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于1923年7月失和。将近十一个月后，又复发生冲突。见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同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来闹，张徐二君来。”

徐祖正

近日某公司举办拍卖会，拍品之一为徐祖正（按即徐耀辰）1913至1942年间日记，展示了1924年6月11日一则原件，乃是首次公表。现抄录其中与上述冲突事件相关部分，文字、标点悉从原文：“饭后有点疲倦了。做什么事呢？还是看完几本卷子罢。忽然八道湾周宅来的电话。去接时是启民夫人的。说‘兄様’来在那里正和启明吵嘴中呢，说凤举在那尔？我心里很对她着急。我说我此刻到处用电话去找他，我说请放心好了，不要紧的。我就打电话到什坊院对凤举说。不久凤举打电话给我说他预备去，问我去不去。我说我去后，也不会说什么话。于是他说他先去。我回进房里来停了一回，想道我应该去一次，于是走出大门叫车子去。走进周宅走过启民兄的书斋看见启民站在那里。二太太坐在那里。凤举和豫材并坐在隔一张茶机的背椅上在那里谈话。我走进去看见启明还很镇静的和豫材辩论。二太太见我去了，她告我豫材如何蹂凌他。我回顾后面有二太太的老弟另有一位同居的一个青年。他们都站在后面静默着。我想我不能静默着了，于是走到豫材近边对他开口道一向担心已久不过没有机会不能插嘴。如果以我们是朋友的话，我想可否由我们朋友之力使你们两位在某一程度为止得了了解。豫材说他要去了。我和凤举送他出门去。我回进去再坐着。二太太历诉豫材一向对她的无礼。启民尚还镇静，说有许多人来问豫材的小说怎样。他自己也问诸人怎样。我想小说家没有了人格所做的小说也不过尔尔了。（我心里想实获我心）启民又说豫材的话时时变换。方才说过的话竟至要否定的。既然有勇气要做恶魔为什么没有勇气公言去做恶魔呢？我接口道是呀！恶魔未始不可以生存的呀，只要有勇气公言好了。说得很有力量似的心头感到轻快。我不想久坐累他们招待所以先凤举而回了。心里也不觉得悲哀和惊奇。只自倖自己有了立脚点，并且自己有了天地，此刻是从自己的天地里面开出眼精去望望外边的人罢了。”

徐祖正1924年6月11日日记

从前我读周氏兄弟日记，觉得有几个很感兴趣却难以搞清的地方。首先，鲁迅这平生最后一次回八道湾十一号，待了多大工夫。现在读徐祖正这天的日记，他接到羽太信子电话后，延宕好久才去八道湾，后通知的张凤举反而先到。张从什坊院（按即什方院）出发，徐从禄米仓出发。这两个地方都在东城朝阳门南小街东侧。后者今称禄米仓胡同，前者则与小井胡同合并为今盛芳胡同。顺便说一句，我从前住的红星胡同东口就对着盛芳胡同西口，禄米仓胡同则在往北半站地。禄米仓距离西城新街口西边的八道湾超过七点五公里，什坊院则超过八公里。徐祖正乘人力车过去，路上怎么也得四五十分钟。可知鲁迅等候张徐二人前来，着实耗时不短。

再者，其间鲁迅与张徐二人有无互动。关于这场冲突另有几份二手材料——仅限于转述当时在场者所说，其他辗转相传如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一文所言不在此列。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峨嵋出版社1946年10月出版）有云：“这所小屋（按指西三条二十一号）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没被收了。’”

对照徐祖正日记，可知张徐二位不是“一忽儿”就来的，当时都曾“开口说话”，并未先鲁迅而“退了”。

附带说一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针对许寿裳说：“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许广平著《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5月出版）有云：“后来鲁迅也曾经告诉我，说那次他们气势汹汹，把妻舅重久和他们的朋友找来，目的是要给他们帮凶。但是鲁迅说，这是我们周家的事情，别人不要管，张徐二人就此走开。……当天搬书时，鲁迅向周作人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点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作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但是周作人当时把手一挥说（鲁迅学做手势）：‘以前的事不算！’……这一件事情，鲁迅还对我说得比较简单，后来朋友告诉我：周作人当天因为‘理屈词穷’，竟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这才不致打中。”

