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视域下拜占庭、中介民族与中国关系研究》，张爽、薛海波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295页，128.00元

丝绸之路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是国内学界参与国际学术前沿论坛的重要切入点。国内学人有关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学界的公认。从早期的夏鼐、张星烺、朱谦之到今日的王治来、余太山、蓝琪、刘迎胜，诸位先贤都为国际丝绸之路研究贡献了中国智慧（代表性成果有：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考古学报》1959年第三期；夏鼐：《中世纪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世界历史》1980年第四期；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朱谦之：《中国景教》，商务印书馆，2016年；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余太山：《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蓝琪主编：《中亚史》，商务印书馆，2020年；刘迎胜：《古代中国与亚洲文明》，甘肃教育出版社，2023年）。丝绸之路研究不仅获得国内中国史研究人员的重视，也是国内世界史研究者的关注重点之一，代表性人物有王治来、蓝琪、张绪山、林英等前辈（代表性成果有：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一期；张绪山：《景教东渐及传入中国的希腊—拜占庭文化》，《世界历史》2005年第六期；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林英：《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林英：《唐代拂菻丛说》，中华书局，2006年；林英：《公元1到5世纪中国文献中关于罗马帝国的传闻——以〈后汉书·大秦传〉为中心的考察》，《古代文明》2009年第四期）。国内学者研究丝绸之路的视域从中国史转变到世界史和中国史的融合，既反映了国内学人知识构成的合理性，又是丝绸之路研究的必然要求，是突破已有研究的重要创新点。张爽、薛海波的《丝路视域下拜占庭、中介民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以下简称“《丝路视域》”）是国内学界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呈现出世界史和中国史互融的特点，体现在史料、史实和视域三个方面。

东西史料贯通

无论是中国史学还是西方史学都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西方史学从兰克开始形成了系统的科学的史料搜集、整理和批判的方法，经由十八世纪史学的科学化历程，重视史料的考证成为史学从业人员训练的第一块基石。中国史学更是具有悠久的重视史料的传统，近代以来结合西方科学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形成了东西贯通的史料批判原则和方法。丝绸之路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更是要求在史料使用上贯彻东西贯通的原则。

从东西史料贯通的角度研究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一是研究有大量史书记载的中国、罗马、拜占庭帝国的丝绸之路。中国和罗马-拜占庭均重视史学为现实服务，所以官方和民间都重视史学的发展。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可以说是中古时代最重视史学编撰的地区和国家。诚然古代的史学典籍极少记载经济内容，有关对外交往中的物资交流也不是外交史关注的重点，所以史书中有关丝绸之路的记载较为稀缺。只有中国和罗马-拜占庭帝国这类国家拥有的丰富史学典籍才能够提供有限的丝绸之路史料。而中国和罗马-拜占庭帝国正是丝绸之路的东西端点所在地，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国。中国和罗马-拜占庭帝国长期大一统状态与和平环境也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史学编撰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然而，丝绸之路的记载从认识论上而言本质上是不同区域的人群对世界的认识，既反映了当时当地人的世界史视域，也呈现了古人世界史认识的局限性。比如中国人中除了杜环外极少有人亲自前往地中海沿岸，中国对西部世界的认识局限在伊朗高原，而罗马-拜占庭人对东方的认识局限在中亚地区。（米南德[Menander]记载了拜占庭人到访中亚。有关提比略[Tiberius, 578-582]当政时期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交往的详细情况可以参见Menander,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trans. R. C. Blockley, Liverpool: Francis Cairns [Publications] Ltd, 1985, pp. 171-179.赛奥费拉克斯·西摩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也记载了诸多中亚的风俗。参见Theophylact Simocatta,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 trans. Michael and Mary Whitb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杜环，又名杜还，是唐代旅行家，也是著名史学家杜佑的族子。他在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作为随军书记官跟随将领高仙芝出征，深入中亚。唐军在怛罗斯城与大食交战。两军相持五日后，唐军因为葛逻禄部落背叛而最终战败，杜环随之被俘。他也因此得以在中亚及地中海东部地区游历十余年。宝应初年[762年]随商船从广州回国，将自身在异国的所见所闻写作《经行记》。此书主要记述了西域各国的基本信息与风土人情。现原书已失传，仅剩一千五百余字保留在杜佑的《通典》中。杜环的游记虽然未能完整保存，但残留部分文章短小精悍，关于各国的记载有独到的细节，是研究中西交流史和中亚、西亚国家历史的重要一手资料。)因此双方的史料也因认知的局限所涉及的空间范围有限，不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丝绸之路的真实情况，并且他们对中间地区的认识是模糊的。这个领域的史料贯通要求做到史料互相印证，通过合理的逻辑分析，用现代的眼光去检视古人的局限。

