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恢复”文化：当减肥针瞄准产后女性

近年来，以司美格鲁肽为首的减肥针逐渐兴起，而在众多对减肥针好奇的群体中，产后女性对于快速改变身材的渴望尤为明显。产后的女性常会面临身材焦虑，许多人表示自己渴望尽快恢复到怀孕前的身材。而近年来越发流行的胰高血糖素样肽-1（下称GLP-1）药物，似乎能够加快整个瘦身过程。

当地时间2025年3月27日，科索沃普里什蒂纳，一名顾客在药店购买药品。在科索沃作为快速减肥解决方案受到青睐，导致需求激增和价格飙升。视觉中国 图

文章《“迅速恢复孕前身材的压力巨大”：被迫求助减重针的母亲们》记录了一名来自威尔士的年轻母亲，她向《卫报》表示，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些药，广告也到处都是。在怀孕之前，她对自己的身材并不满意，一直在反复节食。尽管在怀孕期间，这种焦虑有所减轻，但在孩子出生后，身材管理再次成为她的烦恼。在莉迪亚的产前课程群中，有六位新手妈妈，其中三位放弃了母乳喂养，转而采取极端节食或注射减肥针。这两种做法在哺乳期都被明确不建议，因为它们会影响乳汁的质量和分泌量。

莉迪亚则决心坚持母乳喂养，她的孩子出生时非常虚弱，被送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莉迪亚回忆道，自己当时竭尽全力去照顾好孩子，无暇顾及自己的身材。但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体重并未随着哺乳而下降，反而开始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减肥针广告，打开她的社交媒体，用户们要么在讨论这类药物，要么正在使用减肥针；大量的私人诊所也针对产后女性，铺设大量精准投放的广告。

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暗示：她不该再“超重”了。而像许多女性一样，她也开始倾听这种声音。莉迪亚承认，她知道怀孕和生产对于身体的影响，但一想到自己在婚礼上不是苗条的样子，心里感觉就像死了一样。

这种对女性身材的审视一直存在。作者罗丝·斯托克写道，她至今仍记得，主持人克里斯·埃文斯在电视节目上让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在生下长子六个月后现场称体重，以证明她已经瘦回产前的状态。

尽管在过去几年，也出现了倡导人们关注身体功能和健康，而非生理外观的“身体自爱”运动，但随着减肥针市场的迅速增长（据估计，英国已有约150万人开始使用这类药物），人们的观念又发生了转变。减肥似乎变得触手可及，只需注射即可。

心理健康基金会（Mental Health Foundation）2019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多达40%的女性在产后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伦敦激素诊所（London Hormone Clinic）创始人、女性激素专家简·托莱达诺医生表示，她在自己的诊所里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女性激素剧烈波动的阶段。你的身体在不断变化，情绪也起伏不定……你还要承担照顾婴儿和幼儿的责任。各种身份认同与身体焦虑交织在一起，而社会也给你巨大的压力，要求你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在这种环境下，有人为了尽快减重而选择停止哺乳，虽然令人担忧，但并不令人意外。

“母乳喂养网络”是为哺乳期女性使用药物、接受治疗或医疗操作的安全性提供咨询的服务机构。机构主管阿曼达·达科斯塔表示，从2024年夏天到2025年夏天，哺乳期母亲关于减肥的咨询数量上升了145%。她表示：“其中，关于减肥针的问题是最主要的咨询原因。像 Mounjaro、Ozempic 和 Wegovy 这样的 GLP-1 类药物，不建议在哺乳期使用。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研究和数据，以确定这些药物是否会进入母乳，或是否会对哺乳中的婴儿产生任何影响。”

托莱达诺医生则强调：虽然研究并不多，但有一些结果显示，它们可能会对婴儿的生长产生影响——因此，在哺乳期避免使用 GLP-1 类药物至关重要。这些药物还可能带来潜在的长期后果：包括影响婴儿正常食欲调节机制和肠道激素通路的发育。

令人担心的是，减肥针的市场发展极为迅速，许多父母可以轻松地在网上获取这些药物。尽管网络服务机构要求所有处方医生在开药前必须询问患者是否正在哺乳，但患者可以选择隐瞒，从而躲避核实。另外，网上医生甚至没有见过患者的真实模样，根本无从判断患者的健康状况是否适合用药。

