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源：视觉中国

作者 | 尤放

编辑 | 柳逸

【编者按】

在大凉山深处，春天的到来不可拒绝。彝族女孩在月经初潮后，就要举办换裙礼，那之后，就会有媒人上门说亲了。但“我”第一次来月经时，母亲替“我”瞒了下来。母亲护着“我”逃离大山，却又咒“我”是个逃跑的坏女人。这份疼爱和诅咒里，有三代彝族女人的血泪经验。

这是一个关于女人们逃跑、想逃、怕逃的故事：赤脚翻山越岭，从夫家逃来此地的老人惹古；挨够了暴戾和拳脚的哑女人阿果；恐惧女儿离开的母亲；还有“我”，在对母亲的羁绊与痛恨中，不断逃离又归来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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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花椒地里奔回家，快速检查包里的身份证，手机和充电器。母亲追在后面赶到了，喘着粗气看我手里的包。眼睛对视，她已经明白我的意图。自从生下我那一刻她就预感到了，不停试探，防患于未然，但此刻她宁愿装作不知道。

她把门带上，侧身抵住，紧紧抓着门把手，说起她为我承受的苦难，在那双眼睛里激起最深绝望的事情她却只字不提。她叹着气怪我不懂事，只是说几句就这样闹脾气。我们都知道不是闹脾气，但最后决定就这样结案。

关于我逃离的情景，她在梦里预演了很多次，甚至有一次刚醒来就扇了我一巴掌，因为她梦见我和一个男人跑了。梦里我的离开总是因为某个男人，那是她能想到的逃离的唯一办法。我对此感到愤恨和屈辱，但最痛苦的是她不信任我，就像她不信任自己。

原本这一天，我们只是坐在花椒地里。头顶飞过一架飞机，这样看去只是蚊虫大小，却在心里激起波澜，她想让我带她去西昌看看飞机，我提议带她去旅游。她突然害怕了，说会迷路，为了安抚她，我告诉她我去过一些城市，有经验，不会有问题的。她听到了关键信息，质问我去过哪里，哪儿来的钱，去那干什么，是不是跟着男人去的。我感受到她的情绪，跟她解释我是自己攒钱去的，没有跟别人一起。

但无论我怎么解释，怎么安抚，她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坏女人，肯定是和男人一起去的，不然你去干什么？”虽然从小到大听过不少这样的辱骂，但在她重复几遍后，我还是无法继续面对她怨毒的表情，起身冲回家中收拾行李，准备立刻离开。

这样的逃离也在我的梦里出现很多次了，但眼前这座山是最难翻越的，每每目光要从高处越过去的时候，就被山间的纵深拖住，回到眼前这座山上。

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开始讲一个故事，说她在街上看见了一个逃出去多年的女人回来迁户口，却不愿意在家多留一晚。

她的母亲衣衫褴褛，拉着她求她别走，她丝毫不听，母亲就躺在公路上要让汽车轧死。“那个女人真的太可恨了，求着母亲起来了就又要走，母亲几次躺下，看得我都气死了，你以后可千万不能这样。”

“不会的妈妈，我不会那样的。”

上次离开时我已经确信不再回头。母亲送我，我走在她前头，顺着梦里逃亡的路线往东边下山，心里想着那段和她重复过很多次的对话，眼睛丈量着路程。渡过美姑河就是国道，在这里回头望，故乡拉格山看着居然很平缓。我拦车到县城。有几次她甚至继续跟着我在县城上车，在车厢里熬过五个小时的晕眩送我到西昌，这是她到过最远的地方了。我又坐七个小时汽车往北到成都，再转高铁去更远的地方。不能再回来了，在车上一次性把眼泪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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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城市后我就不愿再想起拉格山上的事情，硬着头皮一点点调试生活这台陌生的仪器，几乎忘记了拉格。

手机上响起母亲的电话时我深吸口气，赶紧调整了一下才接起电话，还是那些催我回去工作结婚的话，我搪塞过去后她说起邻居老太太病重，问我是否按照规矩送些礼品过去。

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只想起老太太坐在我家斜对面右侧那个坡道上的样子，坡后头是她和她儿子木呷一家的两间屋子。我们大概除了寒暄也没多少对话，或许算是陌生人。和母亲说话的烦躁让我急于结束通话，回答：“该送就送吧，我转点钱给你，买点病人能吃的东西过去！”