《丝路视域》第三章第一节“嚈哒与四到六世纪欧亚大陆丝路贸易”充分使用了中国和拜占庭的史料，在基于双边史料的基础上结合中外相关前人研究成果，构建出比较真实的嚈哒在中亚的扩张过程以及嚈哒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画卷。其中中文史料使用了《魏书》《梁书》《洛阳伽蓝记校注》，拜占庭史料使用了普罗柯比（Procopius）和米南德的记载。作者还引用了专业权威人士的研究成果，如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余太山、白鸟库吉、沃伦·特里高德（Warren Treadgold）等（146-159页）。这节的书写可以视为使用中西史料相互印证的范例。

东西史料贯通不仅仅是停留在常见的东西方文献层面，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推进还需要重视挖掘非著名史料。中国蚕种西传拜占庭帝国一事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历史。《丝路视域》在第二章第一节“四到六世纪拜占庭社会经济中的丝绸与丝绸贸易”中谈到了拜占庭史家普罗柯比的记载（81页）。如果能够找到相关的中国史籍的记载相互印证，则能更准确地构建史实。也可以进一步挖掘拜占庭史料，寻找记载蚕种西传的其他史料（张绪山提到拜占庭史家佐纳拉[Zonaras]和赛奥凡尼·拜占庭[Theophanes of Byzantios]的史书中都提及此事。参见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87-88页）。挖掘非著名史料是丝绸之路研究进一步推进的必然要求。拜占庭帝国的传世文献有诸多记载丝绸之路历史的非著名作品。拜占庭史家普利斯库斯（Prisucs）、米南德和赛奥费拉克斯·西摩卡塔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拜占庭与西突厥汗国交往的历史和中亚的风土人情，阿加西阿斯（Agathias）、米南德和忏悔者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 Confessor）的作品较多记载了萨珊波斯帝国的历史。这些非著名史家的史料在书中多有使用。

第二个领域是研究丝绸之路上欠缺史书典籍的国家和族群。它们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文献记载传统的族群，多为游牧民族，比如该书重点研究的柔然人、匈奴人。他们参与丝绸之路的活动需要域外文明地区的记载提供最基本的史料。柔然人和匈奴人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都可能与罗马-拜占庭帝国有一定的关系（西方史料记载的相关族群是不是中国的柔然人和匈奴人仍旧存在争议，学界对匈奴和匈人关系的争议，可以参见余太山：《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234-266页；约达尼斯：《哥特史》，罗三洋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译者序ⅵ-ⅻ页），所以东西方的史料为其提供了有限的材料。二是有文献记载，但是并无太多的史学典籍传世的国家和族群，比如印度和波斯。印度没有史学书写的传统，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印度并没有符合中国和西方标准的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典籍。印度史学对丝绸之路的记载有限，而印度及其影响地区又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波斯的文献中史学文献也较少，由于阿拉伯人的毁坏，存世的史料几近阙无。而萨珊波斯帝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是丝绸之路的主体区域。因此以萨珊波斯帝国为代表的伊朗文化区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它的历史建构更需要依赖域外东西方史料。《丝路视域》第二章第二节“四到六世纪欧亚丝路贸易中的波斯战争”使用了诸多拜占庭史家的文献记载，这些史家包括普罗柯比、米南德、苏格拉底（Socrates）、索佐门（Sozomenus）、阿米阿努斯·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佐西莫斯（Zosimus）。遗憾的是，中国史料在研究萨珊波斯帝国具体的历史问题上帮助较少。

