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风馀韵》，(清) 姚弘绪 编；上海市松江区博物馆 编校，商务印书馆，2023年10月版

《松风馀韵》五十一卷，清人姚弘绪编。弘绪字起陶，号听岩，江南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区）人。清康熙二十年（1681）举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任庶吉士。康熙四十九年（1710）参与大型类书《渊鉴类函》的修纂。雍正元年（1723）年入明史馆，任纂修官。他好吟咏诗歌，因见松江地区自汉魏以来文人辈出，但极少有文人逸士的诗歌专集，乃广为搜集，并发动姚氏家族子弟一起辑成《松风馀韵》一书，于乾隆八年（1743）刊行。

《松风馀韵》卷帙繁重，从编撰到校订再到刊行，实非姚弘绪一人能为之，而是多赖其诸子、侄、孙之力。其《凡例》云：“是编试手于己丑，辍笔于甲辰。尽发先世藏书，兼借亲朋秘籍，风晨雨夕，检阅百千稿，成而易者至再。”己丑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甲辰即雍正二年（1724），前后历时十六载。姚弘绪五子培厚、培仁、培和、培衷、培益皆参与《松风馀韵》的编撰，长子培厚出力尤巨。姚弘绪于《凡例》末尾深情地写道：

余之初有事于是编也，纂辑之役原令诸儿均任之，既而风尘奔走，辍多于作，日侍一室者，惟厚儿独耳。甫及脱稿，而儿以十试棘闱不得志，愤懑病狂。束之敝箧，荏苒五年。去夏僮辈曝书，偶一寓目，不觉泪湿纸背。因念儿聪明好学，生平睛光腕力，惟此略存，因稍为增订，重录而藏之。嗟乎！玉楼赋就，天上魂归；碧落碑成，人间梦返。倘过当年吟咏之地，思滴露研硃之勤，当不令断简残编，终饱鼠鱼之腹也。

弘绪五子中，培仁、培和、培衷、培益先后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五十六年（1717）中式，唯培厚“十试棘闱不得志”，所以这也可能是他能一直帮助其父编撰《松风馀韵》的原因。

然而，姚弘绪编成《松风馀韵》后直到去世都未能校订刊刻，最后毕其功者乃其侄姚培谦。姚培谦（1693—1766），初名廷谦，字平山，一字述斋，号鲈香先生、鲍香老人。经学家、史学家、诗人、诗论家。姚培谦一生四次得人举荐，其中不乏方苞、沈德潜等名士，却因各种原因未有功名。然其学识赡富，诗文俱佳，著作等身，名播江东，甚至远达朝廷。其自撰年谱《周甲录》曾记载：

（乾隆十二年）夏，阁学沈公德潜假满还朝，六月十七日陛见，皇上问及江南文风士习，沈公奏谦闭户著书，不求闻达。上云：“不求闻达就难得了。”十九日，传旨进谦所著书籍。沈公呈《乐善堂赋注》四卷、《增辑左传杜注》三十卷、《读经史》二册，上览云：“《左传》、《经史》甚好，《赋注》尚有未详处。”谦一介庸愚，独学无师，管窥蠡测，何意得邀天鉴，欣悚交深。

正因为如此，姚培谦虽一介布衣，但深得当时文人雅士所重，“（姚培谦）以世家子，翩翩自好，远近皆爱慕之。继赴省门，亦无不争相投契，以是文名遂大噪于江表……又素好客，每当春花秋月，设筵肆席，征歌选伎，以相娱乐。非惟文章气谊可以联结天下英隽，而声色之移人亦云盛矣！”（黄达《姚鲈香传》）

据姚培谦《松风馀韵跋》及《周甲录》所记，姚弘绪去世后，其子培和（一亭）因奔丧，从汉兴副使任上辞官回乡，见其父所编之《松风馀韵》，生怕年久散佚，就和培仁（宅安）、培衷（坳堂）、培益（巽斋）及姚培谦一起校订，其中培和一个人负责镌版。随后，培和、培仁、培衷相继去世，此书直到乾隆八年（1743）方在姚培益和姚培谦手中完成刊刻。更难能可贵的是，至嘉庆十年（乙丑，1805），培和之孙姚湘又对原版重新校订修补后重印。至此，一场历经祖孙四代的文化接力赛终告圆满结束，同时，也为松江文化史增添了一段佳话。

《松风馀韵》选诗起自西晋张翰、二陆（陆机、陆云），直至明代末年，共五十一卷。前五十卷以朝代为序，其中卷一为两晋、南朝、唐代诗歌，收5人24首；卷二为两宋诗歌，收9人22首；卷三和卷四为元代诗歌，收37人116首；卷五至卷五十皆为明代诗歌，收535人2961首；最后卷末一卷，为女子及僧人、道士诗歌，收24人72首。全书总计选录610人3195首诗。