挂断电话后倚在窗台上，远处的小山坡吸引了我的视线，山体和作物在夜晚呈现的线条很眼熟。老太太拿着红色钞票塞过来的样子突然从那夜色中浮现。我困惑，眼睛已经开始流泪，她为什么给我钱来着？

我在手机相册里翻到了老太太的照片，荷叶帽低垂着盖在头上，百褶裙是经历了无数次清洗晾晒又染上尘土后的颜色。她在笑，左眼几乎闭合，对了，她左眼看不见的，耳朵也不好，跟她说话得喊出来。她总是安静地坐在那个坡道上，等待着路人短暂地投下影子。他们和她搭话，看到她凑近耳朵，一般会再重复一遍，等她再次发出疑惑的“啊？”时离去。

她的手指交错，环住双腿，双手骨节粗大，满是皱纹，又晒得很黑。想起来这张照片怎么拍的了，我走到她旁边坐下，她伸出手问我她的手脏不脏，其实手洗得很干净。我回答：“很干净！”但她没听清，于是我握住了她的手。她低声笑，仿佛难以置信，又有些害羞。我掏出手机拍下照片，她问：“我的样子会不会很吓人？”

这些记忆涌现出来前跟不存在似的，出来后又如此清晰。

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问老太太得了什么病，情况怎么样。母亲说没去医院不知道什么病，瘫在床上无法动弹了。病床前很热闹，儿孙都在，拉格山上的人几乎都来探望，远嫁的女儿也回来了。只有最小的女儿阿果还没到。

老太太重复说：“我已经活得太久了，只希望阿果死在我前头。”

我好像看到了老太太说出这句话时的样子，她以前对我说过另一句话：“我该死在女儿前头啊，为什么我还不死？”那是她的大女儿去世的时候，她倚着土墙坐着，朝着女儿夫家的方向，眼睛被群山阻挡。她说女儿嫁给了一个吸毒的男人，偶尔来探亲都舍不得花五块钱坐车，天没亮就起来翻越眼前的群山走回去。她的手使劲压着胸口，但疼痛无法缓解，只能改为捶打。

老太太最小的女儿阿果在我的记忆中维持着二十来岁的样子，背着背篓，戴着头巾，在田间的路上对我笑。我突然想起大约在二零一二年曾听过阿果从夫家逃跑的事情。

“你还记得阿果逃跑的事情吗，她为什么逃跑来着？”

“被老公打呗，那老男人都快六十了，为了生个儿子才娶了阿果。可怜啊，老太太年轻时也是从第一个夫家逃出来的。”

在离开拉格的漫长的时间里，我的脑海里也曾出现一个问题，始终萦绕不去：我在逃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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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拒绝的春天

几天后我又回到了大凉山深处的家，回到了拉格。

走过家对面的坡道时旁边绑着的牛正卧着吃枯黄的玉米秆，牛犊乖顺地待在旁边，脖子上的铃铛在响。我到了老太太家的院落，两间砖房，一间朝南，一间朝东，中间有小片坝子。房门紧闭，姐姐喊了几声，没人应答。

一阵狗吠后有个鼻梁高挺，眉眼深邃的男人冒出来，是老太太的独子木呷。很快木呷的妻子也来了，两个人带我们进了朝西那间屋子，打开灯我看见火塘右边铺在地上的被褥，从形状可以看出有个人朝着墙那边侧卧着，但是太小了，身形小得我不敢确认。

我走过去喊她，她从被子里伸出右手往外举着喊我的名字，左侧身体已经无法动弹。我握住那瘦得过分的手，她突然哭出声来，是小女孩委屈的哭泣，好像这场重病和此刻相握的手让她回到了幼时。

来之前我向老太太的妯娌石里问过老太太的名字，她叫惹古，我理解的字面意思是九个儿子，而九又代表着稳固，平安。我念出这个名字，表情苦涩，石里却说这是惹古的母亲能想到给女儿最好的名字。