兰克在史料批判原则中提出内证法与外证法。外证法要求使用不同的史料互相印证，对史料进行辨析。这种不同史料不仅是同一文明内部不同史家的记载，更是不同文明区域的史家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载。由于记载丝绸之路历史的史家所处的族群、国家、文明的差异，其认知的程度、价值判断的维度、对事物的关注点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他们作品的互相印证更能够突显兰克所强调的外证法的意义。

东西史实知识贯通

一般研究者重视史料，而轻视史实。这在单纯的中国史或者世界史研究课题中就存在一定的局限。而在丝绸之路研究中，这种局限性就愈发明显。由于中国和罗马-拜占庭人认知的局限，他们记载的域外文明的历史比较模糊，这些史料需要研究者在了解史实的基础上去加以辨析。而这种史实是东西贯通的史实。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需要非常熟悉东西方文献的作者、文献成书问题、文献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史实、文献所涉及问题的国际学术史，所以贯通东西方史实是丝绸之路研究未来发展所必需的内容。

阿瓦尔人是不是柔然人一直在学界存在争议。《丝路视域》根据东西方史料、史实和前人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阿瓦尔人的族属问题，认为阿瓦尔人是被突厥击溃的柔然人的这一观点曾在中外史学界中占据主导地位。笔者认同余太山先生的研究成果，即阿瓦尔人是《魏书·西域传》中的‘悦般’人……本文所论的阿瓦尔人是由中亚西迁到欧洲的伪阿瓦尔人。在558年突厥消灭嚈哒前后，曾被西突厥征服的Ogor人西迁到高加索时，被当地民族误以为是可怕的阿瓦尔人，Ogor遂以阿瓦尔人自居，即迁到东欧的伪阿瓦尔人。”（136页）当然辨析阿瓦尔人的族源问题不是该书的重点，如果进一步研究阿瓦尔人的族源则需要探寻乌戈尔人（Ogor）的历史，并且基于历史记载中的柔然、阿瓦尔人、乌戈尔人的情况予以专业分析。这种分析是基于史实、研究者的思辨能力、研究者所具备的东西贯通的视域和知识广度才能达到的高度。罗三洋对匈奴和匈人的辨析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哥特史》，译者序ⅵ-ⅻ页）。

前文所谈的中国蚕种西传拜占庭的历史也需要中国史书记载予以印证。但是可惜这一事件在中国史书中并无记载，所以是研究这一事件的重要缺憾。

总之，研究者只有在充分了解史实的基础上才能准确理解史料。这应该是史料批判中的应有之义。同时研究者熟悉书写对象国的史实才能更准确地判断古人史料的价值和缺陷，超越前人由于时代局限造成的历史解释的不足，推动学术研究发展到新的阶段。这个层面的意义对于丝绸之路研究更为重要。因为东西方史料对于丝绸之路上的诸多内容记载是零散、模糊的，相比于记载本国的历史，其准确性值得怀疑。而传统研究丝绸之路的专家由于近现代教育的局限，其学识局限在特定的中国史、汉学、拜占庭史等国家或者文明的框架之内，即使身为西方人的汉学家，由于学业有专攻，对西方古典和中世纪历史的深层次认知仍有一定的局限。而研究者对于萨珊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历史的认知水平仍旧有足够大的提升空间。所以东西方史实知识贯通是研究丝绸之路的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内容。丝绸之路研究要重视史实的重要性，在史实贯通基础上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史料，形成合理的直觉认知，判断记载模糊的史料，形成相对合理的历史建构。

