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陌生化趋势，可以从近几十年陌生人的形象变化中略见一斑。在20世纪末，中国人公共意识里的陌生人是和道德焦虑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出现一系列见死不救、对陌生人冷漠无情的事件，也出现了陌生人对提供帮助的人倒打一耙，所谓“碰瓷”的现象。人们不敢帮助陌生人，也不敢轻易接受陌生人的帮助。1994年暑假，我和北京大学的同学一起去东莞做民工调查，在京广线上，火车一路广播“千万不要把贵重物品托付给陌生人照看，对陌生人的建议要格外小心”。我和同行的同学对此颇不以为然，我们说公共宣传应该提倡公共信任，不应该反复提醒要提防彼此。一通理论评论后我在座位上酣然入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放在头边的价值不菲的索尼牌小型录音机不翼而飞。坐在周围的乘客面无表情，一问三不知。我和同学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在理论上自圆其说，经济上的损失更让我心疼了一路。

当时的公共道德焦虑，是和1980年代末期以后城乡人口流动的陡然增加，城市里出现了大量陌生人紧密相关的。在东莞，我们亲眼看到了市民和地方政府对经济蓬勃发展中的社会秩序的顾虑。我们也看到了民工的陌生人状态：他们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却进入不了城市社会；他们在农村老家还有自己的根，但是也回不了老家。他们被城里人当作陌生人，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是陌生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民工告诉我，他们最经常的冲突并不起源于车间里面的劳动关系，而往往是宿舍里面的生活琐事，比如上厕所、洗头、用电热炉的问题。在我原来的想象中，宿舍是民工变成朋友、团结互助的基础，而事实则相反，在狭小的共同生活的空间里，他们形同陌路。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火车的广播不再提醒陌生人的危险，我也不用担心录音机会被偷。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使社会治安大大好转，陌生人和陌生人不再彼此害怕。但是生活里的“陌生化”似乎也进一步加强了。我们这组对话的嘉宾之一李一凡导演，在拍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时，去了我当年调查的同一个镇。李一凡导演发现，同一宿舍的民工几乎不认识彼此。车间的流水线是24小时不停的，工人没有统一的上下班时间，而是被轮番安排进厂出厂，宿舍成为工人们轮番睡觉的地方，在任何一个时点都有人在睡觉。室友的陌生化在今天已经普及到大学生、青年白领、青年公寓和城中村的租客等等。我的一位德国同事问我，他的朋友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同宿舍的中国学生从来不跟别人说话，而且别人问他愿不愿意聚餐、一起出来玩时，他的反应让人觉得他似乎受到了冒犯。我的猜想是，这名中国学生可能觉得交往是一种负担，同时他也可能害怕，当彼此不再陌生，互相了解后，关系会变得复杂，成为更大的负担。

伴随着陌生化趋势的是有序化，即社会变得更安全、更可预测。这种高度有序的陌生化，呈现出段志鹏所说的“透明不透气”的特征。设计研究者段志鹏是我在德国马普所的同事，是这组对话的策划人之一，他和《三联生活周刊》的贾冬婷一起主持了我们的对话。志鹏指出，像玻璃和塑料这样的材料是透明不透气的，它们让人一览无余，但是物质无法穿透，密封的玻璃和塑料容器可以杀死几乎一切生命。透气不透明的东西，包括树叶、泥土、海水、带着露水和灰尘的空气，特别是有机体的皮肤。靠着永不停息但往往不可见的物质渗透和交换，生命才得以维持。志鹏进一步阐述道:

从建筑学的角度想，我认为现代建筑设计的主要战场就是对于透明性的争夺。早期玻璃由于技术限制，透明性没有这么好。18世纪之前，玻璃在建筑上的作用主要是透光，而不是透明。例如，中世纪教堂的彩色玻璃窗，让光线穿过却没有让视觉完全穿过；甚至，它需要视觉上不能穿过以保持神秘。但在工业革命之后，一种新的建筑形式——车间出现了，这种近似教堂尺度的建筑需要大量自然采光让工人在白天的室内工作。技术上得以实现也是因为18世纪平板玻璃的生产技术有很大的优化，包括批量生产、打磨技术，还有增加透明度的玻璃配方。在车间的设计上，大片平板玻璃大量用于建筑的外立面；这种车间式的建筑成了现代设计的母题。