惹古的父母生了几个男孩都接连夭折，家里没有一个男孩，父母在家支里抬不起头，都说这一脉就要断绝了。母亲也成了个不吉利的女人，新人的婚礼上她自觉坐得远远的。

毕摩（彝族文化中主持仪式的长者）占卜说家族里有头部中箭死去的人成了鬼缠上了他们，才害得儿子们接连夭折。家里费尽力气驱逐这个鬼，法事做了一场又一场，最后不得不在一场驱鬼仪式后举家躲到山洞里去。

石里说不清楚惹古为何从第一个夫家逃跑。“那时候又没鞋子穿，她的一只眼睛还看不见，不知道怎么翻那么多山跑过来的。”她感叹。

哭了一阵后姐姐给了我一个眼神，意思是该走了。出门前母亲交代了，黑彝（解放前彝族地区奴隶社会中的贵族）家里曾经战死的人多，变成鬼的就多，待久了小心把鬼引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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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我和母亲说起惹古和阿果的事情。我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们一起住在那间朝东的老土屋里，我去过两次，那房子很暗，围栏分隔出大门左边的一个区域，里面站着两头牛，其它部分才是母女俩的地方。阿果很勤快，农活从不落于人后，养的牛也长得好，还常常帮木呷家割猪草。那样的日子过了很久，我一直觉得阿果会这样和惹古生活下去。

阿果嫁人的消息是意料之外的，因为在彝族的传统婚姻观念里，她的婚事是一桩难题。黑彝人口较少，婚嫁时讲究家支相当，婚嫁规则复杂。加上她幼时因病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一直没人说亲。随着年纪增长，找到一个门户相当的人越来越难，似乎木呷也放弃了要把阿果嫁出去的念头。

“为什么阿果又嫁人了呢？”我问母亲。

母亲似乎没明白我的问题，她觉得嫁人是必然的，唯一的问题是木呷给阿果找的人不好。

那是二零一一年，阿果三十五岁，那个男人五十七岁，住在牛牛坝乡，他在典补乡的老房子里迎娶了阿果。他将阿果接了过去，从此来往于牛牛坝和典补之间，盼望着儿子的到来。但一年过去了，阿果没有怀孕的迹象。

关于阿果逃跑的具体原因，所有人的回答都是“被打”。

逃跑那天，男人动手打了阿果。她从那个山村逃跑，找不到路，又没办法开口询问，我想象她孤零零地穿行于山林之中。后来听附近几个村庄的人说看到了她，那时她的脸肿胀着，口鼻处还挂着血。有天傍晚下起暴雨，山间的小溪突然涨了水，人们都窃窃私语，万一她被水冲走......

我记得惹古说过她不希望阿果嫁出去，可是她也很担忧，如果不嫁人，自己死了以后阿果该怎么生活，土地房子是木呷的，阿果没有地方去。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彝族的信仰里，如果女人不嫁人，死后谁替她处理后事，又跟着谁做送灵仪式呢？不做仪式灵魂就进不了祖先所在的地方。惹古不忍心让女儿成为孤魂野鬼。

是否要嫁人这个问题是我和母亲的禁区，她几次说我要是敢不嫁人，或者嫁给外族，她做鬼都不会放过我。有几次噩梦里逃跑的原因是她逼我嫁人。但她一辈子没结婚，并且是在三十三岁时未婚先孕才生下了我，那之前她也拒绝了所有亲事。

在这个问题上母亲从前的态度和现在不同，这里的女孩在第一次来月经后就要举办换裙礼，那之后就会有媒人来说亲了。但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母亲替我瞒了下来，说可以晚一点再办换裙礼。

“不及时办换裙礼的话对兄弟不吉利，但是你那些兄弟不在身边应该没事，你别说出去就行了”，母亲说。很多年后，我和同父异母的妹妹联系上，她没上过学，被迫嫁人，彩礼部分填了父亲的债，部分给了叔伯和哥哥们。为了离婚，她要独自承担双倍彩礼的赔偿。

“她还要上学的，不着急。”母亲总是这么回答要为我说亲的人。

她开始着急着让我结婚是这几年的事，别人的女儿都工作了，嫁人生子了，只有我还在游荡，她总要撒谎来应对那些询问。

在拉格，我听闻了六位女性逃跑的经历，最小的只比我大两岁，夫家将她锁在家里不准她出去打工，她半夜翻墙出来，鞋都跑掉了，终于搭上车回家，后来费了好大的精力和财力才离了婚。

