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宁夏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若要深入研究西夏文献，要去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东方所是西夏文、汉文文献（黑水城出土）的主要收藏地，其收藏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是非常重要的西夏文和汉文双解辞书是破译西夏文的钥匙。黑水城出土的大量文书弥补了西夏陵以墓葬建筑为主、文字史料稀少的缺憾，为研究西夏语言、宗教和社会提供了关键材料。为何这些文物会在俄罗斯呢？

1908年、1909年，俄国探险家、考古学家柯兹洛夫率领探险队两次抵达黑水城遗址（西夏西北边防的军事重镇），进行了考古发掘。在距城墙约300米的一座佛塔（舍利塔）内，他们发现了堆积如山的宝藏，包括手稿、书籍、卷轴画、铜像、木雕等。他将文物运回俄国，其中书籍和手稿由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今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艺术品则移交至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博物馆）。

这批文献数量庞大，仅西夏文献就有8090余件，佛经345种，俄罗斯学者花费近半个世纪才完成目录整理。文物流失也使得西夏学研究长期受制于俄罗斯。近年来，中俄合作研究（如宁夏大学与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合作）正逐步推动西夏文献的共享与研究。

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国宝流失百年祭》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散史实及流失国宝多重价值进行了梳理与研究。其中第六章“探索黑水城宝藏的柯兹洛夫”就讲述了这段故事。摘录如下：

西夏国边防重镇的发现

彼得·库兹米奇·柯兹洛夫参与过普尔热瓦尔斯基最后两次探险，在新疆和青海等地考察。柯兹洛夫出生于斯摩棱斯克州杜霍夫希纳城的一个手工业家庭，在遇到恩师普尔热瓦尔斯基之前，柯兹洛夫只是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

1884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劝说他入伍，并将其纳入麾下，才使他发生了身份的转变。1887年，柯兹洛夫毕业于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图6-4），但他并不热爱军事，而酷爱动物学与考古学，立志要像普尔热瓦尔斯基那样，当一名杰出的探险家。柯兹洛夫是前往中国探险次数最多的探险家之一，在1884—1926年这40多年里，他前后7次受俄国地理学会派遣到中国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考察，其中以第五、第六次考察的成绩最为显著。

图6-4 戎装的柯兹洛夫和他的获得品合影（1910年）

1893年，他与两位队友共同前往中亚考察。1895年，他开始独立率队，在中亚探险。根据他书中的记载，1899—1901年，他涉足黄河、长江、湄公河流域，还获得了2000年前的巴克特里亚纺织品样本。由于杰出的探险成就，他于1902年获得了康斯坦丁奖章。从此，柯兹洛夫走上了和他的导师完全不同的探险道路—以考古发掘为目的，并以随后黑水城和诺彦乌拉山的两次考古发掘震惊世界。在20世纪初的西方探险竞争中，他一跃成为世界一流探险家与中亚研究学者，可与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并列。

纵观柯兹洛夫的探险生涯，最主要的贡献是对黑水城遗址的发现与发掘。1907—1909年，由柯兹洛夫领导的俄罗斯第六次考察队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纳林河东面的巴丹吉林沙漠边沿地带发现了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

黑水城始建于西夏时期，蒙古语称为哈拉浩特（Khara-Khoto），又称黑城。柯兹洛夫从波塔宁的书中发现了相关遗迹的记录后，于1908年前往内蒙古探寻，并发现了这个城址（图6-5）。这次考古发现也成为近代西夏学研究的开端。

图6-5 西夏黑水城的西南段城墙遗址（1908年，柯兹洛夫拍摄）

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1003—1048）在今宁夏银川地区以兴庆为首都建立了“大夏”政权，也就是后来的西夏王朝。这个游牧部族日后逐渐掌控了甘肃、宁夏、青海地区以及陕西北部、内蒙古的部分地区，直到1226年成吉思汗（1162—1227）将其占领。黑水城便是西夏国的边防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塞（图6-6）。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曾记录下这个名叫“额济纳”的城市：“额济纳在沙漠的北部，属于西夏的一部分。这里的居民崇拜宗教偶像，有大量的骆驼和牛，这里饲养着优秀的猎鹰和隼，人们以农业和畜牧业为生，很少有商人。”

