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斯特凡尼尼（Pietro Stefanini ）博士现为爱丁堡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正在将其博士论文拓展为一部专著，运用档案与民族志方法，追溯“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与“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之间的历史谱系。该研究以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帝国统治为起点，经由 1948 年的“大浩劫”（Nakba）[1]和 1967 年战争[2]，一直延伸至当下的关键时刻。他的部分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千年国际研究杂志》（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参与与冲突》杂志（Participation and Conflict）以及开罗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自 2022 年起，他担任联合国“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研究助理，此前则在伦敦一家致力于维护难民权利的机构担任研究员五年。

在这场访谈中，我们围绕他提出的“定居人道主义”（settler humanitarianism）展开讨论，回溯其历史与档案证据，并联系加沙当下的处境，进一步思考团结、去殖民以及未来可能的方向。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12日，加沙地带汗尤尼斯，停火协议生效后，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视觉中国 图

：在进入具体概念之前，能否先介绍一下你目前关于“定居人道主义”的书稿计划？你在博洛尼亚、大马士革以及被占领的耶路撒冷的成长经历，以及你在学术界和难民权利机构的工作，如何塑造了你的研究问题？

斯特凡尼尼：我的父亲是一名国际援助官员，17岁时我搬到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在那里生活了近三年，并就读于一所聚集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和外国学生的混合高中。那段时期正值第二次起义之后（post-Second Intifada），以色列对加沙的殖民暴力不断升级，例如 2008/2009 年的袭击。我亲眼目睹了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日常遭受的压迫：种族清洗、房屋拆迁、被困于难民营，以及国家纵容的系统性歧视与迫害。这段经历深刻地塑造了我对巴勒斯坦议题的关注。

在开始博士研究之前，我曾在“巴勒斯坦返乡中心”（Palestinian Return Centre）工作五年，该机构致力于推动巴勒斯坦人的“返乡权”。在那段工作经历中，我逐渐意识到，将巴勒斯坦的反殖民解放斗争简单地框定为“难民人道主义援助”，会带来诸多问题。

：你的研究突出了“人道主义”与“定居殖民主义”的纠葛。就当下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的种族灭绝来说，公众往往更关注援助分配过程中暴力的直接表现（比如人们在排队领取援助时或为援助相互争夺时被杀害），而较少关注“人道主义”本身如何被用作掩盖驱逐的工具。你在研究中使用了“人道主义化的种族灭绝”（humanitarianising genocide）、“人道伪装”（humanitarian camouflage）、“人道主义暴力”（humanitarian violence）等概念。你能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些概念吗？

斯特凡尼尼：“人道伪装”是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 Francesca Albanese） 提出的概念，用以说明以色列如何滥用国际人道法中的保护条款，通过曲解其意义，使种族灭绝看似合法化。比如，国际法中的“安全区”（safe zones）本意是保护平民，确保他们在被迫迁移后获得国际援助、庇护和医疗。然而，以色列将这些区域作为军事掩护，将强制驱逐包装为“人道措施”，而这些所谓的“安全区”往往反复成为轰炸目标。

“人道主义暴力” 是伊尧·魏兹曼（ Eyal Weizman ，英籍以色列建筑师，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教授）于2012年提出的概念，其讨论的问题与“人道伪装”类似。他是最早揭示以色列如何在2008/2009年加沙战争中借助人道主义话语和国际法来合法化暴力的学者之一。通过他的机构“法证建筑实验室”（Forensic Architecture）[3]，他不断拆解以色列所谓“遵守人道原则”的叙事，揭示背后隐藏的极端暴力。这个概念的核心在于“次优之恶”（lesser evil）逻辑的反复运用。比如，先空投传单警告居民，再轰炸房屋，这种做法被描述为“更人道”的，但实际上是一种对暴力的精密计算，只有被置入人道话语或国际法框架之中，它才能被“合理化”。

至于我提出的“人道主义化的种族灭绝”和“定居人道主义”，与上述概念类似，但我进一步强调两点：第一，将这种对“人道主义”的利用历史化，视为20世纪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殖民巴勒斯坦进程的一部分；第二，指出以色列不仅挪用国际人道法，还借用了国际组织的运作模式，“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Gaza Humanitarian Foundation）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你将1948年的“大浩劫”置于“人道主义迁移”（humanitarian transfer）和“定居人道主义”框架下进行分析。能否梳理一下相关档案证据和当时的辩论？例如，1937年英国的皮尔委员会分治方案（Peel Commission）[4]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此外，这一视角又如何帮助我们看到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争做法与当下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之间的连续性？