在村里，人们常说，熬过这段时间，等生下孩子就好了，换上荷叶帽带着孩子风风光光回家探亲，还能收到不少礼金。在这里，荷叶帽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换荷叶帽时，女孩会回到父亲家，由父兄再次送到夫家，似乎代表女孩的生育能力已被证明，成了一个合格的妻子，夫家真正接纳了她。戴上荷叶帽的女人们一言一行看着好像舒展些，在外也会得到更多尊重。

我想象那些像阿果一样婚姻不幸的女人，进入一片陌生的山地，一个陌生的家庭，和一个并不相爱的男人同居，从此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那个家庭娶了她，勤快劳作和生育子嗣就成了她决不能推脱的义务。某个下午，一个嫁到拉格的阿姨和我前后走在山路上，在烈日灼烧的漫长沉默中她突然说：“有时候真想逃跑啊，可是能跑到哪里去呢？”我没能回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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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的告别

拉格山上的面孔一张张出现，有很多眼睛正穿透群山望着我。一切就在眼前，但好像只是储存在那里，从未聚焦。

每一次从西昌坐上回家的车时我心中总满是忐忑。汽车在松林间吃力地克服惯性，绕过一个又一个大弯，进入云层的阴翳之下。在高处回头望，楼房笼罩在光晕和雾气中，西昌城像一个温暖的梦镶嵌在山间。再往前看，不知尽头的群山向我打开，又一重重在身后关上。心在漫长的山路中做着准备，身体一路包裹在车厢里，还留存着城市的气息。直到从车厢走下来，脚踏在美姑河旁的土地上，望着眼前从西北朝着东南静卧的拉格山，直到带着冷气的山风冲洗着我的血肉，把我变回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在写这些故事的时间里，我清晰地感觉到和母亲的关系在缓和。这一次离开拉格前我们又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我又感觉到她无法疏通的愤怒和怨气。

关上房门冷静下来后，我才意识到她生气并不是因为我们所争吵的事情，而是因为我提前几天离开拉格的决定。我走出房门时看到她还是那副令人恐惧的表情，我过去抱着她，问她是不是因为我提前离开而生气，她突然哭了。她说她害怕我像别人一样看不起她，说她在拉格孤单极了可是舍不得离开，也不敢离开，说她对不起我，对我说出的很多伤人的话她也很后悔。

她突然交代后事一般说：“其实你暂时不结婚也好，你自己慢慢选，别被你父亲那边逼迫了，我只是太担心我死的时候没人收尸，不过也没关系，葬礼就交给你姐和姐夫，他们能把我怎样就怎样吧，至于送灵，我这样的应该也能送到我父母那里去吧，你到时候花些钱请毕摩做就是了，别的我就不想了。”

我问她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她说其实外婆预言过，二十八岁那年我会去到异国他乡，而她命中有劫数，有可能会在这一年死去。她相信外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每想起外婆，我的心里总是念出她的名字：阿左！好像在呼唤姐妹。

阿左是普格县人，在十一岁时被人卖到了拉格，解放前在拉格当了十二年呷西（住在主人家的奴隶）。那之后也在拉格生活，直到死去，她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只是故乡普格和邻县雷波，甚至连西昌都没去过。这样的外婆竟预言出我会“去国外”这种事。

阿左说出那个预言时我还在襁褓中，母亲生下我没多久就生了病，她找了好多人占卜，都说是因为格非——生育魂——附在某种物件里离开了。母亲猜想格非可能是跟着送给我生父的一床旧被子走的，她得想办法找生育魂回来，于是她以一位男性友人的口吻写信给我生父，让他在约定时间到县城归还那床被子。在县城等了一整天也没能等到那床被子，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家，想到无法召回的生育魂与迟迟不愈的身体，想到哭闹的女儿与飘渺的未来，她走进农药店里买了瓶农药。卖农药的女人看着她失魂落魄的样子迟疑了一会儿，但还是卖给了她。

