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至七年（1625—1627），明廷对故宫“三殿”（皇极殿、中极殿和建极殿）进行了明代最后一次、最大规模的集中重建。这次重建，缘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三殿”受灾。这场大火详情，官方的记录颇为精练：“三殿灾……火起归极门，延至皇极等殿，文昭、武成二阁，周围廊房一时俱烬……宫殿俱灾，则国朝以来所未有云。”此后，历经万历、泰昌两朝二十余年的漫长准备，才有了大规模的集中修建。这场被认为是明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火灾，对明朝中央的政治心理、制度运行，乃至宫廷生活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然而相关的研究却较为匮乏。

在阅读“明代档案”时，笔者发现三份与这次修建直接相关的兵部档案，它们从一个侧面详细记载了三殿重修的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以这三份档案为线索，去探寻明末这次重修三殿的若干历史史实，会发现天启年间对故宫三大殿的重修，对晚明政局的走向，包括皇权运行、宦官专制、晚明的财政运作等，均有很深刻的揭示。

明代朱邦绘。画轴描绘的是云雾中若隐若现的北京的皇宫紫禁城。图中左立者即明代紫禁城的设计者、苏州人蒯祥，他出身于木工世家，官至工部左侍郎，时称 “蒯鲁班”。画中的蒯祥下朝后手执笏板，立于承天门（即清代天安门）金水桥西侧，其身后是午门、奉天门（即清代太和门）、奉天殿（即清代太和殿），其前面是大明门、正阳门，着明朝官服的官员们弓身立在正阳门外。此幅现藏于大英博物院，绢本设色。

三份档案与三殿重修

三份兵部档案，根据时间顺序，第一份，“兵部为开列依遵拨给皇极殿做工班军赏银事行稿”（尾缺），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二份，“兵部为开列依遵拨给建极殿做工班军赏银事行稿”，天启七年七月十六日；第三份，“兵部为举劾皇工本卫指挥姚应爵等侵克军粮事行稿”，天启七年八月初五日。原档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已影印收录于《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三册）之中，档案编号分别为第260号、第286号、第294号。

第一份档案（第260号）：“兵部为开列依遵拨给皇极殿做工班军赏银事行稿”（尾缺），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这份档案记载的是兵部应职方清吏司主事官员的奏请，给参与皇极殿做工的山东都司、河南都司第壹、贰、叁、肆拨的做工班军发“赏银”一事。奏疏称，按规定，参加修工的军人，每人每班该发赏银八分，其中五分由户部负责发放，三分由兵部负责。奏疏详细开列了山东、河南二都司班军凡三拨参与皇极殿修工的起止时间，做工日期，领工官员姓名，做工人数，以及兵部应负责的银两数等。

皇极殿（原奉天殿，嘉靖时重修后改名）正式重修的时间在天启帝即位之始。泰昌元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熹宗即位之初，即下诏：“传起建皇极门殿，择日兴工，以文华殿窄小，百官朝贺列班不便也。时辽饷愈急，大工起建，有司莫措。乃以工部请发内帑二百万，刻日起工。”“百官朝贺列班不便”的实际情况确实如此，皇极等殿不修，严重影响到国家典礼和宫廷仪制的举行。万历末年，南京兵部尚书黄克缵在疏请神宗“修省”时也曾说，“圣明御宇以来，火灾示惊者屡矣。一见于乾清宫，而宸居非旧；再见于皇极殿，而视朝无所也”。“视朝无所”，真是一个现实问题。自天启三年始，随着皇极门的修复和皇极殿修建的进行（尚未最终完工），一些重要的朝贺、南郊、婚礼、岁贺、颁历等礼仪已在皇极门或皇极殿内象征性地举行了。

皇极殿完工的时间早于其他二殿。赵翼称“天启六年九月，皇极殿成。七年八月，中极、建极殿成”，是指主体建筑完成时间。《明熹宗实录》载：天启六年四月，“内官监恭进‘皇极殿’牌额。得旨。所进三字，端严堪用。着即颁刻，择吉悬安”。六月时，熹宗说“皇极殿工已八九”。至当年九月，“上御皇极门内殿，礼部进天启七年祀册”，次年十月初一日，熹宗又“御皇极殿颁历”，说明皇极殿投入使用。此外，信王朱由校（即后来的崇祯皇帝）的婚礼，时间在天启六年底至七年初，仪式也安排在皇极殿内举行。这里既表明皇极殿的完成，其功能业已恢复，同时也反衬了皇极殿的政治地位此前的确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一份兵部“行稿”所列河南、山东二都司班军参与皇极殿做工的时间始自天启六年七月初一日，每拨15天，每拨人数在700人至1100人不等。每拨有3批军人同时做工，连续至少有4拨人马（结合第二份档案，同时用工达八九拨），同时有数千名班军在皇极等做工，工程量很大。从工程进度看，这拨班军负责的应该是这次大修的扫尾工作。