托莱达诺医生提醒，使用减肥针快速减重还有许多潜在的副作用：例如出现精力下降，导致产后抑郁概率增大；由于快速减重导致月经停止，而对于产后女性，月经恢复通常标志着生育能力的恢复，因此她建议服用这些药物的女性，如果不想怀孕，应格外注意避孕。

作为一名因为使用药物减重，而停止哺乳的母亲，作者罗丝表示自己当时的决定过于草率，她也饱受药物副作用的困扰。但女性在产后早期往往是如此脆弱和不安，以至于被“轻松减重”的承诺轻易吸引。产后女性需要在这些方面得到更多关怀和支持，避免在缺少了解的情况下，仓促使用药物。

女性常常不得不在两个社会期望之间做选择：迅速恢复身材和坚持母乳喂养。在BBC的文章《迅速恢复文化：为什么人们期待妈妈们“迅速恢复身材”？》中，一位母亲提到：我们文化中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们评判女性产后的状态，不是看她们的感受，而是看她们的外表。一位母亲可能看起来没问题——但她仍可能每天都在应对分娩带来的伤害，包括尿失禁、腹直肌分离和盆腔器官脱垂等。

即便没有出现特定的孕期损伤或分娩损伤，怀孕、分娩和产后期间剧烈的生理变化——从让身体储存脂肪的激素变化，到对子宫和盆底的压力，再到母体营养被转移去供给胎儿或哺乳婴儿——都意味着，身体需要时间来恢复与愈合。但妈妈们意识到，“迅速恢复”的风气影响着她们的心理与情绪，甚至会打乱她们的休养恢复，而她们难以摆脱这种文化。

澳大利亚悉尼的母职研究社会学家、播客节目《足够好的母亲》主持人索菲·布罗克指出，所谓“迅速恢复文化”源自我们对现代母职的整体想象。她表示：母亲受到的社会规训和期待，是非母亲所不必承受的。“迅速恢复”的文化压力正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社会期待母亲们既要抹去所有曾经生育的身体痕迹，又要全身心奉献给孩子——同时还要满足成为“完美母亲／妻子／职场人”等种种相互冲突的要求。她补充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被迫追求彼此矛盾的理想，注定永远都‘不够好’。”

布罗克补充道：即便个人不想“买账”这种迅速恢复文化，也很难完全不受影响。她将这种无处不在的讯息比作生活在一个母职“鱼缸”中。她强调：“我们无法‘跳出来’，也无法让自己完全免受其影响，文化通过我们的家庭、关系、职业、机构、所接触的媒体等途径发挥作用。因此，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能建立、发展，拥有对这些讯息的‘免疫力’。”

尽管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警告哺乳期女性不要使用GLP-1药物——既是为了宝宝，也为了母亲自身的安全。但当这些药物如此轻易可得，而社会又对母亲施加巨大的“迅速恢复”压力时，这种警告的作用将变得十分有限。

纪念阿伦特：重建喜悦与团结的公共生活

在《人的境况》中，汉娜·阿伦特曾描绘“行动”（action）所能带来的公共性的喜悦（joy）。这种喜悦并非单纯的情绪波动，而是一种源自主体间性、由人与人之间自由交往和共同行动所激发的积极情感体验。在充满信息噪音与精神孤立的喧嚣时代，美国巴德学院汉娜·阿伦特政治与人文学中心于10月16日至17日举办了主题为“喜悦：在黑暗时代依旧爱这个世界”（Joy: Loving the World in Dark Times）的年度研讨会，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诞辰119周年。

纪念研讨会海报

该中心主任、巴德学院政治哲学教授Roger Berkowitz 在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 On Joy: Loving the World in Dark Times 的演讲。他指出，喜悦并非逃避现实的麻醉剂，也不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在黑暗时代依旧选择爱这个世界的力量。这种力量要求我们在政治与社会深度分裂的情境中，借助行动与团结重建公共世界，使人们重新感受到归属与尊严。