早时松江地处江南偏隅，建县较晚，唐天宝十年（751）才置华亭县，因此六朝至唐宋，诗歌创作并不发达。元至元十四年（1277），升华亭县为华亭府，领华亭县。一年后，华亭府改名松江府。“元时法令烦苛，继复疆圉扰攘，吾松僻处海隅，颇称乐土。一时旧家故族，富豪好客，园亭池馆之盛，酒坛文社之雄，甲于东南，海内逃名者，争借一枝之栖。”（本书《凡例》）元末松江因地处江南偏隅而因祸得福，吸引了一批逃世的士人寓居于此，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杨维桢、陶宗仪、钱惟善、王逢。这四位“外援”诗人给松江诗坛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并促成明代松江地区诗歌创作的蓬勃发展。《松风馀韵》中所收作者和作品有明一代都占九成以上，正是对明代松江地区诗歌创作蓬勃发展的如实记录和反映。

姚弘绪编选《松风馀韵》的一大宗旨，乃曰“存人存诗”。其《又序》云：

昆山谷水，夙号风雅之薮，固灵秀之所钟也。隋唐而上，季鹰倡道于咸宁；宋元以来，大樽起衰于明季。遥遥一千四百余年，作者代生，不知凡几矣。兹辑佚而未之亡、传而未之尽之诗，名曰《松风馀韵》，得五十一卷。言乎诗皆习见之余，人亦皆习闻之余也。或因诗而存其人，则残膏剩馥，散者聚之；或因人而存其诗，则潜德幽光，晦者发之。

所谓“存人”，即凡是松江籍的作者，有诗歌作品见存于刻印、稿钞者，无论是别集、选录，还是史籍、子书所记，姚氏皆予以收录，绝不因诗之优劣或人之显微而删汰，所谓“集内诗有鄙僿可笑者，以采得不忍复逸，存诗所以存其人也”（本书《凡例》）。对于本非松江籍但后来长期寓居松江的作者，姚氏则是采取了有趣的“双标”原则。对于最为著名的杨维桢等人，本书并不收录，因为“东维子、南村叟、曲江居士、席帽山人，其最著者也。然萍踪匏系，视从祖父来长子孙于斯者有间矣，纵或假青山而埋骨，犹寓公也，篇什虽多，其敢以客溷主？”但是对于一些寂寂无名的“寓公”，姚氏反而是抱以宽容的态度予以收录，并说明了原因：

寓公非松产也，游于斯，客于斯，或乐山川之清美，或耽文酒之流连，凡有著撰，遂自称曰“松人”，人之称之亦曰“松人”，几昧其所自矣。前此难悉考也，兹就所知，附录一二，以示吾松之工于诗者，土著而外，尚有余人也。或曰：“如东维子（杨维桢）诸君何应之？”曰：“彼固无藉兹集以传焉耳。”

最后这一问一答，可谓在为其“双标”原则自圆其说。

为了“存人”，姚氏于所有作者名下都列有小传，“其间大而德业之足征，小而言行之有述，悉附以传焉”（本书《又序》）。小传或详或略，“元宋以前诗人传序，恒患不详，往往全载。洪、永以后，词意烦复，未免浮夸，间有节删”（本书《凡例》）。传文或录自相关书籍，或为自撰。所引文字一般都标明出处，以正源流。所引书籍，除正史外，更多的是松江本土的地方志，如明人顾清所编《正德松江府志》（本书中简称“顾《志》”）、明人方岳贡所编《崇祯松江府志》（本书中简称“方《志》”）、清人郭廷弼所编《康熙松江府志》（本书中简称“郭《志》”）、《华亭县志》、《云间杂识》、《云间志略》、《松志遗事》、《云间人物志》等。此外，也有引自笔记和他人诗选等。其《凡例》云：

松人之书记松人之事，如《人物志》、《云间志略》、《先进旧闻》，简核详明，可备文献之缺；若《云间杂识》、《四友斋丛说》、《樵史》、《据目抄》、《南吴旧话录》，冯元成之《谈行》、《谈政》、《谈艺稗》、《谈书事》等编，不皆实录，而颇多可采；惟《峰泖先贤志》、《云间往哲录》、《淞故述》、《云间信史》数种，尚容访求，以备续辑。

除小传外，有的作者在其作品之后还录其野史逸闻，有的还加以考证。“至于稗官野史所载琐事微言、诙谐调笑可作艺苑卮谈者，虽传闻异词，亦有疑不阙。”“记事之书，彼承此袭，未免异同。兹则并可疑者存之，所以俟考也。若夫谬误显然，稍为辨正，即附注于本条之下。”（本书《凡例》）