第二份档案（第286号）“兵部为开列依遵拨给建极殿做工班军赏银事行稿”，天启七年七月十六日。

其内容是兵部职方清吏司疏奏，按规定给参与建极殿做工的中都等三都司，即中都留守司、山东都司、河南都司的班军，包括第柒、捌、玖等三拨发赏银。按第一份奏议相同的规定，参加修工的都司班军，每人每班该发赏银八分，其中五分由户部负责发放，三分由兵部负责。参与做工的中都、山东、河南三都司的班军，每拨同样是15天（或以实际15天计），每拨各有领工官的名字，以及兵部应当负责的银两数等。不同的是，这份完整的奏疏所列人数比修皇极殿的人数更多，做工的时间在天启七年四月十八日至六月初八日。

建极殿（原谨身殿，嘉靖重修后更名）和中极殿（原华盖殿，嘉靖时改名）是同时修建的，竣工时间在天启七年八月，这也标志着“三殿”重修工程的最终完成。

熹宗本人喜爱土木建筑、工程制造，对中极、建极二殿的修建，也颇为关注，《明熹宗实录》颇为简洁地记载了两大殿重修的主要环节，以及熹宗亲自过问的主要仪式。

天启六年十一月庚辰，建极殿竖立金柱，遣尚书薛凤翔行礼，赐辅臣黄立极等银币有差。天启七年二月己亥，迎建极殿金梁，赐辅臣黄立极等茶。辛丑，建极殿升梁，赐辅臣黄立极等茶。乙巳，以建极殿升梁，赐辅臣黄立极等银各五十两。三月丙申，以建极殿安吻，赐辅臣黄立极等银各五十两。

中极殿的金梁安装稍稍晚于建极殿约两月，据载：

迎中极殿金梁。上命升梁祭告，遣工部尚书薛凤翔迎梁，神木厂尚书杨梦衮，广渠门尚书孙杰，正阳门尚书崔呈秀，大明门尚书王之臣，午门尚书郭允厚，皇极门尚书周应秋，各行礼。……己卯，中极殿升梁。赐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木普】各银五十两，中书官张承爵等各五两。

中极殿升梁，也是三大殿工程浩大而隆重的仪式，崔呈秀等“阉党”成员纷纷登场迎接，其政治深意尚待分析。

时至天启七年八月乙未，随着中极殿、建极殿插剑悬牌仪式的举行，三大殿重建工作基本告成。十天之后（甲寅日），司礼监王体乾传熹宗之意，宣布“殿工告成”，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即奉命题请皇上宣谕天下。次日，“上崩于乾清宫”。三殿完工，熹宗即去世。可以说，熹宗一朝，也是三大殿重建的一朝，三殿的修建伴随他在位七年之始终。

第二份档案记载的三都司做工时间，起自四月十八日，截至六月初八日，此时金梁已升，距离完工尚有月余，但也进入了大殿修建的最后收尾阶段。之所以没有延续到三大殿建成之后的扫尾，大约是熹宗病重（并很快去世），宣布殿工告成，更有政治意义。

第三份，三都司班军参与大殿修建的兵部档案（第294号），题名“兵部为举劾皇工本卫指挥姚应爵等侵克军粮事行稿”，天启七年八月初五日，是中都司所领参与三殿修筑官军举报军粮被侵占一事的行稿。据滁州卫班军林春芳称，他们于天启七年正月十六日“接替皇工”，应当分得的军饷被卫指挥“侵冒”，数量达300两之多。

虽然这份档案并没有明确指出滁州卫班军参与的“皇工”就是三殿的修建，但从班军到京参与的做工规定、参加做工的时间，以及军饷之数量看，林春芳等班军参加的必是三殿大修。

第一份档案已残缺，其记载的班军做工编为一、二、三、四等四拨，时间在天启六年的七、八月间；第二份档案完整，记载的班军做工编号为七、八、九等三拨，时间在天启七年的四、五、六三月。这里恰恰缺少了天启六年下半年至七年之初的这一段时间，这大约是第五、六等拨上班做工的时间。