Berkowitz 将“喜悦”提升为一种兼具政治与存在论意义的姿态。他首先区分了joy与happiness之间的差异——幸福往往来自功利性目标的达成，快乐是感官的即时满足，而喜悦是一种更深层、更具颠覆性的情感力量，常伴随不安、震动与对世界的重新肯定。它不是终点的奖赏，而是促使人们“再次开始”的冲动，是一种对世界的信念与爱。

在哲学谱系中，Berkowitz 回顾了奥古斯丁、斯宾诺莎、尼采等思想家的“喜悦”观：奥古斯丁的喜悦超越尘世，指向神圣；斯宾诺莎的喜悦是力量的提升与对世界的肯定；尼采的“the great joy”（die große Freude）则是对命运的热爱，即便包含痛苦也要全然拥抱。

然而，阿伦特将喜悦安放在更具公共性与政治性的场域——它不是孤独的沉思或自我狂喜，而是在与他人共建世界的过程中生成的，是一种世俗的、共享的、政治的情感体验。阿伦特的喜悦中保留了冲突与不可调和的空间，这意味着对世界的爱并不排除拒绝与否定：有些事必须说“不”，以捍卫一个值得爱与共享的世界。

由此，Berkowitz 引出了阿伦特思想中“喜悦”与“团结”（solidarity）的内在关联（见他发布在Medium的文章Solidarity and Joy）。团结不同于怜悯（pity）：怜悯带有俯视与道德虚荣，容易产生对虚伪的愤怒；团结则是平等地与他人并肩而立，承认每个人的尊严与伟大。团结是一种政治判断，能够在一个破碎但尚可修复的世界中维系公共生活。喜悦与团结是同一政治姿态的两面：一方面，喜悦创造对世界的肯定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团结在面对不可调和的邪恶时作出否定性判断，以捍卫世界的可居性与可爱性。

Berkowitz 结合美国历史与当下政治危机指出，在孤立、无望与无力感蔓延的时代，重建民主与公共生活需要制度性创新，让疏离的公民重新感到自己属于世界。他借鉴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在暴力与衰败中孕育新型公民组织的经验，强调今天同样需要释放公民创造力，打破官僚主义的束缚，培育既能保持卓越、又能维护平等尊严的公共机构。这种更新不是为了回到过去的状态，而是为了在多元与分裂之中创造新的归属与共同体。

在他看来，面对民粹主义、官僚化和政治的权力化倾向，单纯的政策修补或权力对抗不足以维系民主。阿伦特的替代路径是通过多元的自治机构、联邦主义和地方公共行动来扩展政治空间，让公民在行动中体验意义、勇气与参与感。这种政治并不依赖封闭的“强神”式共同体，而是在开放社会中通过行动与对话实现超越性的公共生活。喜悦在其中是对世界的爱的精神动力；团结则是喜悦之爱的政治形式，使人们在不完美的世界中依然能够共同生活。

在1955年8月6日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信中，阿伦特写道：“我开始得太迟了——事实上只是近几年，才真正去爱这个世界……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我想把我的政治理论著作命名为《爱这个世界》（Amor Mundi）。”

在黑暗时代依旧爱这个世界，这不仅是阿伦特的精神遗产，也是当代政治生活的迫切呼唤。喜悦与团结，既是抵抗精神贫瘠的力量，也是重建公共生活的路径；它们提醒我们，即便世界破碎，我们仍可以选择开始，并且一起开始。

巴德学院汉娜·阿伦特政治与人文学中心所在的麦卡锡楼，曾是阿伦特好友玛丽·麦卡锡的住所。

巴德学院汉娜·阿伦特政治与人文学中心（The Hannah Arendt Center for Politics and Humanities at Bard College）是以阿伦特思想为核心、致力于研究与公共讨论的学术机构。中心位于校园北端的麦卡锡楼（McCarthy House），此地曾是著名小说家与评论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住所——她在1946至1947年及1986至1989年间任教于巴德学院。玛丽·麦卡锡与阿伦特是多年的挚友，并自1976年起担任阿伦特的文学遗嘱执行人直至去世。如今，楼内会议室陈列着阿伦特在纽约最后寓所中使用的书桌。1975 年汉娜·阿伦特去世后，她的私人藏书由巴德学院收藏并开放为“汉娜·阿伦特图书馆”，成为连接她思想遗产与当代学术对话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