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拉纳克》是苏格兰作家阿拉斯代尔·格雷（Alasdair Gray，1934—2019）于1981年创作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被誉为现代苏格兰文学的经典之作。这本书结合了奇幻、社会批判和自传元素，通过四个相互关联的叙事部分，以荒诞尖刻的讽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性的深层困境与社会自我毁灭的厄运。2023年根据格雷的另一部作品《可怜的东西》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其融合了现实主义、科幻与奇幻元素的标志性风格再次引起人们对格雷的关注。本文摘自《拉纳克：四卷书里的一生》（唐江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明室Lucida2025年4月版）的补记：《拉纳克》是怎样写成的。经明室Lucida授权刊发。标题为编者所加。

《拉纳克：四卷书里的一生》，[英] 阿拉斯代尔·格雷著，唐江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明室Lucida2025年4月版

再次问好。卡农盖特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拉纳克》时，我四十五岁，还以为这本书会在我身故后变成名作。一名伦敦出版商告诉我，《拉纳克》或许会在美国风靡一时，在英国则不会那么热门。可是自从1981年起，它在英国一直稳定再版，经常有人问我以下问题。

问：你的背景是怎样的？

答：如果背景指的是环境，那我在二十五岁之前，一直在格拉斯哥东部的里德里生活，那是个旧貌得以完好保存的街区，有着石砌立面的市政廉租公寓和双拼别墅。我们的邻居们是护士、邮递员、印刷工人和烟草商，所以我有点自命不凡。我想当然地以为，拥有并统治英国的，主要是里德里人——像我爸这样，认识格拉斯哥的镇公所副书记官（他也住在里德里）和其他貌似显要人物，但并不比我爸更显要的人。如果背景指的是家庭，那就是辛勤工作、博览群书、滴酒不沾。我姥爷是英格兰人，他是北安普顿的鞋匠工头，因为组织工会运动，遭到南方雇主们的抵制，于是来到了北方。我爷爷是苏格兰人，是工厂里的铁匠、公理会的长老。我爸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让他变成了一名持不可知论的社会主义者。他因为腹部受伤，领到了一小笔政府补偿金，他在一家工厂里操作纸箱切割机，这家工厂熬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商业萧条期。1931年，他娶埃米·弗莱明为妻，她是格拉斯哥一家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她是一名出色的家庭主妇，也是个能干的母亲，她喜欢音乐，在格拉斯哥俄耳甫斯合唱团唱过歌。我爸有徒步旅行和爬山的爱好，他为大不列颠野营俱乐部和苏格兰青年旅社协会做过志愿性的秘书工作。我妈在结婚之后，享受生活的方式更少一些，如今我意识到，她想从生活中得到更多，但她很少抱怨什么。所以他们是一对典型的夫妻。我有个妹妹，我一直欺负她，跟她打架，直到我们分开生活为止。后来她变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问：你的童年是怎样的？

答：除了哮喘和湿疹发作时，大部分时间并不觉得痛苦，只是经常感到无聊。父母对我最大的期望就是让我读大学。他们想让我找份专业性强的工作，你看，因为专业人士不容易在萧条期失去收入。要进大学，我就得通过拉丁语和数学考试，我痛恨这两门课程。所以，我的一半校园生活都是在一些像锯屑般索然无味的活动中度过的。当然，还有家庭作业。父亲带我去骑自行车和爬山，想帮我缓解学习之苦，但我不喜欢在他的控制下娱乐自己，我更喜欢沉浸在漫画、电影、书籍这些脱离现实的世界—最重要的还是书籍。里德里有一家很不错的图书馆。我本能地喜爱各种脱离现实的垃圾读物，不过等我读遍馆里所有的垃圾读物之后，就只剩下佳作了：神话和传说、游记、传记和历史。我认为，藏书丰富的公共图书馆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巅峰。像里德里这样十分沉闷无趣的地方有一家这样的图书馆，证明这个世界本质上还是井然有序的。我发现，我讲的都是十一岁之后、二战之后的生活。二战期间，1939年，我被疏散到奥赫特拉德的一家农场（我把这段经历用在了先知的开场白里）、拉纳克郡的矿业城镇斯通豪斯（我把它写进了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1982，贾妮娜》里），还有约克郡的韦瑟比。在我父母的全力支持下，我的生活并非处于苏格兰教育系统的全面掌控之下，因此一点也不枯燥。