斯特凡尼尼：20世纪3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所谓的“迁移辩论”，逐渐成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核心思路，即如何在一个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为多数的地区建立犹太人大多数的定居者国家。中央犹太复国主义档案馆（Central Zionist Archives）和以色列国家档案馆的文件印证了这一点，其中许多材料后来也被20世纪80年代末的“新历史学家”纳入研究。

为了使迁移计划合法化，犹太复国主义者借用了当时国际关系中流行的表达，如“人口交换”（population exchanges）。表面上，这是寻常的国家建设手段，实际上却把种族清洗包装起来，用以打造一个种族同质的民族国家。我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他们还试图通过“人道主义安置”（humanitarian resettlement）等良性措辞，掩盖驱逐的暴力本质。

而这不仅停留在话语层面。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也就是“大浩劫”期间，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和民兵多次以“人道”理由为行动辩护，一方面将巴勒斯坦人集中到内部飞地，另一方面在邻国推动救济和安置措施，以阻止难民返回家园。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7日，加沙地带加沙城，巴勒斯坦民众拿着空锅等待分发热食。视觉中国 图

：尽管学界早已对“人道主义”提出批判，但在现实中，它却屡屡被帝国主义所利用。你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以“人道主义”之名推行人口集中与驱逐，其逻辑与19世纪的定居殖民实践如出一辙，无论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部非洲还是北美，当时的掠夺同样被包装成所谓的“人道治理”。那么，当下的“人道主义化的种族灭绝”与这些早期殖民模式相比，有何不同？

斯特凡尼尼：在研究中，我经常将以色列的做法与早期殖民扩张的经验进行比较，因为以色列今天所展现的“人道主义面孔”，与殖民主义鼎盛时期的做法确实惊人地相似。但关键差异在于，以色列的定居殖民项目延续至20世纪，并发生在一个表面上已进入“后殖民”时代的国际秩序之中。在这样的全球格局下，以色列不仅借鉴了当代人道主义组织的操作模式，更必须比以往的殖民者更加谨慎、巧妙地掩饰其殖民本质。

：你在关于加沙重建机制的文章中指出，重建往往并非真正带来救济，反而起到正常化封锁、巩固控制的作用。从你在难民治理中的经验（包括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5]的工作）来看，那些名义上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机构，是如何强化或缓解结构性剥夺的？在现实中，哪些改革可能带来有意义的改变？

斯特凡尼尼：在UNRWA历史上最脆弱的时期，对它提出批评并不容易。以色列甚至公然将其定性为“恐怖组织”，导致它无法在加沙正常开展工作，尽管UNRWA是最有能力满足巴勒斯坦人需求的机构。对UNRWA及其服务对象的进一步打击，还包括长期的资金危机，威胁到其生存根基，最近，东耶路撒冷的UNRWA学校也被迫关闭。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我认为必须坚定地为其抵御这些攻击。

话虽如此，巴勒斯坦人与UNRWA的关系始终复杂而矛盾：一方面，他们将其视为一种国际上的公正补偿，并认为自己因难民身份有权获得援助。UNRWA也承认巴勒斯坦人的“难民”身份，而这一身份理论上包含返乡权，这正是以色列将其视为威胁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巴勒斯坦难民也长期组织抗议，反对UNRWA将他们去政治化地视为“受害者”，而忽视其有能动性的政治主体地位。值得注意的是，UNRWA超过 90% 的员工本身是巴勒斯坦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力量，但其高层管理职位始终由国际人士把持。

我对加沙重建机制的批评在于，它完全屈从于以色列的“安全”要求，从而再生产了封锁与统治的逻辑。

至于什么样的改革能够带来真正改变，这确实很难回答。但从更广阔的结构层面看，我们需要摆脱高度职业化、国际化的NGO式人道主义，转向真正以巴勒斯坦人为中心的援助和团结模式，让他们自己决定如何应对所处的困境。

当地时间2025年9月19日，以色列军车车队部署在加沙地带边境。视觉中国 图

：你在近期的写作中批评了像“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这样的项目，认为它们为以色列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披上了“人道主义的外衣”。记者、捐助者和 NGO 在实时评估此类项目时，应如何避免被收编？有哪些危险信号是你特别会提醒大家注意的？

