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七日咸丰帝北狩木兰，十五日，英法侵略军火烧圆明园，民怨沸腾。李慈铭此时客居京师，目睹惨局，奋笔疾书，批评朝廷大员，讽刺知交之亲属长辈也毫不留情面。他这年六月开始的日记，名为“越缦堂日记庚集”，止于次年三月十日。他在封面题记云：“起庚申孟冬朔，汔辛酉季春十日，霞川病客自题于京师宣南寓斋。时夷事甫定，大驾未返，畿辅盗贼又起，南耗梗绝者七阅月矣。冀此后桴鼓靖息，三吴、宣、歙继驰捷音，于是卷中重见太平景象。或南轨得通，归省有日，得以记南旋驿程，尤此书之万幸也。即日并识。”帝王外巡未归，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景终是空中楼阁。这册日记中太多牢骚，上自皇帝、朝官，下至地方官、乡绅、友人，皆多恶评，故而民国出版时不得不作技术性的遮蔽处理。

咸丰十年（1860）九月初九日，京师严冷如冬，坊市萧条，再无重阳登高的景象，李慈铭也得空，借着一二品朝廷大员升迁的消息作一番月旦。这天他得知许乃普以病致仕，彭玉麟以病开缺，陈孚恩为吏部尚书，沈兆霖为兵部尚书，万青藜为左都御史，黄宗汉为吏部侍郎。“时八座中黄县、商城庸而瞢，长洲便给，以柔文其诈，通海衰弱忧贫”，他以籍贯代指各官，黄县指贾桢，山东黄县人；商城指周祖培，河南商城人；长洲指翁心存，江苏长洲人；通海指朱嶟，云南通海人。“通海衰弱忧贫”下原稿本有“新城好名而佞、工心计”，被好友陈骥剜去，“新城”乃其叔父陈孚恩，江西新城人。

对于陈骥隐没自己的笔迹，李慈铭颇不以为然，一年后补撰眉注道来龙去脉：“此处本为‘新城好名而佞、工心计’七字，德甫剜去之。予笑谓曰：‘他日史稿固不可易也’。呜呼！予书此甫一稘，而新城以奸党下狱，戍新疆，且籍其家矣。新城于公卿中最称材任事，喜交接名士，固庸中佼佼者。其得祸乃独速而烈，则以心计太工转蹈祸机。又有才望，为众所忌。然其殁也，以附载垣等而赞避狄之计，当廷议时，独引《孟子》窃负而逃、过海滨而处语，劝文宗决幸木兰。及文宗崩，又独持配天之议，是乌得为无罪耶？始以好名进，终以佞败，为大臣者可不戒哉？辛酉十一月附记。”

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政变”后清算肃顺之党，陈孚恩被逮下狱，家产籍没，流放伊犁，士人侧目，毕竟陈氏依附肃顺时广招名士，影响一时，其败之速出人意料。李慈铭对自己预料陈孚恩之败甚为得意，不仅补记被陈骥挖改的七字“差评”，而且增补陈孚恩的两条罪证，一是怂恿咸丰离京，并献迁都西安之说，这件事在翁同龢的日记可以得到印证，“是日王大臣会议，毫无主见。问团防大臣有何准备，则对曰无。又问京城兵力足以登陴守御否，众皆莫对。于是端华等昌言于廷曰：‘既已毫无可守，如何请车驾还宫？陈孚恩亦云宜皇上筹一条路才是。闻者徒有嗟叹而已。’”二十六日，“南、上两书房连衔折，力言古来迁都之祸，留中不发”。（翁同龢《翁同龢日记》）

