮食增长率、两种人口抑制方式、优生学以及新马尔萨斯主义等。两年后，一篇日语论文《马尔莎斯人口论》（布川静渊著，阮有秋译，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社，1928年）被翻译成汉语出版成册。这篇译文梳理了日本对马尔萨斯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观点的接受。作者比较了日本与欧洲人口增长速度，又与优生学关联起来，最终认为人口增长与文明程度有关，“文明进到了饱满状态而渐显出颓废气象的时候，则人口增加率每每是退减的”，如以前的罗马和现代的欧洲；“反之，新兴的社会之人口率却每有增加之倾向”，如“一战”前的德国和当下之日本。国人撰写或介绍的马尔萨斯思想或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期对人口与社会贫困、国力强盛等诸多问题联系的关切，且带有强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特征，比如将马尔萨斯人口学与优生学关联起来，这一点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关注点。尽管林骙也提到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1852-1941）所写的《马尔萨斯及其工作》（Malthus and His Work，1885），但他并没有像博纳那样关注马尔萨斯的道德和政治哲学。而这种忽视，或许一直持续到当下的汉语学界。

1933年，马尔萨斯第一版《人口原理》由郭大力翻译，世界书局发行。此版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此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已经激起了大讨论。在此大讨论的背景下，马尔萨斯第二版《人口原理》（子箕、南宇、惟贤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政治经济学定义》（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论谷物法的影响 地租的性质与发展》（何宁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等被翻译过来，作为庸俗经济学家的思想加以批判。1980年以后，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学术研究逐渐摆脱刻板印象，“部分肯定”其合理的要素。1992年，初版《人口原理》的另一个中译本（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出版，译者在序言中将马尔萨斯这一文本作为人口学的典籍，以说明其意义之重要。

2000年以来，《人口原理》（多为1798年初版的译本，也有一些编译本）出现了不下于十种的译本，虽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本数量之多，但如此多的中译本至少说明马尔萨斯与其《人口原理》已过去二百多年，却仍有阅读的必要性。然如上文所言，马尔萨斯在中国大抵是作为人口学的重要学者，或稍微宽泛一点，作为一名政治经济学家，其道德和政治哲学层面的观点很少获得关注，其思想中的基督教色彩则更少提及。各个国家对马尔萨斯思想的接受势必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对于那些土地资源丰富的地区，或许他们会像马尔萨斯的论争对手葛德文或孔多塞一样，认为人口增长极限是遥远的未来之事；而对于宗教意识浓厚的国家，马尔萨斯的神学思想则极具吸引力……这些不同的接受史自然也就打造出了光怪陆离的马尔萨斯形象。

理解马尔萨斯的几条路径

熊彼特评论马尔萨斯时写道：“马克思对他嬉笑怒骂。凯恩斯对他赞扬备至。很容易看出，辱骂和颂扬都是出于偏见。”“出于偏见”是公正之言。熊彼特对马尔萨斯的点评很短，远远少于对李嘉图的分析。恰是这些短小的评论，常常被引用来说明马尔萨斯在经济分析史上的独特创见。熊彼特认为马尔萨斯对经济分析的贡献除了人口论外，另外三点是货币分析、储蓄与投资理论、供给与需求经济体系。他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视为《国富论》理论两种不同形式的翻版：“李嘉图用劳动量的价值理论去改铸《国富论》的学说，而马尔萨斯则用亚当·斯密实际上所使用的价值理论，即供给与需求理论去改铸它。”（《经济分析史》第二卷，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158-161页）最后一句评论道出了部分真理，却不足以令后辈完全信服。作为经济学家——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十九世纪英国社会批评家（譬如约翰·罗斯金）的笔下，这一称呼往往是贬义的——马尔萨斯在后来者的经济、社会乃至生物学思考中是无法绕开的，其观点经过各种改装，在不同学科领域生出不同的学说，其对后世的影响褒贬不一，常常是贬胜于褒。熊彼特有一句评论非常公允：“一个人的著作激动了人们的心灵，以致引起如此带有感情色彩的评价，这个人实际上就不是庸碌之辈。”（《经济分析史》第二卷，160页）