图6-6  1908—1909年间柯兹洛夫测绘的黑水城平面图（采自柯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

熟悉吐蕃语和汉语的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深知发展文化的重要性，他博采众长，吸收融合各民族文化，创制了复杂的西夏文。佛教也在西夏国获得了飞速发展。笃信佛教的西夏皇帝从中原、西藏和回鹘请来僧人和工匠，以举国之力修建佛塔佛寺，创造了辉煌的西夏佛教文化艺术。在周边回鹘、中原和吐蕃文化的影响下，原本没有文字记录的党项游牧民族呈现出了多元文化繁荣的景象。

西藏佛教噶玛噶举派初祖法王都松钦巴（1110—1193）的弟子格西藏索哇被第五代西夏皇帝李仁孝（1124—1193）恭迎到西夏国传法，被尊为上师。《贤者喜宴》记载：西夏王泰呼提到，法王都松钦巴到了楚布寺驻锡于此，我邀请他前来，但未能成行，但您（都松钦巴）的使者，新收的一个弟子可作应供。于是格西藏索哇去了西夏，做了西夏王的上师。格西藏索哇前往西夏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但根据成书于1446年的藏文文献《洛绒教法史》推算，他在西夏居留的时间是在1189—1218年，并于1218年在西夏西凉府（凉州，今甘肃武威）圆寂，共在西夏19年。

不仅是噶举派，萨迦派第三代祖师札巴坚赞（1147—1216）的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也曾被西夏奉为上师。这也是藏传佛教在西夏扎根、成为主流宗教信仰之一的有力证据。柯兹洛夫在黑水城发现的藏传佛教遗址和文物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史实。

黑水城的发现对研究藏传佛教的发展史意义深远。西藏佛教可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在9世纪中叶，吐蕃帝国末代赞普朗达玛不信佛，并发起了灭佛运动，导致藏传佛教前弘期结束。直到100年后，西藏佛教才进入后弘期的发展。再加上历代喇嘛对前朝寺院的不断修整，在西藏地区不仅很难发现吐蕃时期的佛教遗址与遗物，就连元代之前的佛教遗址都非常少见。但在西夏国遗址中依然保存了很多藏传佛教艺术品，特别是在黑水城，因为整个城市在荒废之后无人惊扰，西夏的文化和早期藏传佛教艺术被原原本本地保存了下来，这是黑水城遗址极为可贵之处。

柯兹洛夫之前几次找寻黑水城遗址并不顺利（图6-7）。和他之前的考察队遇到的情况一样，住在那一带的土尔扈特部族本地人不会告诉外国人遗址的具体位置，反而把他们引向黑水城的相反方向。但是在1907年，柯兹洛夫在考察时遇到了热情好客的巴尔金扎萨克一家，他们是大清赐封的蒙古贵族，过着单纯的游牧生活。巴尔金扎萨克和家人非常欢迎远道而来的俄国客人，同时被柯兹洛夫携带的留声机和手枪所吸引。柯兹洛夫看出巴尔金扎萨克的好奇，他知道只有新奇的武器才是打动游牧民族最好的礼物，一把好的手枪比金银财宝更让他们眼前一亮。于是他拿出准备好的枪支送给巴尔金扎萨克和当地的土尔扈特领袖，以博取他们的好感。在这些礼物的攻势下，柯兹洛夫终于获取了土尔扈特人的信任，成功地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抵达了黑水城遗址。

图6-7 前往黑水城遗址的柯兹洛夫探险队（1907年）

柯兹洛夫记录道：

最终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在瀚海粗糙的沙岩台地上伸向远方。城市的西北角耸立着带尖顶的锥形佛塔，跨在城墙上，越往上越小，看起来像外边的要塞。当我们接近这座城的时候，脚下是许多破碎的陶片，由于沙丘的上升，要塞的轮廓变得模糊。最终我们走到了台地，在这里，古城展示出了她全部的外在魅力。