问：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你是一名画家的？

答：我当初并未意识到。像所有获准用各种材料绘画的小孩一样，我也获得了这样的许可，没有人叫我停手。在学校里，我甚至还受到了鼓励。我的父母（像那时候的许多父母一样）希望他们的孩子能有一项可以示人的本领——会唱歌或念诗，在家庭聚会时可以露上一手。我背的诗是A.A.米尔恩的蹩脚作品。我发现我能写出同样好的诗，甚至是更好的诗，因为它们毕竟是我写的。我父亲替我把它们打印了出来，还打印了我写的孩子气的小故事，我把它们投递给了儿童杂志和儿童广播电台举办的比赛。十一岁时，在苏格兰BBC电台的《儿童时刻》节目里，有四分钟时间是我朗读自己的作文。不过八九岁时，我就觉得，有朝一日我会写出印在书里的那种故事。这让我感到欣喜若狂。

问：你小时候都画些什么？

答：宇宙飞船、怪兽、幻想星球和国度的地图、浪漫而刺激的冒险故事里的背景环境，我和妹妹一起步行上学时，我把它们讲给妹妹听。在七岁到十一岁之间的那关键的几年里，她是我第一位可以信任的听众。如果你读过《拉纳克》，你会发现，第一卷——索的故事的前一半——里有不少内容是以我的童年为蓝本的。书里看不出我的爸妈、妹妹给了我多少帮助和支持。我把这视为理所当然的平常事，因为他们也是这样。当我把童年的这些素材写进这本长篇小说时，我回忆起的是我们的争吵——它们比我习以为常的支持更有戏剧性。

问：你是何时，由于何种原因，想要把你的生活编成故事的？

答：无疑，每个人都想当主角，对吧？我能肯定，所有的孩子都想，也许是在他们不再是小宝宝，发现他们对世界影响甚微，只有他们幻想拥有的力量是例外的时候。书里有我能用白日梦来掌控的世界。我父母卧室里的书橱上，中间那一层有萧伯纳和亨利克·易卜生的全部戏剧作品，旁边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麦考利的散文、汤姆·约翰逊的《苏格兰工人阶级史》和《我们的贵族家庭》、思想家文库中的一本名为《人类从不信教中得到的好处》的著作，一本名为《昂起你的头》的无神论者文选，一本蓝灰色硬皮大书，书脊上印着烫金书名《生命的奇迹》。这本书里有《生命的开端》《进化意味着什么》《消逝的生命》《钟表嘀嗒作响时的进化》《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人的族谱》《人类种族》《工作中的人形机器》《历代心理学》《生命隐秘的发现者们》这一类的文章。476页（不计目录）中有一半篇幅是黑白照片和图表。中间的书架上还有萧伯纳的《易卜生主义的精髓》和《黑女求神记》，我相信后者是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成人故事，不过我记不清了。我记得十五六岁时，第一次读到它，既开心又激动，但几年后，父亲告诉我，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把它读给我听过——也许是我四岁的时候。这个故事通过一个黑人姑娘在非洲荒野里的探寻，用进化论的观念展现了人类的信仰。一名英国传教士使她皈依了基督教，她启程出发，去寻找上帝，毫不怀疑自己能在人间找到他，她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了摩西、约伯和以赛亚的上帝，然后遇到了《传道书》上的传道士、耶稣、穆罕默德、基督教教派的创始人们、信奉科学的理性主义者组成的远征队、怀疑论者伏尔泰和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后者教导她，不应该寻找上帝，而应该为上帝效力，方法就是尽可能明智、无私、尽心尽力地耕种好由我们负责的一小块世界。