马尔萨斯绝非“庸碌之辈”，在其有生之年和死后，无论是英国国内还是国外，受其启发者无数，研究讨论者无数，为其作传者众多。值得一提的是，十九世纪的英国作者——无论是马尔萨斯教会内部的追随者，还是教会外的批评者或研究者，大体上会关注其牧师身份及其宗教思想与政治经济学的联系，也会提及他的道德和政治哲学。詹姆斯·博纳曾专门写过一篇六十页的小册子《牧师马尔萨斯》（Parson Malthus，1881），上文提到的《马尔萨斯及其工作》则比较全面地考察了马尔萨斯的经济、政治和道德思想。博纳将马尔萨斯对人性激情的分析、目的论的神学思想与仁爱、效用等概念结合起来，指出其既不完全赞同边沁的功利主义，也非威廉·佩利神学中功利主义观点的翻版。博纳认为，“马尔萨斯既想要最多的人，也想要最大的幸福，事实上，由于他的自然神学观，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众多个人中每个人的一点幸福，而不是几个人的巨大幸福。”（Malthus and His Work, Routledge, 2013，p.333）博纳对马尔萨斯道德哲学的讨论篇幅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在唐纳德·温奇看来，博纳的分析现在仍然“值得参考”。

不过，马尔萨斯的道德、政治哲学以及神学观后来基本被忽略不提。即便像熊彼特这样雄心勃勃的思想大家，以及马克·布劳格颇为流行的教材《经济思想的回顾》，都不曾提及这些内容。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A.M.C.沃特曼（1931-，牧师，经济学家）的专著《革命、经济学和宗教：基督教政治经济学（1798-1833）》（A. M. C. Waterman, Revolution, Economics and Religion: Christian Political Economy, 1798-183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才将马尔萨斯及其基督教追随者们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宗教与经济的关联，自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来一直是二十世纪的一个焦点，但当人们说起马尔萨斯时，却常常忘了他也是一位牧师，宗教也影响了他的政治经济学。

沃特曼在其马尔萨斯研究综述《重新评价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933-97）》（Reappraisal of “Malthus the Economist,” 1933-97,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0:2, 1998, pp.293-334）一文中不仅梳理了马尔萨斯研究的主要论著和观点，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理解马尔萨斯经济思想的两种路径：思想史和经济分析史。其时，沃特曼针对的是温奇《富与穷：英国政治经济学（1750-1834）》（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和萨缪尔·霍兰德的巨著《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omas Robert Malthus,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1997）两种经济思想的研究方法：前者以叙事形式呈现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及其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形成及影响，将马尔萨斯与葛德文、骚塞等浪漫派、马尔萨斯的基督教追随者们以及李嘉图地租理论等的观点异同一一剖析，让读者感受到马尔萨斯与对手、信徒、论敌、朋友等的争论以及因时因地地修正观点，感受马尔萨斯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国际环境；后者根据当代经济理论（如价值、分配、就业、货币、增长与发展、供给与需求、贸易政策、社会福利等）分析马尔萨斯的经济主张。两种解释各有所长，前者还原历史真实，后者建构理论模型。沃特曼指出，重估“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工作始于1960年代，在1980年代快速发展，温奇和霍兰德在相关却不同的领域中的两部重要著作成为马尔萨斯研究的经典。然而，他并不偏好任何一种解释方式，认为这两种解释方式就像伦敦地图和伦敦地铁线路图，又好比左眼（思想史）和右眼（经济分析史），“双眼不聚焦允许我们看待双眼平视之外的维度，却在难看的眯眼中散光分岔”，霍兰德的“示意图”融入到温奇的“地图”是一个艰巨的挑战。（Reappraisal of “Malthus the Economist,” 1933-97, p.325）

对沃特曼的评论，温奇的回应是思想史的领域更宽泛，能够更好地理解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也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作家们的观点及其来源和写作背景，比如，“马尔萨斯写作时不可能将人口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区分开来”。（Donald Winch, The Reappraisal of Malthus: A Comment,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0:2, 1998, p.358）尽管此前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讨论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学说，比如价值、地租等，但马尔萨斯写作时不会跳出他的时代去论述现代经济学的价值、地租、货币等学说。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虽然马尔萨斯常被视为斯密的后继者和对话者，然而在财富增长等问题上，他给出的答案却是“前斯密式的”（参见《富与穷》《新奇之光》篇的第四节）。这种“前斯密式的”答案或源于斯密缄口不提的詹姆斯·斯图亚特（Sir James Steuart, 1712-1780）——常被称为“最后的重商主义者”，或受益于法国“经济学家”（以重农学派为主）。对马尔萨斯经济思想的这种解释实际上给“经济分析史”造成了一些困扰：他的“增长理论”究竟该作何理解？在《谷物法》问题上，马尔萨斯主张管制，这就很难将其归为“自由放任”政策的鼓吹者。地租理论是理解马尔萨斯思想的另一个难题。温奇认为，“马尔萨斯将地租形式的土地产品盈余描绘为上帝的礼物，这一描述巧妙地结合了政治经济学学说与自然神学，体现了他对后斯密时代这门科学所作贡献的精神主旨。”（《富与穷》《上帝的礼物》篇）如果仅从现代经济学的地租理论分析，对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分歧的解释是否会遗漏一些原因？温奇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旨在探索马尔萨斯观点的真实意义，追求历史的真相。