四方形平面的黑水城遗址坐落在粗糙坚硬的沙岩上，当时作为交通要塞的城池有着又高又大的城墙，厚的地方甚至达到3米。城垣依旧完整清晰，城内有小花石铺设的整齐街道，精美的建筑随处可见，城内外大大小小的佛塔鳞次栉比。柯兹洛夫文中提到的西北角佛塔是城中最高的一处（图6-8）。

图6-8 黑水城城墙西北角的佛塔（1908年）

很快，他们就在建筑遗址中找到了大尺寸的唐卡（藏传佛教卷轴画）等文物，还出土了各种写本，上面都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文字。后来经过考证，这种和汉字相似、笔画复杂的文字就是著名的西夏文。由于所带的水和物资有限，考察队仅在黑水城驻扎了一个星期，绘制了图纸，便打包了各种佛像、绘画、文书和铜币等文物，寄回沙俄皇家地理学会。

沙俄皇家地理学会收到这些精美文物后，非常震惊。对佛教手卷熟悉的奥登堡很快意识到这座古城埋藏着绝无仅有的宝藏，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奥登堡和沙俄政府立刻命令已经转换营地的柯兹洛夫赶回黑水城，继续发掘工作，争取在其他探险队找到这里之前尽量获取更多的文物。回到黑水城的柯兹洛夫欣喜地发现，那里还没有被其他国家的考察队发现，还维持着他们离开时的模样。那些被他挖出来没来得及拿走的泥塑佛像还在土堆上坐着，仿佛等待着他的再次到来。得到皇家地理学会的首肯，柯兹洛夫开始进行彻底的发掘，不仅要取走留在地表的文物，还将佛塔挖开，寻找里面可能有的珍宝（图6-9）。

图6-9 柯兹洛夫在黑水城发掘佛塔（1909年）

1909年6月，柯兹洛夫挖开了一座名为“辉煌舍利塔”的佛塔遗址（图6-10、6-11）。在塔底13平方米的地宫里藏有20多尊真人大小的佛像和书籍，还有众多汉、蒙、藏和西夏文的经卷写本，300多幅汉风佛画和藏风唐卡。这一发现极大地刺激了柯兹洛夫。在之后的考古过程中，柯兹洛夫发掘了很多佛塔遗址，收获了更多的文物。

图6-10 柯兹洛夫在黑水城发掘的“辉煌舍利塔”遗址（1909年6月）

图6-11 “辉煌舍利塔”遗址上的泥塑佛像群（1909年6月）

由于文物太多，集合数百匹马也无法装下这么多的物品。兴奋若狂的柯兹洛夫已经不顾保护文物的重要性，为了尽可能多拿走一些文物，他只取他认为好的部分打包带走，原本完整的佛像被他打碎只取佛头。疯狂的柯兹洛夫在日记中说：“挖呀、刨呀、打碎呀，我们都干了。”

汉藏合璧的瑰宝

柯兹洛夫从黑水城遗址中发掘出的文物种类及数量十分惊人。除举世闻名的大宗西夏文刊本和写本外，还有汉、藏、回鹘、突厥、女真、蒙古文等典籍。这些文献中又以佛典居多，还包括经、史、子、集各类文献资料。另外还有辞典类，如西夏语、汉语双语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等，是打开西夏学研究的钥匙。还有一些兵书、官府文书、民间契约、医书、历书、卜辞等，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法律、社会风俗的珍贵宝藏。遗址中还发掘出土了300多幅佛教绘画作品，以及20多件木版印刷品，70余件木雕，及泥塑像、铜和镀金铸像、丝麻织品、钱币、纸钞等。这些文物再现了西夏帝国的璀璨与辉煌，为研究佛教艺术及相关史学开拓了新的天地。

