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27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吉隆坡出席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 新华社记者 刘彬 摄

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5月27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吉隆坡出席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会议以“共创机遇 共享繁荣”为主题。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海合会轮值主席国科威特王储萨巴赫以及东盟、海合会国家领导人出席。

据报道，李强表示，中国、东盟、海合会国家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我们建立起三方峰会这样的交流平台和合作机制，堪称地区经济合作的一大创举。三方通过更为紧密的联接和合作，能够造就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圈和增长极，对于各自经济繁荣和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报道，安瓦尔在峰会发表开场演说时表示，三方均拥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多元的文化和共同的发展愿景，本次峰会标志着对话与合作迈入全新篇章。尽管三方间已建立完善的合作机制，但峰会将为各方提供新合作平台，有助于整合优势，共同规划未来发展路径。

海合会轮值主席国科威特王储萨巴赫27日表示，此次峰会为三方合作开辟新的前景，将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最有效的区域联系在一起。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称，海合会认为，鉴于当前国际形势面临经济挑战、环境威胁等问题，以及面临需要加速地缘政治转型的现实，与中国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十分重要。

数据显示，中国、东盟与海合会国家总人口超过21亿，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接近25万亿美元。2024年，中国与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贸易额达到近7万亿元人民币的新高；中国与海合会贸易额达到2880.9亿美元。2023年，海合会是东盟第七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1307亿美元，双方力争在2032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800亿美元。

巨大的市场和经济规模，以及三方在经贸、产供应链领域的互补性，为三方合作奠定了基础。在国际局势、特别是自由贸易和多边经贸体制受到严重冲击的背景下，三方合作传递出怎样的信息？三方合作又有哪些优势？三方如何真正实现李强总理所说的“1+1+1大于3”的合作目标？（www.thepaper.cn）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多位专家：

东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国际贸易室主任

郭延军，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

牛新春，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

三方合作为“全球南方”更好合作提供样板

：这是中国、东盟与海合会首次举行三方峰会。三方为何会决定在此时召开峰会？又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东艳：当前全球经贸格局以及治理体系正处于重要的关键的转折时期。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重启关税政策之后，虽然目前处于暂时的一个休战和缓冲时期，但是这已经对全球，特别是亚太、中东以及其他区域未来的合作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也面临着是构建新的治理体系，还是继续在已有的国际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问题。

这次峰会的主办，也明确地传递出了各方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基于自身发展的未来和目标，在已有的合作基础上，以联合国宪章、世界贸易组织（WTO）原则为基础，推进新时代的全球南方合作的一种机制建设和发展的共同愿望。

郭延军：这次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是区域合作的新模式。过去几十年，中国-东盟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通过中国东盟合作推动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现在这种“中国-东盟+”的模式，从中国-东盟合作、从东亚地区的合作，实际上已经扩展到跨区域的合作，也就是中国、东盟加另外一个区域。

这种跨区域合作的实现，它的主要原因是现在整个国际形势的一个变化，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使我们的区域合作实际上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有可能会使区域合作面临着被“碎片化”风险。

所以通过“中国-东盟+”这种模式，一方面把合作的空间进一步扩展；另一方面把“中国-东盟”过去那些成功的经验推广到更多地区，以更有效地去应对单边主义对地区合作带来的挑战。

牛新春：这次峰会实际上是马来西亚提出来的。目前国际政治形势跟经济形势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特朗普这一任上来之后，通过关税战和在供应链领域继续搞“脱钩断链”，使国际经济越来越“碎片化”，中国、海合会、东盟都受到影响。海合会是经济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因为海合会国家的经济主要靠进出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抵御国际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地区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之间的经济上互联互通、政治上互相支持的机制，是应对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的一个主动作为。

：举行三方峰会是否意味着中国、东盟和海合会有意在更广泛的层面来推动三方的对话合作与机制整合？这对亚洲地区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东艳：中国和东盟、中国和海合会都有非常良好的合作基础，以及面向未来的合作的制度框架。比如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更进一步强调了在新兴领域、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的互利合作，加强标准规则的互融互通，形成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