这个故事的寓意达到了人类智慧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但我那时还领会不了。父亲告诉我，我老是问：“下一个上帝会是真上帝吗，爸爸？”毫无疑问，我希望黑人姑娘最终能够遇到像我父亲这样的创世神：当然，他更高大，但同样能体会到我的重要性。我很高兴，父亲没有教我去相信这样的事，因为那样一来，我还得把这种想法从脑海中排除出去。不过我与这本书的初次邂逅，是被我遗忘或压抑了的一段史前史，但我后来又找回了它。它是一本装帧精美的书，有着清新的黑色木刻版画装饰的封面，扉页和正文的字体不免令人想起埃里克·吉尔。就像正文的内容一样，它的装帧将世俗气息与异国情调令人信服地融合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在里德里的卧室书橱中间那层书架上的全部书籍。上面那层书架塞满了左翼图书俱乐部的橘红色书脊，其中五分之四是列宁选集的英译本：密密麻麻的文字，完全没有插图或对话。底下那层书架刚好塞满了《哈姆斯沃思百科全书》，因为这个书橱是出版商搭配着这套百科全书出售的，最初刊登这一广告的《每日纪事报》正是这家出版商名下的报纸。这套百科全书里有很多图片，大部分是灰色的黑白照片，但每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区域，前面都画着复杂的线条画，（比如说）人群簇拥着王位上的人物，这一景象代表古代史（Ancient History），它的周围依次排列着建筑（Architecture）、一架天文望远镜（Astronomical telescope）、澳大利亚（Australia）和探险家阿蒙森（Amundsen）身处南极洲（Antarctic）的略图，还有一只犰狳（Armadillo）和一只土豚（Aardvark）在一个废弃的锚（Anchor）周围翻土。我推断出，这些书里有对现在存在和过去存在过的万物，以及每个重要人物生平的解说。“EN—CY—CLO—PAED—I—A”（百科全书）这个词的六个音节，似乎将这些囊括整个宇宙的褐色大部头囊括在内，所以说出这个词会给我一种大权在握的感觉，父母听到之后的欣慰反应，也确认了我的这种感觉。不过各国国旗和纹章的四色彩图，给我带来了美感层面的纯粹愉悦。令我着迷的是那些线条明快的矩形和菱形用蓝、红、黄、绿、黑、白这些色彩，组成了各种既鲜艳又难得一见的图案，只有圣诞节装饰品才能与之相比。

健康的儿童通过一起做游戏锻炼他们的想象力。我不算健康。我的想象力主要靠独自幻想来锻炼，这些幻想是由电影、图画和书本滋养出来的。有时，我从中感受到人生可以煊赫不凡，激起这一感受的通常是书中的性爱情节，并且往往并非最精彩的部分。我从《一九八四》的这段情节里体会到了这种感受：温斯顿在真理部的一条走廊里扶住了令他反感的一个姑娘，没有让她跌倒，事后发现，她塞给他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爱你”；还有大卫·科波菲尔鼓起勇气向阿格尼丝求婚那段，后者告诉他，她一直爱着他。还有《培尔·金特》里，培尔·金特的母亲奥丝和未婚妻索尔薇格敲响教堂的钟，从伟大的勃格那儿救出了他，那股像雾一样巨大的包裹之力消融开来，说：“对我们来说，他太强大了——他有女人撑腰。”我也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高潮部分体会到了这种感受：斯蒂芬·代达勒斯看到赤着腿的年轻姑娘在沙滩上漫步时，她接受了他崇拜的目光，他由衷地说了句“神圣的上帝啊！”，然后转身向着夕阳走去，知道自己会成为一名艺术家，那是最伟大的一类司祭。还有在乔伊斯·凯里的《马嘴》里，格利·吉姆森在他的壁画被毁时身负重伤，笑着死在了救护车里，因为他知道，他直到最后都在绘制他最好的作品。乔伊斯·凯里的小说把我引向了威廉·布莱克，因为格利·吉姆森老是引用他的话。格拉斯哥的米切尔图书馆有摹本和原作——布莱克的诗、画、散文，从前和现在都让我感到真实、美丽、美好。他的裸体人像透着轻快的自由，给人的感觉就像得到了解放一般。奥布里·比亚兹莱笔下那些服饰精美、略微反常的人物形象也是如此。如果说，这些听起来太高端，那么色彩鲜艳的美国漫画也让我兴奋不已，它们最早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传入英国的，那时我才十三四岁。它们描绘出的神奇女侠、丛林女孩希娜和其他女性，身材和脸蛋就像当时充满魅力的电影明星，只是穿的衣服更少，因为美国的道德规范禁止它们表现正常的性行为，于是她们的冒险经历往往会让她们遭到俘虏和捆绑。这样的幻想补偿了我本人在性爱方面的胆怯。