屏幕的出现让玻璃不仅仅可作为展示的物质，它开始能互动了。智能手机的出现让玻璃成了可触摸的作品，我们可以按压玻璃。我想到透气，也是从我们的聊天里想到触摸屏开始的。疫情期间我能从我的屏幕里看到那么多信息，这些信息让我焦虑，但是我关上屏幕，它突然就变成一块玻璃了。玻璃成了一种有限可交互的物质。20世纪有很多关于人穿过屏幕的科幻想象，但是现在这种想象不多了，仿佛默认了玻璃的交互只能遵循输入和输出信号的逻辑。触摸屏幕，用键盘输入信号，屏幕上给你反馈一些视觉信息。那时我在想，这个材料真冷酷，让你看到但是封锁你的其他感官。看到世界却摸不到世界还挺残忍的。项老师之前写过一篇关于移民和窗口的短文,也可以从玻璃的这种特性来理解。

21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透明，或者更精确地说，越来越按照透明化的原则来组织，要把一切都变得一目了然、可以预测，尽量减少惊讶、奥妙和等待。但是，人和人之间听不到彼此的呼吸，难以打开自己，也不敢打开对方。一个个陌生人就是一个个清晰的陌生人，他们不会转变成朋友、敌人、客人，不会带来暧昧、惊喜、阴影、高光。这里的透明，并不是说人真的可以看到一切，而是说你想看到的、觉得重要的东西都已经摆在眼前，而那些你不想看到的、觉得不重要的——比如那个蹲在离我50米远的地上的戴滑雪帽的中年人为什么伤心——被处理成不可见。凡是可以被看到的都是合理的，那些没有看到的是不想看也不用看到的。反过来，当我们看不到某件东西，我们也就认为那个东西不存在或者不应该存在。客观上的看不见，内化为主观的不去看见。我们可以看到想看到的无穷无尽的陌生人，可以和他们打招呼、通过社交平台建立联系、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们永远是陌生人。如果这些陌生人的回应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可以马上拉黑他们，或者他们屏蔽我们。整个世界似乎就在我们的指尖，在屏幕上一切尽收眼底，但是顷刻间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黑屏。我们似乎掌握了可以鸟瞰世界的神器，但是好像总是站在生活的外面。

生活变得透明而不透气，是和公共的抽象化联系在一起的。透明显然意味着公共——大家在这里一览无余甚至无处遁形，但这个公共不是由无数个体通过互动搭建出来的，而是靠一个全面贯穿我们生活的第三方系统捏合而成的。这个第三方定义所有的个体，规定所有个体的行为，所有的个体都直接对第三方负责。通过个体间横向互动而形成的公共是不透明的，而是透气的；通过一个统一的第三方建立的公共是抽象的也是透明的。这个第三方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和效果。它可以是神，比如在一个高度宗教化的社会，所有的个人对神效忠和负责。这个第三方可以是货币，如齐美尔分析的那样，货币可以把一切定量化，让所有人按统一的理性去计算和预测。这个第三方也可以是商品，比如马克思深刻揭示出商品生产和交易的逻辑消除了各种社会差异，把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变成商品的隶属。这个第三方也可以是政治权威。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是高度透明的，因为所有的囚犯把监狱中央瞭望塔上的士兵当作核心的参照，即唯一一个近乎万能的第三方，而囚犯和囚犯之间没有沟通。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兴起做了这样的描画：所有的个体奔向一个权威，个体和个体之间没有隐私、没有实质性差异，也没有实质性联系，从而完全透明。