斯特凡尼尼：延续前面的讨论，我认为外界观察者或想要介入的人，首先必须倾听巴勒斯坦人自己的声音。“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 是一个以色列主导、美国外包执行的项目，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带来严重的暴力。我们不应等到以色列士兵事后才承认，他们曾向手无寸铁、毫无威胁的巴勒斯坦人开枪，而是应当从一开始就相信受害者的证言。

因此，如果一个项目由以色列主导，这本身就是最明显的危险信号。捐助者和NGO应当明确自己的立场，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保持并肩关系，而不是陷入自上而下、单向施助的模式。

：你在研究中指出，作家和话语在使“人道主义式剥夺”合法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最早提出“定居殖民式剥夺可以被视为人道主义”的，正是英国作家以色列·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6]。这提醒我们，文学与艺术从来不是与政治隔绝的，它们既可能服务于帝国和殖民计划，也可能投身于反殖民、反帝国的斗争。你如何看待近年来团结巴勒斯坦的文化与艺术行动？

斯特凡尼尼：我或许不是最适合评论这些文化与艺术行动的人，但我认为，它们在改变关于巴勒斯坦的主流叙事，以及推动一个坚定而持久的反殖民团结运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相关，我们该如何理解“全球坚韧船队”（Global Sumud[7] Flotilla）作为一种人道主义实践？你认为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去殖民化的人道主义”，还是说“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已经被过度消解，只能彻底弃用？

斯特凡尼尼：如果“人道主义”还有值得保留的价值，那正体现在“全球坚韧船队”这样的实践上。从理论上讲，确实可能存在“去殖民化的人道主义”。历史上，“人道主义”也曾被动员为解放服务，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巴勒斯坦斗争，以及阿尔及利亚的去殖民化抗争。

人道主义本身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具有可塑性，可以被重新定义和赋予新的意义，用来支持集体解放的斗争。但在我的研究中，我始终提醒读者关注这种潜能的局限，并强调应将更激进、真正解放性的反殖民团结置于核心位置。

所谓的“人道主义团结”（humanitarian solidarity）往往将巴勒斯坦人固定为“受害者”，反而压抑了他们更具解放性的政治能动性。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人道主义对战争、种族灭绝和殖民受害者的回应方式，与20世纪60年代的反殖民团结模式相比已有巨大差异。当时，国际志愿者会以“革命”的名义，加入被殖民人民的武装斗争，共同对抗帝国主义统治。而今天，人道主义工作者更多承担照料受害者、见证苦难的角色。

：最后，你认为哪些原则或实践对于建立能够抵御收编的团结形式是必不可少的？你又会给研究人道主义的学者什么建议？

斯特凡尼尼：我认为，真正的团结必须扎根于巴勒斯坦的革命传统和解放斗争。这意味着要把难民返乡的诉求、去殖民化进程，以及对巴勒斯坦各类抵抗形式的支持，置于团结实践的核心。

对于学术研究，我的建议是：必须在具体语境中，以历史化的视角审视人道主义项目的发展轨迹，尤其要关注它们如何往往（尽管并非总是）与资本主义剥削和殖民权力的运作紧密交织在一起。

注释：

[1] 阿拉伯语意为“灾难”。1948 年，以色列建国和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约 75 万巴勒斯坦人被迫流亡，400 多个村庄被摧毁。巴勒斯坦人至今仍称之为集体记忆中的“大浩劫”。

[2] 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爆发的战争。结果以色列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西岸、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这些领土的长期军事占领构成了今天巴以状况的核心背景。

[3] 位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跨学科研究团队，运用建筑学、空间分析和视觉技术来调查战争罪行和人权侵犯。他们曾用模型重建加沙被轰炸的建筑，用作国际法庭和媒体的证据。

[4] 英国殖民当局在巴勒斯坦设立的调查委员会，首次提出“分治”方案，将巴勒斯坦分为犹太国与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和宗教圣地由英国继续管辖。方案因强制转移人口的设想而遭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坚决反对，最终未实施，但为后续“分治”思路埋下伏笔。

[5] 全称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1949 年成立，专门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教育、医疗和基本生活支持。

[6] 英国犹太作家和锡安主义者，早期提出“无人民之地的人民”口号，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这一表述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象征，也备受批评。

[7] 阿拉伯语词汇，意为“坚韧、坚持留下来”。在巴勒斯坦政治语境中，指人们在占领和流亡中坚守土地、文化和生活的精神，被称为抵抗的日常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