问：关于你喜爱的虚构作品的一连串信息表明，你对周围的生活严重缺乏兴趣。

答：不是缺乏兴趣，而是缺乏期待。倘若我暗示出，我没有朋友，那么是我误导了你。我有几个朋友，尤其是其中的一位，我把他写成了这部小说里的库尔特。我们常常漫无目的地散步，有时一起骑自行车。但我不能参加他喜欢的体育运动（跑步、看球赛），也不能夜里去丹尼斯顿舞厅。他讲述的社交奇遇就像我从书里看到的故事一样令我着迷。除了私下交谈、在学校文学与辩论社团长篇大论地演说——阿道夫·希特勒的那种本领——我没有什么社交技巧。我想要参与其中，想要在别人的生活里做一个振奋人心、受人欢迎的人——尤其是在那些吸引我的姑娘们的生活里。这样的事似乎毫无可能，直到1952年，我去格拉斯哥美术学校就读为止，那时，我母亲在几个月前去世了。我把我记得的当时的情况写进了《拉纳克》。记忆是一个编辑的过程，难免会对某些情节予以夸大，对另一些情节予以限制，以更规整的顺序安排事件，但没有人会觉得，那就是他们记忆的原貌。我也不会。

问：《拉纳克》的自传成分有多大？

答：第一卷，索那部分的前一半内容，跟我在十七岁半之前的生活很相似，只不过要悲惨得多，就像我刚才解释过的那样。还有，大约在1941到1944年间，我爸经营的那家供兵工厂工人住宿的安置所，是在约克郡的韦瑟比。我把它挪到苏格兰的西部高地，以保留几分民族一致性，同时约略提及苏格兰加尔文主义的往昔，不过那位独立教会的牧师纯属杜撰。我从未遇到过那样的人。索那部分的后一半内容，真实记录了我在美术学校结交的朋友们，还有我跟教员们的一些交往，因为我在学校时，记录下了好几个笔记本的生活细节，准备写进我的《格拉斯哥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不过与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肖像不同，我打算让我笔下的艺术家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

问：为什么？

答：在20世纪50年代的苏格兰，年轻艺术家无法靠绘制画布作品或壁画谋生。几乎所有的美术生都成了教师，除了少数进入工业、广告业或做了家庭主妇的人。我想，我只能靠某种诸如此类的妥协才能活下去，但我不想让索这样做。所以我把他塑造得比我更顽强、更坚定。他没法吸引女性，还有他在性爱上遭遇的挫折，都促使他走向疯狂。顺便说一句，召妓那段情节纯属虚构。我觉得，如果我去召妓的话，很可能也会遇上这种事。所以我从不那么做。1954年，我对索的故事满怀信心，所以没有像大多数学美术的学生那样去做暑期工，而是征得我爸的同意，待在家里把它写了出来。我很快就用构思和描写填满了好几个笔记本，我觉得我能用十个星期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十个星期之后，我写出了如今的第12章“战争开始了”，还有第29章“出路”末尾那段迷离恍惚的情节。我发现，我并不想像写日记那样，用饱含深情的笔调来书写，应该用能让读者信任的冷静而平淡的口吻来写。这并不是我正常阅读时采用的那种口吻。为了形成正常写作的口吻，我不得不一直修改。

问：《拉纳克》究竟从何而来？

答：来自弗朗茨·卡夫卡。那时候我已经读过《审判》、《城堡》和《美国》，还有埃德温·缪尔写的序言，他解释说，这几本书就好比当代的《天路历程》。书里的城市很像20世纪50年代的格拉斯哥，一座古老的工业城市，有着烟雾弥漫的灰色天空，别人总觉得它就像一只盖子，扣在南北两侧的山峦上，挡住了夜空的星光。我想象着一名陌生人来到这里，打听情况，慢慢发现自己身处地狱。我为这本书做了一些笔记。我做了一段描写：一个陌生人来到一座阴暗的城市，他乘坐的是火车，车上只有他这一名乘客。但必须得把《索》这部长篇写完才行，我心想。