在21世纪，这几种力量——意识形态的、经济的、政治的——以空前细密复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样重要的是，技术成为贯穿各个领域、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三方。线上支付、监控和人脸识别，使得社会生活高度透明，也使得彼此的实质性交流近乎消失，不再透气。技术对日常公共话语的影响尤其明显。日常公共话语原来是通过个人的书信、面对面的对话、闲言碎语、口碑、名气等要素交叉而成的。在社交媒体和平台经济时代，每个个体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透明的公共中去，其间没有间隔，没有缠绕，也不需要中介和等待，但是大家的表达非常小心，因为在系统面前，每个人都是“裸人”。出租车的变化是一个值得分析的例子。在1990年代的中国城市，出租车曾被戏称为“人民广播电台第一频道”。出租车司机有无数的社会新闻和小道消息，也有无尽的热情去向乘客输出观点、和乘客辩论。但是今天的出租车里变得非常安静。变化的缘起之一，是2010年代末网约车的治安事件。在治安事件普遍减少的趋势下，这些案件引起了社会的恐慌。平台公司和政府的策略不是加强资格认证和劳动关系调整，而是引入了全面的监听体系。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身安全，但是也使得司机和乘客彼此间不再交流。司机不愿意多谈，有的司机在座位前贴上“此车有录音”的提示，监测系统甚至会自动提醒司机和乘客“请不要讨论和行程无关的事项”。另一个例子是，人们在街上、饭馆等公共场合说话时也不得不多留一个心眼，因为不知道哪里有人在录音、录像、直播，随口说的话可能被录音甚至直播。在日益稀薄的生活里，无数的人在稠密地录制，制造一个透明的世界。

职场是第三方力量把公共抽象化的另一个场所。一位名叫Opera的网友反思为什么同事之间如此陌生。他在工作中发现，同事之间往往是点头之交，反而是离职之后才有更深的互动。工作中的陌生化当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利益争端有关，但是更可能是结构性的。技术的发展，使得每个人的工作过程对系统来说几乎是完全透明的。因为每个个人直接和系统对应，个人之间不再需要发生联系。系统为了保证和个体的高效互动，也不鼓励个人间的横向联系。友情变得稀缺，正因为友情是自由个体之间情感上的共振、思想上的共享，可以完全脱离作为第三方的体系。因为抽象的公共性，陌生人本身不再可怕，而陌生人的聚集——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也许会产生某种超出陌生的关系——成为需要不断提防的危险。

当一切都是透明的，抽象的公共性往往也失去了内容。比如道德考虑可能变得虚无。人类之所以有道德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信息有限。在事情不透明的情况下人们需要做出判断和选择，这时候人们就需要道德，道德使人和人可以在不透明中继续有意义地交往。作为美德的助人为乐，是要求人们在很多方面做模糊处理的，比如，求助者是不是需要帮助，求助者怎么使用善款，他是不是真的感恩。当人们要把求助和帮助变成一个完全透明的过程，对求助者高度警惕、要调查求助者的“真实背景”、审问施助者的“真实动机”，那就把道德问题变成风险控制和效率管理的概率问题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从此不再有道德焦虑，就可以安心。相反，在道德问题变成概率问题之后，一切变得不可信、不真实、不可控。所有的善意都带上了阴影和疑团，道德伦理考虑被弥散性的心理紧张和焦虑所取代。通过社交媒体精确寻友是另一个透明可能带来焦虑的例子。人和人的交流变成一个配对和选择的过程，当然是空前高效的。但是这也意味着你永远在被判断、被审视。人们要时刻警惕不能释放负面信号，否则就可能被抛弃和否定。加缪笔下《局外人》中的陌生人默尔索，到处看见灿烂的阳光，照亮一切的强光让他目眩、失控。让默尔索失控的阳光是不是我们的透明？

人们一方面觉得有太多未知，前途未卜，另一方面又觉得一切都可以一眼看穿；这二者在追求透明化的社会里并不矛盾。一个囚犯不知道另一个囚犯的情况，囚犯也不知道今天和明天会发生什么，这完全不影响他们生活的透明感。在透明的世界，人的命运已经被系统的力量决定了，未卜的前途是个人的不幸，它们没有意义；同时，如果一个人真正符合了透明世界的规则，这些未卜事件都可以被克服，变成可卜。人生的意义似乎就在于按照那些写在墙上、挂在空中的标语来克服自己那些不透明的经历，变成人人认可的人。归根到底，透明是社会组织的方式，是人们理解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一个意象，从而也成为人们客观的存在状态。

本文摘自《你好，陌生人》，项飙等著，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5月。 经出版方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