而全书最后的“卷末”专收女子及僧人、道士之诗作，也可见姚氏对“存人”原则的贯彻。其《凡例》云：

思妇、游女之什，载在《三百篇》，采风者不遗闺阁，其来尚矣。吾松名门淑媛，动遵礼教，间有工于吟咏者，皆发于性情之正，凡可谱入香奁、续标彤史者，虽下逮《绿衣》，不敢弃也。

峰泖名胜之地，持瓢而至、挂笠而栖者，岂乏皎然、清昼其人。然而野鹤闲云，终类雪中鸿爪，止于松，老于松，未必产于松也。松之诗僧无多，故僧诗绝少，纵语或涉乎机锋，味未离夫蔬笋，要亦禅林本色，此又馀之馀也，不得概以大雅绳之。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松风馀韵》中的许多作者，全赖姚氏所编撰之小传而留名，如后出的《嘉庆松江府志》、《松江府续志》等就多有引用《松风馀韵》中作者小传之文。

值得注意的是，《松风馀韵》的编排虽然总体上是以时间为序：卷以朝代为序，卷内各家以生卒先后为序。但至明代，姚氏又采用了一个变通的办法：

海叟（袁凯）而后，闻人接踵，自缙绅文学，以至艺士逸民，年世莫能细考，故诗以姓叙，姓以韵分。若风雅萃于一门者，即按本家世次挨列，虽前后少舛，而支系庶乎有征。

如此一来，同姓一族的作者列在一起，既可以显示家族诗风的脉络，又方便读者对诗家的检索。

所谓“存诗”，是指《松风馀韵》收录诗作的标准，可谓“既广且宽”。广为收罗，是姚氏的第一原则。《松风馀韵》所选诗作来源，主要有二：

其一自然为各家别集。《凡例》云：

乡先生之集著录于郡邑志乘者，不下四百余种。其间居高位、享盛名、著述之富倾动当时者，不敢妄加别择，止就所遗者录之，如张南安、钱状元、顾文僖、孙文简、陆文裕、徐文贞、潘恭定、唐文恪、董文敏、张文节、莫方伯父子、冯宪使叔侄、周学宪、王侍御、徐少司寇、杜大司空、林太仆、何孔目、陆古塘、陈仲醇等集是也。至若位不甚高，名不甚著，不挂词人之口，不登选家之编，前如沈东老、徐长谷，后如张虞侯、彭钦之之类，即于各集略掇数章，以附见生平梗概。

至于尚未刊刻的稿钞本，姚氏更是珍爱：“前辈矻矻穷年，耽于搆撰，寸编尺幅，手泽偶存，贤子孙必有爱护之者。前此诸友曾以上世遗什见投，无不撷其精华，登诸简帙，馀亦另缮副本，存诸箧中，以备捃拾之未尽。续有寄者，跂予望之。”（本书《凡例》）

其二为未编成集的散见作品，姚氏亦一视同仁。这类作品，有的是录自故楮陈缣、零篇碎简：

古人登山临水，即景成吟，伸纸疾书，岂皆一一属稿，副诸记室？故不传妙句，间在故楮陈缣。向过亲友斋头，屏幛卷册，不惮心识手抄，如云“见某处”、“存某家”是也。远近好事家清閟之珍多矣，倘于展玩时遇有可供采录者，不恤钞传，用光斯集。（本书《凡例》）

更多的则是录自明末清初的各种诗歌选本：

《文翰类选》、《皇明风雅》、《近体诗钞》间载松人之诗，近则《列朝诗集》、《明诗综》、《扶轮集》《续集》《广集》等选，亦复索隐搜遗，家数略具。是编蓝本皆诸编黄绢之辞也。（《凡例》）

而对于诗歌收录的标准，姚氏相当宽容，绝不苛刻，既不因诗品平平而废之，也不因作者品行有瑕疵而废之，“尺短寸长，不无并取”（本书《凡例》）。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姚弘绪“存人存诗”的编选宗旨和“既广且宽”的编选标准，使得《松风馀韵》一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上海松江地区自西晋至明代末年近一千四百年间诗歌创作的成果和诗人参与的状况，成为记录古代上海乃至江南文化传承的重要文献。而姚氏家族通过祖孙四代的不懈努力所完成的《松风馀韵》，应该算是达成了姚弘绪当初的心愿：

要使先正之残篇断什与当年之文采风流稍存千百之什一，不尽化为冷雾寒烟。庶几登古丘而凭吊，睹流水而溯洄，诵诗可以知人，征文因而考献。（本书《凡例》）

本文为《松风馀韵》整理版前言，经授权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