后来有一天，在丹尼斯顿公共图书馆，我找到了蒂利亚德的《英国史诗及其背景》一书，我不打算详细讲述它的内容，但我从中学到了这样一课：史诗这一体裁既可以是散文，也可以是诗歌，还可以将所有其他体裁兼收并蓄——它们是令人信服的记录，记录下了男人和女人在平凡或不平凡的家庭、政治、传奇和寓言的环境中如何行事。我认定，只有像史诗一样重要的东西才值得去写。回忆起那些融合了不同体裁的作品给我带来了多少欢乐，对我做出这一决定也大有帮助：儿童哑剧、《绿野仙踪》的电影、汉斯·安徒生的故事、阿莫斯·图图奥拉的《棕榈酒鬼》、霍格的《清白罪人忏悔录》、易卜生的《培尔·金特》、金斯利的《水孩子》、歌德的《浮士德》、《白鲸》、萧伯纳的《黑女寻神记》、经典神话，还有一些写《圣经》的书。所有这些作品都把日常琐事与超自然的东西糅合在一起。

当时，我打算把地狱之旅放进我的《饱受挫折的格拉斯哥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在索发疯之前的某一章里，他会参加一个纵酒派对，遇见一位跟他自己很像，但要比他年长三四十岁的老绅士，后者给他讲了一个奇怪的幻想故事，故事本身很让人享受。只不过读者读到《索》的结尾时，他们会发现，内心的独白是那个故事的延续。这时，这本书的创意悬在我的脑海里，就像为修筑一座大城堡而搭建的脚手架，这座城堡只有几座塔楼（也就是章节）已经建成或部分建成。我在写完小说之前的大部分人生经历，给我提供了建筑素材，我把它们储存在笔记本里，直到我能构筑其他塔楼和连接墙时，才拿出来。

比如说，第7到11章要描写研究所，它是地狱的一部分，当代的专业中产阶级人士是那里的魔鬼。这一设定既源于另外两位作家，也源于我自身的经历。那儿的建筑风格部分源于H.G.威尔斯《月球上的第一批来客》中的塞利奈特人王国和《沉睡者苏醒》中二十一世纪的伦敦，但主要源自温德姆·刘易斯的《致命的节日》中人死之后的地狱。它是三部曲《人的时代》中的一部，后来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出版，但三部曲中的后两本书最初是给BBC三台撰写的广播剧，在1955年前后播放过几次。当年我在斯托布希尔医院住院时听过一遍，这一经历也为我写第26章“混乱”增添了素材，这一章从患者的视角描写了住院的经历。我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医生称之为“郁积性气喘”的病症被送去的，我把它归咎于我跟一个很不错的女孩之间的争吵，她只拿我当朋友，而我想让她做我的（A）恋人和（B——当然是晚些时候）妻子。在研究所那几章里，我从一名很不称职的医生的角度描写了这件事，还从温德姆·刘易斯笔下的地狱、斯托布希尔医院、伦敦地铁系统和伦敦BBC电视中心中融入了一些气氛和细节。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我有剧作要在BBC电视中心监制或委托制作时，对那里的氛围有所体会。不过第7到11章是在1969和1970年写就的，那时，拉纳克的故事已经变得比索的故事还要庞大，我也已经决定，要把后者放入前者内部。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巨大变化，是因为1961年我结了婚，在1963年9月做了父亲。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不再是我那莫名饱受挫折的青年时代了。后来我与许多其他人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如今看起来同样重要。

问：你是不是说，第三卷和第四卷里那些奇妙而怪诞的事件，也是自传式的？怎么会呢？拉纳克变成了昂桑克的市长大人。你从未跻身格拉斯哥本地的政坛。

答：我知道，但经验允许我举一反三。被选中上电视的剧本作者，很像被选中担任要职的政客，因为他们都做了一番打动人心的演说。然后他发现，他得依靠导演、制片、编剧、技师这一大帮人，对他们来说，他是个临时的存在，用来协助他们工作，只要他别随便影响他们对剧本的认识就行。如果电视作品最终博得好评，原先的剧本作者或许就会感觉良好，否则肯定会遭到责怪，但他或许会觉得，他在整件事里所做的工作，换成另一个没有多少主意或者看法截然不同的人来做，也能做得一样好，甚至更好。电视节目制作让我了解到政治的一切。