三殿重修费用与晚明财政状况

三份档案共同的议题是参与修筑三大殿班军的赏银和粮饷问题。虽然领班官和做工军人在一线工作，异常辛苦，但获得奖赏或补助却相当有限，与那些仅象征性地参与巡视、阅视的内官、阁臣、六部尚书和主管的高级武官所受封赏相比，他们获得的辛苦钱少得可怜。即便如此，还常常被官员克扣或侵冒。

班军参与工程修筑，除正常的粮饷发放（月粮、行粮）之外，按惯例还有“补助”费，有“工价犒赏恤银”“工价银”“盐菜银”“赏赐银”等，都纳入了正常预算编制。自嘉靖、隆庆、万历、天启，以至崇祯朝，这些做工补助在班军成为主要的建筑力量之后就已存在，名称不尽相同，含义也不尽相同，数量也高低不等，但其补贴的性质是一致的。

嘉靖二十七年（1548），户部以京操班军修工既有行粮，又有赏赐，请求减汰：“减赏粮以省浮费。谓各省班军既有行月口粮，而于免操之后赴役工所，仍加支赏粮四斗，嫌于太多，宜减其半……班军赴工劳苦甚于操练，不宜减赏。”

隆、万间，明中央大修边墙，尽遣边地军兵和京操班军。因工程紧急且非常辛苦，同时为保证边墙的质量，政府对参与修工者按例发放“工价犒恤银”，发放标准是按修筑边墙的数量和质量来核算发放的，“计台墙之丈尺而给工价焉。工完则每军犒恤银七分”。工价银在修筑过程中发放，以补充班军日常生活之资，而犒恤银则通常是在修完工程、待验收完毕以后，根据工程完成的数量和质量发放，如果发现有质量问题，不仅领班官军要受到降职革任的处罚，已经发放下去的犒恤银也要收回以作重新修筑之费。

明末，参加修筑的军兵的劳动补贴名之曰“盐菜银”，其实就是此前一直实行的工犒银，只是标准略高一些。给上班修造官军以盐菜补助，崇祯朝以前就有，如天启四年以前，南直隶东、西二海所上班官军“有安家，有大粮，又有月米盐菜等项”。军人在京做工，其做工补助标准大体按以上标准执行。

国家重大工程修建，动用举国之力，除工部外，礼部、户部和兵部，从典制、财务和用工等方面均参与并分摊费用。做工劳务和修筑费用多以“户七兵三”来担负，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说：“近日蓟门三年小修则例，其工犒银两，户七兵三，兵部三分出自冏寺，户部七分出自太仓。此从来旧例也。”

三份档案中所说修建三殿班军，“（每拨）每军赏劳银捌分，内户部五分，兵部三分”，是指每名工作每参加一拨（15天），一次性得到赏劳银8分，其中5分来自户部，由云南清吏司兑付，3分来自兵部，由太仆寺负责兑付。

太仆寺（行太仆寺）管辖全国官牧和民牧马政，隶兵部。按《明史·职官志》，太仆寺职责主要是：

太仆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正德十一年增设一人）……卿，掌牧马之政令，以听于兵部。少卿一人佐寺事，一人督营马，一人督畿马。……其草场已垦成田者，岁敛其租金，灾祲则出之以佐市马。其赔偿折纳，则征马金输兵部。主簿典勾省文移。大使典贮库马金。

官牧主要是各都司卫所马匹，民牧则是司府州县分养马，太仆寺设老库贮马价银，以调剂用马。至迟在嘉靖年间，马匹及草场等相关收入一直具有专供军政事务的特点。此后，由于官牧渐废，而民牧陪补累民，隆庆间遂采纳太仆少卿武金的建议，将民牧种马出售一半，折银入库。到万历九年（1581）五月，“尽卖民间种马”，以种马折价入太仆寺冏库收贮。但自万历中期始，军兵催饷急如星火，政府也只好动用仅有的太仆寺银以救急。万历三十年（1602），户部尚书赵司卿说，“今春非荷皇上允借寺银百万，几不可支。目前九边之饷、三大营军马草料布花之资，又见迫矣”。他认为，太仓银与太仆寺马价银“皆皇上之财，而制用惟时，宜先重巨，总之皆皇上之用，而于时有济，正可通融”，云云。这次借支遭到了太仆寺署事少卿李恩孝的驳议，李称户部已从太仆寺借用马价银达990万两之巨。显然，明后期，太仆寺银库成为解决军饷不足的重要途径。天启、崇祯年间，太仆寺作为兵部下设机构，负担兵部的费用支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第三份档案的主要内容是班军粮饷被侵冒，侵冒军兵钱粮，在有明一代的军队里都普遍存在。为了避免班军粮钱（月粮、行粮、盐菜、犒赏银等）在发放过程中被侵冒，明中央想尽办法，也形成了较为严格的制度，以防止官员作弊。如官员唱名、班军亲领、附以监察等，规定有：“凡发放班军钱粮，一以督工二衙门，号领为据，职立一定规则：凡有领银，俱于先日投领，次日发放，一刻不爽，必不稍有参差错乱，以滋军士守候之苦、开吏胥需索之端。至于放银之时，眼同官军开鞘称兑，务令针锋不错，官军自行戛弹，按验足数，然后发去，凡打点使用扣克短少，一切陋规，盖已洗脱尽矣。至于关领本色亦同折色，先日投领，次日坐仓发放，职仍不时稽查，委官监看，仍于各军下次领粮之时，面质上次领粮多寡之数，务令一升一合不致短少。”实际上，在发放时，克扣现象极其普遍。