中国和海合会也通过战略对话，比如说2023~2027年行动计划，提出了在重点领域，比如新能源领域以及相关的金融领域，5G、6G等科技创新领域以及航天、太空领域的合作。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三边合作进一步加强了区域之间的“边对边”平台的整合，有望进一步形成跨区域的、具有功能性的深化合作机制，为加强一体化的“南南合作”提供了新的制度范式。

郭延军：这一次中国、东盟和海合会的峰会，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尝试。如果这种尝试证明是成功的话，这种模式未来可能会扩展到更多的区域，比如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中国、东盟加欧盟”“中国、东盟加中亚”这些合作。当然，这也有待于下一步这个机制的实际运行。如果这个机制能够成功，这种模式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推广。

中国和东盟合作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开放的地区主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际上，正是在这种开放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合作方式、合作理念不断地扩展到更大的区域，使更多的国家可以在这种区域合作当中获利，推动自身的这种发展。这种成功的经验如果能够得到推广，我想未来无论是亚洲的合作也好，泛亚太的合作也好，可能它的这种内生的动力会越来越强。

牛新春：这一次把三方联合到一起，是要通过多边合作来进一步推动经贸、金融、能源各个方面的一体化的行动，是要在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不确定的情况下，扩大合作的范围。

在冷战结束之后，在国际经济领域有两股动力，一个就是整个全球层面上的全球化和全球机制，比如联合国、WTO，来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比较好的时候，大家都说“地球是平的”，但现在，全球层面推动一体化的动力是明显减弱，并且受到美国的严重的制约甚至倒退。

另外一股动力就是地区层面的，比如东盟、海合会这些机制，这些机制在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在全球动力缺少的情况下，地区组织不仅仅是在本地区内来推动经济一体化，还是要实现跨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所以这是这次三方峰会的一个重要意义。

：中国、东盟、海合会加强三方合作，对于全球南方合作又有怎样的借鉴意义？三方合作如何实现“1+1+1大于3”？

东艳：三方合作首先强调了以联合国、国际法为基础，在共同推进多边主义的基础上，提供了具体的、适合南方合作发展的一些自主的议程。同时，以功能的构建来推进制度的协调和统一，通过更加多边包容以及灵活协调的一些机制，通过一些具体的合作的方向，不论是绿色能源、还是数字经济等等具体的合作的方向，来践行合作的理念。

比如在气候合作领域，三方也提供了基于全球南方的具体解决机制；在能源领域，峰会提出了建设绿色能源合作走廊、探索绿色标准等等；也为未来全球的绿色转型、协同驱动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合作方向。

在新兴领域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科技创新领域加强合作，引领未来的发展，那么通过金融合作来探索本币和跨境支付合作，减少对美元和第三方货币的依赖。与此同时探索在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一些金融合作，共同通过多边机制合作，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以及维护本地的安全。

牛新春：我觉得是一个很积极的进展。“全球南方”国家太多，成分比较复杂，没有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国家、地区组织之间先搞一个协调，比如现在中国、东盟、海合会三方，他确实可能会为“全球南方”的合作机制探索出一条道路来。

郭延军：从经济学角度来讲，“1+1+1大于3”实际上是整个经济合作的溢出效应。新兴产业的领域是特别重要的，甚至是一个灵魂性的存在。现在看到中国-东盟现在已经在标准和规制方面开展了非常多的合作，那么实际上我们和海湾国家现在也同样面临着同样的机会。

从产业链角度来说，我们通过分工，产业链可能继续延长，价值链也可以接着延长。以电动汽车为例，中国可以提供核心的软硬件支持，电池核心这样的技术支持，然后通过在东南亚地区进行组装、销售，一些产品则运到海湾国家，作为当地品牌的产品进行销售，这样的合作就是大家实现了共赢。

强化合作确保产供应链安全

：在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关于能源和供应链等内容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三方强化合作，对全球能源和产供应链合作来说，又有怎样的意义？