问：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是以什么顺序完成的？

答：第一卷现在的样子是在我儿子出生前写就的。当时妻子和我靠社会福利金过活，于是我将写完的这部分寄给了斯潘塞·柯蒂斯·布朗的文学代理公司，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写得足够好，能立得住，不过我更愿意把它写成心目中的鸿篇巨制。但柯蒂斯·布朗先生拒绝了它，于是我就按照计划写完了它。到1975年前后，我写完了第三卷，用先知的开场白将它与第一卷衔接在一起。那时，有个不错的代理人喜欢我的作品，她叫弗朗西丝·黑德，是位伦敦的女士。她把它拿给三家伦敦出版商看过，他们试图说服我，把《索》和《拉纳克》的故事一分为二，单独成书。他们说，冒险出版无名小说家这样大部头的处女作，对他们来说可能会付出危险的高昂代价。结果我的第一场婚姻和平收场，我不怎么需要钱，更贪图出名，于是我拒绝了他们。

第二卷和第四卷是齐头并进写成的——我写完一章又一章，越来越有往山下奔跑的感觉。在1975和1976年，我带着手稿到处走，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个不停。我记得自己在朋友安杰拉·马兰家的客厅地板上醒来，之前有过一场派对，我因为对于苏格兰人很常见的原因睡着了，醒来之后，我在那儿又写了起来，因为那是个宁静的早晨，地板上的其他人都还沉睡不醒。这种事我如今已经做不到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1976年7月底，整本书写完、打印完，寄给了四重奏有限公司（Quartet Ltd），弗朗西丝·黑德能找到的唯一一家感兴趣的伦敦出版商。唉，那时她已经因为肺癌去世了。四重奏出版社因为特殊原因拒绝了它——书太长，他们要冒险出版的话，费用太高。我生了半年的闷气，然后把它寄给了卡农盖特出版社，我知道的唯一一家苏格兰出版公司。五六个月之后，我收到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写信人是查尔斯·怀尔德，卡农盖特出版社的审读人，他说苏格兰艺术委员会或许会资助印刷费用。有几章内容刊登在《苏格兰国际》上，那是八九年前的一份短命但广为阅读的文学杂志，所以英国北方对它的面世要比南方更有准备。1978年3月20日，我终于跟卡农盖特出版社签订了合同。

问：《拉纳克》是三年之后出版的。怎么用了这么久？

答：卡农盖特出版社打算与利平科特出版社联合出版，后者是美国的一家老牌出版社；但在付印之前，利平科特被美国的另一家老牌出版社哈珀—罗给吞并了。由此造成了延误。美国编辑们读了校样，认定我的标点符号使用得前后不一。我告诉他们，我用标点符号来调整读者们的阅读节奏——有些段落要读得比另一些段落快一些，于是就少用了一些逗号。我把文字恢复原样，又耽搁了一段时间。不过，耽搁的这些时间让我得以完成了配图的扉页和封面设计。

问：《拉纳克》最终定稿的那一刻，你是不是感到如释重负？

答：是啊。在我拿到成品书之前的那一小会儿，我想象着，它就像一块六百页纸做成的大砖头，装帧精美，这一千本书即将传遍不列颠。我感觉，每一本书都是我真实的肉体，里面装有我的灵魂，我的朋友们称作阿拉斯代尔·格雷的那头动物，已经不再是生命必要的形式了。我很享受那种感觉。那是一种安全的感觉。

问：所以这些年来你在《拉纳克》上花费的时间终归很值？

答：也不尽然。用半辈子的时间把你的灵魂变成印刷墨水，是一种奇怪的活法。我惊讶地回想起我做学生时写的日记，经常使用第三人称写某些词句，这种做法就像是把它们变成虚构性散文的中间阶段。我能肯定，健康的美洲豹和鸭子活得更好，而如果我是银行家、股票经纪人、广告代理商、武器制造商或毒品贩子，我会造成更多的危害。世人总是好坏不一，所以我不憎恶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