她揣着那瓶农药走上拉格山头，每一步都感到无比疲惫和痛苦，等到听到拉格寨里的犬吠才稍感缓解。她到家时我正哭着，抱起我时心中却感到无比凄凉。这时候躺着的阿左突然坐了起来，眼睛依旧闭着，嘴里如梦呓一般缓缓说出一段话语，大概意思是：这孩子二十八岁时会去到异国他乡，而母亲在这一年有生命危险。

母亲听了感到惊讶，她心想自己已做好赴死的准备，哪里等得到女儿二十八岁。她抱着我回到床上，准备哄我入睡后就去喝药，谁知哄着哄着自己也睡着了，随后就做了一个梦。

梦里她行走在一片覆盖着白雾的地界，继续往前走，她看见雾中有几座茅草屋，正想上前问路。突然旁边出现了一个看不清脸的老人，他带着惊讶和怒意问她为何来到此地。还没等回答，那老人就怒喝：“快回去，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趁他们还没商量好，快回头，脚千万不能沾地！”母亲就迷迷糊糊地回了头，踩在石头上，爬上木架，她说那种木架和现实中用来抬尸体的担架很像，过了很久终于回到了家。等她醒来时心中已经平和舒畅，没有了死意。

我想起来母亲以前也曾给我讲过这个故事的，但我那时候对毕摩，苏尼嫫尼等等相关的事情都感到排斥，看着母亲不惜举债也要做法事，还带我去找嫫尼算命，觉得这样的迷信荒谬至极，对母亲有怒其不争的情绪，对所谓的预言也置之不理。后来，我想起自己也曾说出了一个预言。

二零零六年母亲被确诊患了乳腺癌。她经历了手术，化疗，为了活下去四处筹钱，精神状态变得非常糟糕。她肆意释放着自己的绝望和愤怒，生气时她脱掉上衣，将切去一只乳房的伤口袒露在我们眼前，质问我们，她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惹她生气。

大约在第二次从西昌化疗回来时，有一天清晨我醒来，听见母亲正在火塘边哭泣，她薅下仅剩的一点头发，说阿左的预言一定是在骗她，她明明感觉自己快死了，女儿还那么小，以后怎么办，哪怕不死，这样的折磨她也快受不了了。她的绝望赤裸沉重，阿左也已经找不到言语。我突然爬起来，来到她身边告诉她：刚才我醒来的时候，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在我头顶响起，那个声音说：“这是你母亲最后一次苦难了，她将好起来健康度过余生。”

她不敢置信，一遍遍问我细节，还故意诈我说她知道我是为了安慰她编造的，但我绝不松口，一口咬定我都不太懂这些话的意思，但是确确实实听到了，也绝对不是做梦，她信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也许还有阿左和其他嫫尼们知道，那一番话不过是我的即兴发挥，但如今回头看，她确实熬过了那段日子，手术已过去十七年，母亲对我当时的话深信不疑。后来我也曾即兴发挥过几次，她都相信了，我想我大概也有了几分嫫尼的样子。

一辈子困在拉格的阿左说出“出国”这个预言时一定满怀希冀吧，她将这个种子种在我心里，让我在困顿中总怀着去看看世界的希望，也主动想要完成这个预言，这是来自嫫尼最好的礼物。

二零零八年阿左去世了，我混沌的心也开始有了一些清晰的念头，开始慢慢面对这个世界。那一年我十一岁，对阿左感受到极度的不舍，每次从家里离开去学校，我抱着她亲了又亲，走出一段心里又难受得很，又跑回去亲几口，这样重复好几回才能离开。

从拉格离开时我开始感受到对母亲的不舍，前几年她总会送我到县城或者西昌，但今年她听说有母女不能相送的禁忌，不太明白原因，但她不再送我了，只是坐在家里让我快离开。我猜想那个禁忌仅仅是因为母女相送过于悲伤，而彝族对悲伤等情感是克制的。于是我劝她想送就送，不用管这样的禁忌，但她怕对我不吉利，不肯再送了。

我走出房门转头看见在面向公路的那扇小窗户里有一只手轻轻挥动着，窗户安着防盗栏，但那只手挥动着，好像在努力表达她告别的坚定。

（文中人名“阿果”、“木呷” 、“石里”、“曲体”及地名“拉格” 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