重建三殿总的花费，明朝官方公布，仅白银将近六百万两。

工部奏，三殿大工开工自天启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七年八月初二日报竣，总算钱粮给与领状者，共五百七十八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两八钱三分八厘二毫二丝八忽六微，应找者共三十万零一百三十三两八钱九分四厘七毫五微，透支者一十三万零七百四十九两九钱四分四厘二毫二丝，外兑者共一十三万九千一百五十三两三钱八分一厘六毫九丝，所费银计五百九十五万七千五百一十九两七钱六分八厘四毫一丝六忽一微。虽前朝册籍无可稽考，而工倍费省未有如斯举者也。

得旨，览奏“三殿鼎建，两载告成，工大费省皆赖厂臣心计经营，力效鸠庀，以故顶石之运，楠杉之采，节省金钱数百万，而禁苛恤力，子来胥悦，劳勚独高”。说得是。这截算钱粮，自开工迄工竣，计五百九十五万七千五百两有奇，具见稽核详恪，还宜以册案宣付史局，用彰实录。其夫匠铺车等役，给银未完的，须外解补还，着行各省直严催，题过助工银两，星速内解，以完工局。

三殿被毁之时，明中央的财政已经出现了颇为严重的问题，皇室费用、官俸开支、军费年例等日常开支已相当庞大，而战争支出，也不是一笔小数字。而三殿二宫俱毁，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大灾之后，惊魂稍定的神宗君臣们开始盘算修复作为国家权力运行象征的三大殿，并为筹措巨额修建费想办法。

《明史·食货五》载：“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朘削焉。”导致万历中后期民怨沸腾的“矿监税使”开征的借口就是重修三殿。两宫三殿对于大明王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似乎无法反对修建，但中使四处、矿监税使遍地的危害却也是有目共睹。

万历三十四年（1606），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言“时事可痛哭者八事”，就对借“三殿之名”，致矿监税使遍天下提出批评，“榷税之使遍天下，致灾异迭见，又指三殿以为名，掊聚无虚日，诗曰：‘小东大东，杼轴其空’，可痛哭者七”。此后神宗虽然因为身体原因，一度想罢停监税之派，但他的身体康复之后，却变本加厉。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时，江西抚臣王佐反映说，“湖口税役，横扰地方”，希望“待三殿工有次第，奏请停止”，既揭露了矿监税使的恶果，又对三殿修工表示了无奈。官员们这种态度到明末时更为突出。

湖广巡抚梁见孟疏议，酌催大木以济殿工。言三殿肇工，万国同庆。凡有血气愿效子来，湖广原派大木二万四千六百，后以灾疲减派十分之三，五运起解，查督木道合川、贵、湖三省，新运几足七分之数，初运业已交厂，二运报解在途。今部咨复派金柱三百八十根，各长六丈四尺，围一丈五尺，明梁等一百六十余根，各长五丈五尺，高三尺五寸，皆异常巨材，而又责限于一年之内。窃念楚非产木之区，从来求之黔蜀，而巨材所生必深山绝箐，人迹不到之地，阅千百年而后成材，商民冒毒瘴履蛇虺，万人邪许排岩批，各经时历月始达江河。然此等异材，自嘉靖年间已不可得，今采伐凋残，山穷水远，即搜取一二犹难，况三百之多乎故为数甚奢，而减派宜议也；取材甚异，而帮折宜议也；勒限甚促，而宽假宜议也。乞敕覆或量减株数，照嘉靖年题准帮折之例，如长足度而或歉于围，围可合而或歉于长，与夫长围虽合而本末欠勾，及木无疵窳而长围稍逊者，俱准起运，仍稍宽限，以便购取，则大工无妨，地方不致重困矣。