对照徐祖正日记，可知张徐二人并未“就此走开”。

宋希於君又提供徐祖正1924年6月13日日记原件照片，亦系首次披露，其中有云：“朝上考国三的欧洲文学史从朝上八点到十点。下堂来遇见豫材。他正同幼渔在那里谈话。我走去，他很亲热的招呼我。我对他说明那天接了凤举的电话因为想道可有以后说话的机会所以前去的。他和幼渔说一向对启民还能原谅他的态度。前天之后知道原谅是错的了。幼渔旁边随便打了几句合鎚。末后只有豫材和我两人在教员室里，今天他很特异的和我很投机的谈话。他告诉我二太太造他的谣言。我务必想不多和他谈到这个问题上去。我和他谈暑中想做的事。告他留学的事。差不多到十二点了，我回来。”

徐祖正1924年6月13日日记

同日鲁迅日记：“上午往师范大学考。”

再看许寿裳转述鲁迅“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和许广平转述鲁迅“这是我们周家的事情，别人不要管”——后者似乎袭自前者——的话，这里所记鲁迅两天后的态度多少有些出入。

第三，冲突过程中在场者有哪些。除鲁迅及周作人日记谈及的几位，还得加上徐祖正1924年6月11日日记所说“另有一位同居的一个青年”，即川岛。川岛曾作《弟与兄》一文（载1978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战地》），说来也是一手材料，有云：“其时，我正住在八道湾宅的外院（前后共有三个院子）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房子里。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去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先生来了，走进我家那小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水杓，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我要请他进屋来喝茶，他就说：‘覅惹祸，管自己！’喝了水就独自到里院去了。过了一会，从里院传出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我便走到里院西厢房去。屋里西北墙角的三角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周作人正拿起来要砸去，我把它抢下了，劝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我也回到外院自己的住所来，听得信子正在打电话，是打给张、徐二位的。是求援呢还是要他们来评理？我就说不清了。”

上述回忆录，许寿裳写在周氏兄弟冲突二十余年后，许广平写在三十余年后，川岛则已相隔半个多世纪，记忆容有错讹阙漏，又难免受到时代舆论导向的左右；相比之下，日记作于事件发生当时，或许更能反映真实情况。至少对徐祖正来说，写时俨然未曾考虑他人看法及后续影响，甚至无遑推敲文字。他的日记只记与自己相关的内容——别人对他说的，他对别人说的，以及当下心里想的。别人之间，则只写道：“凤举和豫材并坐在隔一张茶机的背椅上在那里谈话”“我走进去看见启明还很镇静的和豫材辩论”。

关于这一事件另有一份二手材料，即郁达夫所作《回忆鲁迅》一文（载1939年3月1日、7月1日、8月1日、9月1日《宇宙风乙刊》第一、九、十一、十二期）：“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对照徐祖正日记，“失敬”与“无礼”意思大致相近，可知此处徐张二人只是原本转述，而郁达夫亦是转述了他们的转述。

至于徐祖正日记中“二太太见我去了，她告我豫材如何蹂凌他”一句，末了的“他”字，未必是“她”的误写——如某些网文所径改的那样。此字如不错，或许与前一句“我走进去看见启明还很镇静的和豫材辩论”有关，指“辩论”中一方此前的表现。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现在看到徐祖正日记，得以知道他私下所言。再看鲁迅日记，两造的说法都有了。有关此事，我们的话只能说到这儿为止。徐祖正的两则日记有助于多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对于先前的认识做些订正，但我们所知仍然有限。认识只能基于所知，超出界限即为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