东艳：从经济内部的结构来看，三方合作更进一步构建了完整的供应链。海合会国家一直是全球能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重要的供给方，中国在高端技术以及制造业产品等领域具有较强的优势。同时，“中国技术+东盟制造”也构成了比较稳定的供应链体系。

与此同时，中国不断发展的消费市场以及东盟的消费市场等等，共同构建了本区域的消费端。也就是说，对三方而言不论是产供应链的重构，还是消费需求的升级，都构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市场结构。 当前全球生产和贸易格局转型提供了机制性的、完整的供应链和供求市场的支持。

郭延军：这个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因为现在中国每年的能源、特别是石油进口量是非常大的。同时，随着中国很多产业迁移到东南亚，东南亚未来的能源需求也会快速地上升。所以通过这样一个模式加强和海湾国家的合作，无论对中国还是东盟国家来说，确保能源供应的安全，意义是很重大的。

在产供链方面，现在中国和东盟、中国和海湾国家的产业链合作是特别密切的。过去几年，中国很多传统产业在向东南亚国家迁移，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涉及中间产品的业态会向东南亚进行投资。同时，无论对东南亚国家还是海湾国家来说，他们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中国对新质生产力领域的投资，比如说电动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等，东盟非常希望中国的这些产业能够去投资。在这个过程当中，三方的联动会使得未来，我们无论是在传统产业的领域，还是新质生产力的领域，会形成一个更紧密的供应链，来确保我们产供链的安全。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跨区域的机制化合作，应对美国带来的挑战。

牛新春：这一方面可能合作的空间比较大。以中国、东盟为代表的亚太区域目前已经成为海湾地区石油、天然气的重要出口地。此外，最近五六年，在石油的下游产业，海湾国家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成立了很多合资公司，在炼化、化工等领域，三方的合作确实很多。

如果能把三方市场联通起来，就像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合作一样，可以把海湾地区的能源跟亚太地区的消费市场给捆绑在一起，所以这方面确实合作的潜力比较大。

再比如新能源领域，中国与海湾国家和东南亚的合作潜力都很大。过去这些年中国在东南亚和海湾、中东地区都投资了大量的新能源产业。但是美国的制裁对我们与这些地区的合作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在面临美国制裁的情况下，中国、东盟和海合会在这方面怎么进行制度上的协调、怎么共同发展新能源产业，也是一个很迫切的任务。

合作初起步，仍面临不少挑战

：5月20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完成。中国与海合会、东盟与海合会之间也正在进行自贸协定谈判。未来三方是否有望推动一个更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区的实现？考虑到三方在发展水平、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一进程可能面临哪些挑战？

东艳：三方合作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来自当前外部的干扰、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的影响，特别是外部大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压力和干扰。从基础上来说，各方的内部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在政策上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在市场和技术标准认证等方面，对进一步的贸易投资也需要进一步的协调。

与此同时，在三方可能需要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适应新兴领域的技术合作要求。所以三方合作是在共同的、包容开放的以及推动多边合作的精神的引领下，通过功能性的务实的合作来推进机制性的建设，构建高效流通的贸易投资更加便利的共享市场。

郭延军：中国-东盟自贸区3.0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包括金融服务领域，包括绿色经济，也包括新质生产力的一些领域。现在我们看到的自贸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贸区。它不仅仅是对于关税的规定，它更大的意义，实际上是作为开放经济的一个合作平台，它能够去把很多的贸易和投资实现一种深度的捆绑。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特别是投资的角度，东盟和海合会非常希望中国的一些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去他们那里投资。我觉得总体来说机遇还是大于挑战。当然，这里面有文化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总体上我觉得整个大方向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

牛新春：这次峰会三方是迈出了合作的第一步，但还没有达成实质性的成果，三方要形成更大的自贸区还很远，未来如何发展还需要观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挑战和困难还是比较多的。比如，现在美国就在向各方施加压力，要求越南等东盟国家把中国产品阻挡在自己门外，防止美国对中国加税后，中国商品通过从东盟国家转口，再销售到美国。所以美国的干预是一个重要的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各方本身也有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中海自由贸易区谈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取得成功？三方合作确实有动力，但也有阻力，要取得实质性成果也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