这里颇能反映当时官员对三殿大工的态度，没有人明确反对，因为三殿作为国之典礼政务处理的重要场所，重修的理由是正当的，三殿之受灾，影响甚巨。万历帝甚至以此作为不朝见大臣、不出席典礼、不举行仪式的理由。但针对大殿修筑过程中的诸多问题，许多大臣提出质疑，希望宽缓民力，多加通融。实际上，矿监税使给整个明王朝带来的巨大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许多学者认为，它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矿监税使最终停罢，是在神宗去世之后。

罢天下矿税令旨。先年开矿抽税，为三殿两宫未建，帑藏空虚，权宜采用。近因辽东奴酋叛逆，户部已加派地亩钱粮，今将矿税尽行停止，其通湾等处税监张烨、马堂、胡滨、潘相、丘乘云等，都着撤回，其见征在官税银解进。自万历乙未，大工鼎建，武弁市猾辈以开矿奏，而诸珰从中主之，矿事遂兴，榷税亦起，遣珰四出，而首事弁猾投为爪牙，其奸利之徒夤缘差遣，谓之奏带。官所至骚动，驿递暴苦，平民间有内输而得不偿失，至于设店征税，算及鸡豚，税以万计，官仅得其什一。当神宗晚年，亦议停、议减半以助经费矣，而余虐未息。至是，遵遗命，悉蠲焉。后又有各内使将见征并拖欠等税银，俱亲押解进之旨。兵部尚书黄嘉善复请所解进者，应以本年七月前已征者为定，毋更以拖欠扰民。上从之。于是关市山泽一切无艺之征，为之尽洗。

这里特别提到，因辽东用兵，户部已在田亩加派，言下之意或有二，一是修筑之费的问题通过别的途径可加以解决，二是如继续开矿抽税，百姓负担更加沉重。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矿监税使给广大百姓带来的祸害。以修建三殿为名派出的矿监税使对明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使社会矛盾激化，这是不争的事实。

开矿抽税所得，显然无法满足三大殿之修筑费用，更何况此项经费也不可能做到专款专用。熹宗即位，即宣布重建三殿。除神宗已有的积蓄，还包括从西南地区大量采征的木材等建筑材料，另外还向内外臣工、士农工商进行普遍的劝捐。首先是内外大小文武百官通行捐款一年，据天启六年督察工程的崔呈秀称：“各官捐俸并催外解积欠，得旨。大工繁费，物力不赀，内外大小文武百官，通行捐俸。原系会典旧例，待三殿告成，方许开支。惟庶常教职及行人、京卫指挥、千百户，不在此例。其各省直节年拖欠等项银两，差御史守催查解，并着酌议申饬行。”后宫群体也响应号召，参与捐款，“今中宫等官，诸王、公主，并司礼监等衙门、各监局司库掌印管事牌子，及内外私家闲住太监等官，恭进助工银共四十万两，俱发公所贮收”。

熹宗赞扬说“大费省皆赖厂臣心计经营”，工部也认为“虽前朝册籍无可稽考，而工倍费省，未有如斯举者也”，这样的结语自然是官样文章。笔者没有查到这些经费的花销情况。

回到三份档案中所记对参与做工班军的“赏银”，这也可以视作整个三殿大作工程开销的一部分。虽然在明朝大部分时间里，只要参与做工，工人都会得到相应的津贴；但三殿完工之后，他们作为劳动者，分别从兵部、户部那里各得到了3分、5分，计8分银的赏赐，他们每组1000人，共获得80两银子（兵部30两、户部50两）。

为庆祝三殿完工，明廷也对参与重建的几位重要的大臣，在参与立金柱、迎金梁和升梁等环节予以奖赏，赏银不过赐茶，或银50两、20两，赏赐的范围也远远不如同期因“宁锦大捷”赏赐的范围要广，后者赏赐的总额要多得多。从官、军获得的“赏赐”数量看，晚明的财政状况真的是非常困窘。

不过，重修三大殿之期，正值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之时。宦官群体，以及攀附于“权阉”的王公大臣，他们在修三大殿之时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关注。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内臣权势颇重，利用三殿之建和完工之际，彰显自己的地位，可谓不遗余力。