这批傲世的古文物于1909年秋天运抵圣彼得堡，保存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新大楼里，并于1910年初首次公开展出（图6-12）。随后，有关艺术、考古类的文物被送往俄国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之民族学部门；书籍、文稿则运往俄国科学院，即现今的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保存。1933年，博物馆典藏的文物被转送到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博物馆）东方部收藏，这些西夏文物共有3500多件，收藏量居世界之冠。

图6-12 柯兹洛夫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秘书在黑水城发现品展览大厅里合影 （1910年）

这仅仅是这些文物的大概目录。其后，俄国学者不惜代价，举国之力，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也没有整理完成，可见这批文物数量之浩繁（图6-13）。直到苏联解体后的1996年，俄国才逐步完成文献的初步整理工作，前后花费近一个世纪。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些文献仍在继续整理中。

图6-13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展出的部分黑水城写本（1910年）

柯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发掘出的绘画作品可以分为三种风格：一种是深受宋代影响的汉地风格，一种是受西藏影响的藏传风格，还有一种是汉藏合璧的融汇风格。

柯兹洛夫带回的很多绘画都以藏传佛教唐卡的方式装裱，上下部分的装裱呈相对的梯形，不似汉族绘画的长方形。这些画的题材也是典型的藏传佛教人物，如绿度母、空行母、尊胜佛母、毗沙门天王、藏式风格的佛与菩萨等。最典型的是一幅描绘西藏上师的唐卡（图6-14），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这位真实存在过的喇嘛。藏传佛教崇拜上师，视他们为佛与菩萨的化身。画面下方两角的西夏男女供养人，表现了西藏的上师崇拜在西夏国的流行。

图6-14 西夏12世纪《上师像》唐卡（ 棉布设色，总高64厘米，宽33.5厘米，现藏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编号：X-2400）

图6-15 西夏12世纪《阿弥陀如来接引图》挂轴画（亚麻布设色，总高99厘米，宽63.8厘米，现藏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编号：X-2411）

《阿弥陀如来接引图》（图6-15）是一幅受宋朝风格影响的大型挂轴画。画面主要表现阿弥陀佛，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主宰。阿弥陀佛一词来自梵语中的“Amitabha”，即不可测量的光芒，指佛陀是“无量光”的化身。该佛面部饱满，低矮的肉髻前还出露着一颗红色髻珠，是宋代佛像的特征之一。宋代佛像胸部袒露的部分较多，表现出雍容的体态，该佛像也具有这个特点。画面左侧是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他们都是阿弥陀佛的胁侍。其中宝冠上有化佛的是观世音，宝冠上有宝瓶的是大势至。画面的左下角有一留着八字胡、穿着棕色长袍的男子，代表着被西方三圣接引的死者，他的衣着和披发都是西夏男人的特点，正双手合十，祈祷佛和菩萨的救度。他的头上升出代表灵魂的一缕青烟，化作一个可爱的裸体童子，准备投入二菩萨手捧的莲花之中，将被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图6-16）。佛的白毫中还冒出一股白色光，蜿蜒照在童子身上。画面顶部有一座宫殿飘浮在云上，代表着西方净土，上方还飞飘着琵琶、笛、钹等不鼓自鸣的乐器，仿佛演奏着佛国妙乐。从风格上看，这幅作品有着来自中原宋朝的构图特点，但其鲜艳的用色，如强烈的蓝色、绿色、金色和红色的对比，则是西藏民族绘画用色的特点。所以，它是一幅汉藏合璧风格的绘画。

图6-16《阿弥陀如来接引图》挂轴画中的裸体童子

相较之下，用色淡雅的画作则是受中原风格的影响，在黑水城出土的绘画中也为数不少。《水月观音图》挂轴画的色彩对比度很低，显得色调柔和、淡雅（图6-17）。

图6-17  西夏12世纪《水月观音图》挂轴画（绢本设色，画面总高101.5厘米，宽59.5厘米，现藏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编号：X-2439）