沃特曼认为思想史和经济分析史两种解释方式各有所长，最好能够融合。然而，他对马尔萨斯基督教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却带有强烈的思想史色彩。在《革命、经济学和宗教：基督教政治经济学（1798-1833）》一书中，沃特曼认为，马尔萨斯1798年《人口原理》的主要议题是，稀缺在人类事务中主导地位，以新的且威胁性的方式呈现了神学上“恶的问题”。他探索了《人口原理》的经济学和神学在三十五年间被修正、被精炼的历史：首先是威廉·佩利、约翰·伯德·萨姆纳和马尔萨斯本人，随后是爱德华·柯普勒斯通、理查德·惠特利、托马斯·查默斯，其结果是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神学的意识形态联合，即“基督教政治经济学”，这与十九世纪初期新的“自由-保守主义”意气相投，成为极端托利党的旧制度辩护和“激进的”既有制度批判之间的中间立场。

沃特曼考察了十九世纪末马尔萨斯与葛德文争论的双方用语，尤其考察了前者在初版《人口原理》中的词汇表，如大写的“自然（Nature）”、上帝、自然法（奇迹、部分的恶）、人性（心灵、肉体嗜欲、自爱、仁爱）等要素之间的关联，以及后者在《政治正义论》中论述的“社会的恶（social evil）”，如财产的不平等、政治社会、财富、贫穷、压迫、奢侈、阶级斗争、犯罪、婚姻、市场经济等要素之间的关联（参见Revolution, Economics and Religion: Christian Political Economy, 1798-1833, p.29, p.73），以此分析马尔萨斯与葛德文对话中的分歧与共同之处。沃特曼双方在相似的人性论框架中因神学歧见而对人类前景不同设想的分析，反映了波考克的“政治话语史”对沃特曼的影响。沃特曼对初版《人口原理》神义论和基督教阐释者观点的剖析则将其置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英国宗教派别争斗的复杂语境之中，并将稀缺、贫穷等政治经济学要素与神学中的“邪恶（evil）”联系起来，分析马尔萨斯及其教会后继者的基督教政治经济学的论断及其影响。可以说，沃特曼对基督教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弥补了英国思想史拼图中的一块缺漏，尽管仍然是“思想史”的路径，却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

实际上，经济分析史和思想史方法抑或基督教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视角看到的马尔萨斯形象虽有共同之处，不同之处也相当明显。这些不同的视角造就了马尔萨斯学说的不同面向，它们的是非曲直、或真或幻塑造了马尔萨斯肖像的明暗棱角，形成了不同的思想遗产：包括环境经济学、功利主义伦理学、医学伦理、人口健康、家庭经济等在内的诸多领域，都游荡着马尔萨斯的幽灵。

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其《人口原理》时有其自身的关切：不同于其前辈斯密分析“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他面临的问题是“贫穷的性质和原因”，人口是其探索的主题之一。马尔萨斯随后的欧陆游历、对当时东方游记的阅读等成为五年后扩充的第二版的信息来源——尽管他依赖的东方游记并非完全可靠的信息，比如他对中国人口抑制方法的介绍，其史料源于十八世纪上半叶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乔治·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和耶稣会士的报道等，但这些不太准确的信息并不妨碍他对人类前景与资源配置以及人口抑制方法的解释，也不妨碍他将这些因素融入到宗教和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中提出他那极具争议的几条“原理”。如今，人们已不再纠缠于马尔萨斯的史料是否准确，却仍然持续关注马尔萨斯论述的稀缺、贫穷、环境等主题。1998年前后，世界各地似乎以不同的方式纪念或反思马尔萨斯的学说，对地球未来人口增长速度和粮食能源安全、环境变化的预测警醒着人们重新思考马尔萨斯的命题。随着第六十亿、第七十亿、第八十亿地球人的诞生，这些问题一次次凸显出来。

长久以来，夸张的、漫画式的马尔萨斯形象在这个世界上徘徊，或被咒骂或被吹捧。英国当代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肯尼斯·宾默尔（Kenneth Binmore，1940-）评论马尔萨斯式经济学的对错时说，“任何一个被反复埋葬的人都不可能彻底死去”。马尔萨斯就是这样一位“被反复埋葬都不可能彻底死去”的哲学家。现在读马尔萨斯，并不是只读他那几条枯涩的原理，理解其背后的社会问题恐怕更有意义。温奇等学者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马尔萨斯，让读者从他真正说出的观点中感受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然后，至少能够中肯地评判其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这种纠偏的做法被温奇自己打趣成“拉弓”：发现一张弓在一个方向弯折得太多，为了变直就不得不向相反的方向拉弓。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至少为现在重读马尔萨斯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引导人们反思当下经济体系中的人口及关联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