天启七年八月己亥，礼部“奏三殿告成，请择吉临御”。于是，各部纷纷上表称贺，言辞中透露出当时宦官专权的政局态势。工部尚书薛凤翔“题叙殿工”，得旨：

三朝旷典，久需运会，才余两载，焕复旧规，实赖厂臣魏忠贤，生符名世，精禀扶舆，真有与国家共休戚之心，卓尔肩天下系安危之望。定倾济弱，则炼石之补天，摘伏发奸，则铸鼎之象物。扫反侧之世界，以还平康，振偷惰之人情，以归震肃。金科玉律，城社寒心，湛露甘霖市涂洽髓。河干，鸡犬不惊，三藩之彩鹢频飞，塞上貔貅直使，累载之风鹤俱定，鳌足奠于地轴，旄头落乎天街，伟烈丰功，岂易枚举？

这段材料，对魏忠贤极尽吹捧之能事，登峰造极。其赞誉之词对于权臣来讲，达到无以复加之地步。宦官擅权之祸，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吏科右给事中陈尔翼也奏表称贺：

臣仰见三殿告成，旷典肇新，三王之国，随处帖宁。……为大典克襄省财节费，地方受福，此皆厂臣干国宏猷，匡时伟略所以臻此。而皇上倚毗得人，亦足概见矣。若厂臣以独任为分任，则以臣所见……

文中所言“厂臣”，字面意思是“东厂、西厂的主官”，其实是特指宦官魏忠贤。据《明史·魏忠贤传》载，“所有疏，咸称‘厂臣’不名。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票旨，亦必曰‘朕与厂臣’，无敢名‘忠贤’者”。魏忠贤权势之大和外廷官员媚态之丑，尽显无遗。自然，魏忠贤附党崔呈秀、杨梦衮等也因此各得封赏甚巨。

对天启年间三殿之重修，明末刘若愚对熹宗、魏忠贤于修筑过程中的心态及其政治目的有自己的分析，虽不甚全面，亦不无道理：

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太阿之柄下移，南乐、蓟州、东光辈及在京之徐大化等，一派线索，如枹鼓之捷应也。先帝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可惜玉体之心思精力，尽费于此。然皇极等三殿落成于天启之年，肯堂肯构，先帝之好土木，岂亦天启其朕兆耶？抑逆贤之干济才智，刻意督催之迹，或借此以难泯耶？按万历中年，乾清、坤宁两宫告成，神庙令正一真人张国祥率道侣数十人于宫中启建黄箓大醮，圣德格天，曾感群鹤飞鸣旋绕之瑞。至皇极等三殿告成，逆贤等只图荫赍为己荣耳！

这段常被后世史家引据为熹宗因喜好匠作，致使阉人乱政，贻误大明江山的史料，把天启年间重修三殿与晚明政局结合在一起思考，是值得深思的。

晚明时代，自万历二十五年（1597）始，神宗以修三殿之名，滥派矿监税使，搜括民财，纵有重大的天灾与人祸，有边民叛乱，有征倭之战，也只会加剧统治者的贪恋，却终未启动三殿大工。万历末，努尔哈赤兴兵，辽东震惊。虽然天启即位即停止监使之派，却迅速启动三殿重修工程，终天启一朝，乃有朝野东林与阉党之祸，耗资惊人的三殿竟然顺利竣工。工成之期，熹宗驾崩，辽东战局愈发紧张，陕西农民起义的烽火业已燃起。这些看似悖谬的历史演进，却在提醒我们重新思考明末的政局。

万历时三殿不修，缘于他的长期怠政，以及他对把控晚明政局的自信。天启喜好土木工程，即便大家普遍认为当时的财政很困难，即便宦官专权、文恬武嬉的政局是事实，即便班军制度早就被人唾骂，但修筑三殿的人力却能得到充分的保证，三都司班军几乎以完整的队伍、近两万人的规模照常上班，按期完工，明代后期军事动员的效率不可小觑。纵然有天灾、人祸、民灾、辽东战事，似乎晚明财政已濒临破产，但六百万两白银的大工支出，竟然得以顺利筹措，表明晚明国家财政能力同样也不可过于低估。

明中央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有效控制，在三殿大修之时得到很好的体现，因此，绝不可过于低估明清易代之际明朝的综合国力。决定明清易代进程的偶然因素，远远大于必然因素，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史实。

（《本文选摘自《封疆之制：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研究》，彭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4月出版，经授权，转载。转载时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