据说这种将菩萨像与凡间世俗风景结合的标准样式来自盛唐画家周昉的创作，但在五代以后才开始流行。在画中，观音斜坐在岩石上，体态轻盈自在，身后有山石、竹林、牡丹等，身下有一汪清泉，中有荷叶，映衬着水月观音的主题。观音身边的石台子上承托着净水瓶，瓶中插柳枝。观音的右上方是善财童子驾云前来拜谒。在这幅画中，除了上述这些水月观音画的基本元素之外，画师还按出资者的要求加入供养人像。这幅画面中世俗人物颇多，左下角一位老者正在烧香，身边陪着一名童子；右下角还绘有披发剃头的数人，都是西夏人装扮，有的吹奏着乐器，有的动作夸张地载歌载舞，马背上还插着引领魂魄的幡杆。这幅画也许表达的是已故长者在亲属举行的葬礼中被观音菩萨送往西方净土世界的情景，是西夏人在用中原的艺术形式表现自己的宗教情感。

《炽盛光佛与十一曜图》挂轴画（图6-18）也是很有趣的中原风格画，描绘的是西夏人的宇宙天文观。和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获取的唐代绢画《炽盛光佛并五星图》类似，在这幅作品中，主尊炽盛光佛居中坐在莲花宝座上，双手捧金轮，四周环绕的是11颗古典行星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它的题材可能来自唐代高僧不空（705—774）翻译的《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具有占星的功用。在十一曜中，身着华美服饰以帝后形象

出现的是太阳和月亮；红色胡须、头顶牛首的是土星；戴凤凰步摇冠、手持琵琶的贵族女子是金星；帽子上有野猪头的是木星；女学者形象手持毛笔和卷轴、头顶猴子的是水星；戴官帽的官僚形象代表星座紫炁；佛像左侧是气势汹汹、手持三叉戟的四臂火星；与火星对称的是袒胸、露背、披发的星座月孛。位于这组人物最下方的两个愤怒相护法是来自印度的罗睺（拉胡）和计都。最为奇妙的是在佛像周围不但排列着古希腊十二星座，画面上部还有由两组官员代表的印度二十八个星座。

在另一幅西夏绘画中，只描绘星座月孛，其以妇人的形象出现（图6-19）。她披散头发，袒胸露背，右手提人首，被西方学者认为与希腊神话中的魔女美杜莎有相似之处，表现出佛教与西方神话题材的融合。因此，它可能是将印度、希腊和中国占星图融会贯通而产生的新型主题作品，说明了西夏王国高度的兼容性。

图6-19西夏11世纪《星座月孛图》（纸本设色，现藏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在西夏黑水城挖掘出的绘画作品中还发现了少见的道教图像，更是汉民族的传统题材。道教源于老子的哲学教义，在吸收了古代民间崇拜和原始信仰的元素后成为了中国的传统宗教，真正形成的时间与佛教传入中国相仿，即都在东汉晚期。10—13世纪的西夏国也受到这一传统中国宗教思想的影响，一幅《真武大帝》挂轴画（图6-20）就是鲜明印证。画面中间描绘的真武大帝，也称玄武大帝，披发不戴冠，被人们称为“披发祖师”。

图6-20　西夏12世纪《真武大帝》挂轴画（绢本设色，总高91.5厘米，宽47厘米，现藏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编号：X-2465）

根据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天空被划分为五个“宫”。玄武是北方宫主，也就是北方之神。位于真武大帝脚前的龟与蛇是原本古代民间认为的北方玄武形象，直到宋朝，玄武才开始以一个将军的形象出现。他的面容严肃英俊，赤脚披发，身穿黑色长袍，内有金甲，据说能趋吉避凶。他的身后是四位形象不同的随从，代表北方天空中的星座：左边女子和举旗者代表北斗七星和大熊座，在道教中有着战胜死亡的力量；右边是另一星座的守护神，手中拿着一个骨灰盒，说明火葬是西夏人常见的丧葬仪式。这幅画是为数不多的在西域发现的道教文物，对研究道教在西夏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

《国宝流失百年祭》常青 黄山/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