从东西贯通到全球史：丝绸之路研究视角的超越

虽然东西贯通是未来丝绸之路研究的发展方向，但仍旧不是最终目标。无论是东方史料还是西方史料都是某个文明区域的文明书写，带有文明史局域的特征，带有当地当时人世界史认知的局限。而丝绸之路所涵盖的历史既有从国家、文明视角深入探讨的内容，也有超越国家、文明视角的内容。用全球史的视域研究传统的历史研究对象，是一种视角的创新和超越。而丝绸之路研究是全球史研究比较适合的领域。丝绸之路主要是物资、思想文化的交流，正是全球史研究可以着力之处。

虽然在国际上全球史成为时髦的理论，但是国际上用全球史视域书写的史学成果较好的部分主要集中在物资、思想文化交流层面，而这正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内容，因此使用全球史视角研究丝绸之路非常契合。这也是突破已有的以民族、国家、族群、文明为视域的传统丝绸之路研究局限的重要创新点。

《丝路视域》虽然没有开篇明义地提出用全球史的视角研究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但是部分内容反映了一定的全球史视域。如第二章第三节中的“匈人对拜占庭内的侵掠与欧亚丝路贸易体系的物资流动”中，作者从黄金、丝绸、珍宝等奢侈品的角度解析匈人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透析了游牧民族侵掠行为背后的经济动机。作者指出“阿提拉所建的匈人帝国，是依靠阿提拉个人征战的权威、掠夺分配黄金等丝路硬通货以及联姻纽带等方式。将西罗马和拜占庭帝国周边匈人、图林根人、哥特人、格庇德人、苏维汇人、赫鲁勒人、萨尔马提亚人和阿兰人等中东欧众多蛮族，强制扭结在一起的蛮族共同体”。另外第三章第一节的“嚈哒丝路扩张对欧亚陆路丝路主要国家关系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全球史的视角。嚈哒人在中亚的活动影响了萨珊波斯帝国的内部皇室斗争和外部活动。最著名的事件是普罗柯比记载的历史：当查士丁尼的军队在意大利获得战果之际，东哥特使者前往萨珊波斯帝国宫廷，希望能够与波斯人结成同盟。波斯人利用拜占庭帝国用兵西部之际，趁虚而入入侵叙利亚等地，然而由于受到东方的嚈哒人的威胁压力，波斯人不得不撤军。嚈哒人摧毁波斯军队导致萨珊波斯帝国削弱，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拜占庭帝国，使其能够更专注于意大利战场。而嚈哒人获胜的原因之一是其擅长的一种战术。嚈哒人的战术影响到嚈哒与萨珊波斯帝国的胜负关系，进而影响到萨珊波斯帝国对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压力，再影响到拜占庭帝国与东哥特王国的战事。从中亚到西部地中海地区形成了一种全球史的联动关系。

结语

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是研究者以中国史或者世界史的局域去凝视各个文明区传世的文献史料，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国家、族群、文明的视角局限，甚至是在此框架下的价值判断和史学认知。当然这是传统史学典籍生成的背景，在此基础上生产了琳琅满目的研究丝绸之路的优秀成果。然而对于当今的学界而言，丝绸之路研究的发展需要视域的创新，需要突破东西方史料和文明的局限，做到东西贯通，这体现在史料、史实、视域等各个方面。如此当今学人才能在先贤成就的基础上推动学术的发展，使丝绸之路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而现今国际学术交流频繁，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的合理化也使得从东西贯通的角度研究丝绸之路成为可能的未来发展方向。这本身就是丝绸之路研究最需要的研究层域。当然，东西贯通的视域可以进一步发展为全球史的视域，以东西贯通为基础的全球史视域是一种新的创新和超越，能够引领丝绸之路研究进入另一个新阶段。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19JZD043]子课题“罗马-拜占庭时期的古叙利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