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是人类活动开展的地点，是配布知识、权力的框架，也是人类赋予自身行为以意义，用以创造或改善自身的诸种实践。受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的经典著作《一种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启发，集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外聘教师刘昭吟、建筑师张云斌以“空间”作为方法，考察位于厦门集美的嘉庚故里，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取、建构了30个理解当地的模式结构，提出改良空间的主张。

这一研究成果近期以《作为方法的空间：嘉庚故里模式语言》（正文简称“《方法》”）之名，由上海文化出版社正式推出。在新书首发式上，刘昭吟以集美天马山、学村校门、海岸变迁、大社公厕改造等生动翔实的个案，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了嘉庚故里的过去和现在。她呼吁读者关注当下生活的空间，运用“空间”的方法改善社区、服务城市。本期回顾，我们结合首发式情况，分享本书不可错过的重要内容。

（本期主持：陈虹静雯）

近期回顾

集美半岛位于厦门岛对岸，三面环海，山岭多而耕地少，岛民自清康熙年间就有下南洋谋生的传统。近现代集美华侨在南洋率先感知到现代城市的进步，萌生了改造家乡、振兴国族的想法。在近代著名华侨、集美人陈嘉庚的带领下，侨民们通过捐资捐物等形式，在故乡兴办新学与实业，其中就包括1912年起建设的一系列集美学校。

《作为方法的空间：嘉庚故里模式语言》新书首发式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举办，刘昭吟在现场分享研究成果

刘昭吟、张云斌将这种由出洋回望激发而出的意愿概括为“外向反身性”，它构成了用以观察嘉庚故里这座侨乡的首个“模式”。根据《方法》的界定，嘉庚故里是对集美学村与集美大社的合称，集美学村包括集美半岛集源路以南过去集美学校集中建设的范围；集美大社则囊括浔江路、集岑路、尚南路、高集海峡以里自建房集中的范围，再加上尚南路以西后尾角自建房和停车场地块。

为了将文字描述与其历史照片、分析图彼此参照，《作为方法的空间：嘉庚故里模式语言》将文字与图片分为两册，保证任一对象的图文都出现在同一视野

书中界定的集美学村和集美大社范围

从历史的角度看，集美学村的概念产生于1923年《承认集美学村公约》，它强调教育与地方治理合一。但在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学村属性发生了变化，逐步从“学-村自治”走向“政-学-村共治”，之后又应社会发展需求转向产权领地的集合体。与此同时，学-村与集美学校的文化整体性也随着学村物理完整性的解体走向消融，用于管理的围墙强化了共享区域的边界意识，日渐增多的联外接口、通过性交通将学村切割为多块碎片，其结果是一些集美学生直到毕业都未曾进入过集美大社；提起学村，不少学生脑海中的画面仅剩“集美学村”门牌坊。

刘昭吟以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原集美华侨学生补习学校）的校门为例，具体分析了这种“场域感-整体性”的建立和丧失。如今华文学院的南校门位于鳌园路上，但是在石鼓路与鳌园路的交汇处，另有一座地势稍高的两层天南门楼，远远望去，气势恢宏，门楼建成于20世纪50年代，如今却成为常年不开放的校区侧门。学校地形北高南低，中央高东西低，该门楼及楼前的凸形大阶梯均是结合地形而建，在鳌园路校门未建成的年代里，它是唯一的校门，学生们自集美学村东部而来，经门楼入校，再拾级登上南侨楼群。这种在尊重地形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建筑，赋予学村空间以层次感，行走其间的人可获得立体感受。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的入口门道

天南门楼面向龙舟池—高集海堤，集美侨民回望学村之时，门楼两侧的翼楼如同舒展开的双臂，向其展现家乡建设的累累硕果，这是建筑坐落于侨乡现实的一种揭示。另一方面，天南门楼最初作为校门的这一设计，也是陈嘉庚实用主义原则的具象化——如果需要校门，那么它必须是具有足够存在感、仪式感的空间实体。天南门楼曾经在侨乡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取得了平衡，可惜如今成为了居民喝茶、露天打牌的户外场地，两侧翼楼也被停车棚和商铺所遮挡，打破了上述整体性意象在空间中的生成。

天南门楼今昔对比。上：天南门楼，建于1950年代集美侨校；左下：天南门楼被行道树、围墙、商铺遮挡；右下：孤立后的天南门楼成为户外房间

与集美学村类似的是，“集美大社”这一概念的产生也有自己的过程。集美半岛尽端原有集美社、郭厝社、岑头社三个村社，从集美社获得建设用地的集美学村将半岛末端连成一片之后，三个村社被泛称为“集美”，又因原集美社规模最大，也称集美大社。大社在调节宗族关系、领导学村自治和强化社区福利等方面长期发挥关键作用，成为嘉庚故里这一共同体的立足之处。

前文提及的1923年《承认集美学村公约》，除了对教育、建筑等事项作出规定，还有一则涉及卫生事业的条款，其重点内容就在于填脏乱私厕、建公共厕所。集美社厕所原先是私人旱厕，1925年，陈嘉庚的胞弟陈敬贤说服群众以自愿原则交出私厕，由集美学校建筑部填平私厕、建设公厕并成立水肥合作社，但以公地悲剧告终；20世纪50年代，陈嘉庚强势改造私厕，分地段建成公厕76座，雇专人每日洗扫、定期消杀；80年代末期，集美全镇分期改建公厕，改为自动冲洗；2011年，大社公厕再次迎来改造，从冲水设施到管理指标均有所升级。

从局部共有化、集体化到实现智能化管理，可以说，公厕见证了集美大社从集体生活向城市社区生活的过渡。如今大社长600米、宽365米的范围内分布有12座公厕，它们是陈嘉庚主持修建的76座公厕的留存（其余均被占地改造为自建房），大社内任何地点在150米的距离内，步行不到2分钟就可到达一座公厕。

集美大社公厕分布及其与游客关系

穿行大社而无法忽视公厕的另一原因，在于它们拥有统一而具有识别度的形象，即红砖瓦的闽南风格外貌，同时管理间又经管理员进行了个性化的布置。实地走访公厕期间，刘昭吟发现每家公厕的管理员都对这份工作以及公厕保持干净整洁表现出自豪。附近老居民和租客为了节省水分，经常专门来公厕上厕所。大社公厕在家庭厕所普遍现代化的背景下，依然保有其社区福利的属性。

但是集美公厕仍然存在改良的余地，《方法》提出，在大社高密度逼仄的环境中，现有公厕尽地而建，如能以性别友善厕所取代男女分厕，则可适当缩小建筑体量，为绿地留出空间，即使是一小片如房间大小的开放绿地，对于大社都极其珍贵。此外，基于公厕管理员的敬业热情和服务热忱，也可培训管理员兼职园丁或招募社区志愿园丁，进一步发挥公厕空间的社区性、开放性。

大社公厕。从左至右依次为：集岑西公厕、集岑东公厕、祠前公厕

改造公厕需要兼顾大社内的共有地、自建房等状况，因此，关于公厕的模式语言也牵涉到了方方面面的内容。“没有一种模式是可以单独存在的”，30个模式之间存在各种交叉交互的关系。在为创作本书所作的各种调研期间，刘昭吟、张云斌一同走访了社区中的多个地点，与地方文史专家、收藏家、摄影师、公厕管理员和街道环卫工等多个社会角色进行交流，沉下心来思考这个地方和它的历史，可以说，这本书就是人与人、人与空间充分联结的成果。

（文/陈虹静雯 文学硕士，上海近代史爱好者；图片由上海文化出版社江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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