陈孚恩又在咸丰帝薨后秉持配天之说，李慈铭认为这两条影响恶劣，举家遣戍伊犁，罪有应得。但他与陈孚恩长子景和、次子竹珊以及侄子陈骥往来亲密，陈竹珊受制于悍妇，携妾来借榻李慈铭居处，因此他们常伙同去三庆园、庆乐园听戏，与歌郎厮混。陈孚恩抄家、下狱之后，李慈铭赶紧与周星誉、陈寿祺探望陈氏，遣戍伊犁之命下，李慈铭立即写信慰藉陈景和云：“暮秋聚晤后，仆染疾疠，濒死者数。而君家忽遭大变，流离仓黄，事出恒理。仆始闻尊公冢宰罢退之命，为朝廷惜，且忧自后谁复为国任事者？及闻中旨严迫，祸且不测，则深为君家忧。而以私意揆之天理人事，谓必无它虑。嗣果闻两宫仁圣，宰辅贤明，保全旧臣，得从宽议。又闻足下弃官从亲，万里远役，则深叹足下之克尽子职，而又念阖门惶惧，狼狈就道，为可悲也。……朝廷终念老成，或得百日赐还。”（上海图书馆藏稿本《越缦堂骈散文真迹·与陈棣山景和户部书》）所谓“百日赐还”不过是安慰之词。陈景和随父同赴伊犁戍所，同治十一年五月，回民攻围伊犁惠远城，陈孚恩率同子孙力守，城陷举家俱死，甚是壮烈。朝命陈孚恩开复原官，其妾黄氏及子景和、媳徐氏、孙小连均交部从优旌恤，但陈孚恩不得享恤典，可见圣怒仍未全消。

“新城好名而佞、工心计”下，尚有“昆明刻溪鄙夫，娄县以风流自命，轻侻无检。诸公虽互有短长，而事上以谄，接下以吝，嗜利不学，若出一途。稍有事故，尽如盲痴。”昆明指赵光，云南昆明人，字仲明,号蓉舫。娄县指张祥河，江苏娄县人，时官工部尚书。这些当日在位的六部尚书、侍郎，均被李慈铭一一点名批评。

他以当事人籍贯作代指，是一种陌生化的处理模式，同时人或知其所指，后世读者则感到相当程度的阅读障碍，不得不回顾、查阅文献。他模仿当时关于官吏考核评语，如“精明廉干”“人尚明白”等惯用的综合评价。这些“八座”官员总体上倾向于保守。“黄县、商城庸而瞢，长洲便给，以柔文其诈，通海衰弱忧贫，新城好名而佞、工心计，昆明刻溪鄙夫，娄县以风流自命，轻侻无检。钱唐颇称醖藉，而老于情伪，阴谲百出”，李慈铭批评他们或庸碌无才，或巧于幸进，或嗜利不学，遇大事则束手无策，没有应对巨变的能力。这些负面的评价，显然来自士大夫私下的传闻。以京官下属身份批评上司，可谓相当的尖锐。

李慈铭对浙籍同乡高官许乃普、朱凤标批评更为严苛，“钱唐公于九列最先进，道光乙巳为大马，时以微谴降太常少卿，久不迁。咸丰初，起为大寇，又左降，稍复总宪大空，以至太宰。耄而患失益甚，无少建白，士亦无被其容接者。”（《越缦堂日记》咸丰十年九月初九日）是年许已七十三，颇望入阁拜相，但不幸英法侵略军兵临城下、咸丰帝巡行热河，许氏在逃亡城郊的途中遭遇洋人，几有性命之虞，高龄惊吓之后，以病请假，竟得致仕。李慈铭批评许氏伪善：“钱唐颇称醖藉，而老于情伪，阴谲百出。顷遘夷警，尽室出城，从其子少詹居澄怀园直庐，寇至，钱唐坐轿出，卒遇之，夷人拔刀斫其轿，钱唐悸几死，遂移病。时长洲本在告，亦求去，俱有诏得请。钱唐平日望作相甚切，今长洲去后，以次当入阁，而趋避之过，震惊致疾，一生恨不得于黄纸佥名，佹而复失，此梅令言所谓足中有鬼也。”他引用《舌华录》中梅侍读晚年时常抱怨自己的双脚不给力，导致他不得官宰相府、御史台的典故，以比拟许乃普热衷晋升，戏谑中饱含讽刺。

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李慈铭再次抨击新晋兵部尚书浙江萧山人朱凤标。“朱凤标补授兵部尚书。朱为吾郡萧山人，尝再为户部，一为兵部，戊午主顺天乡试，以病不克任事。及科场事发，主司房官皆罹诛谪，朱虽得辨，犹以牵连落职。未一稘，起为翰林侍读学士，仍命上书房行走，旋擢通政，改副宪，今又躐跻旧职，盖上深明其无罪，故不次用之。其人龊龊为廉谨，久居八座，未尝有所建白，惛弱疲蔽，同时与贾黄县、周商城、许钱塘齐名，皆粥饭僧之罪人也。”（《越缦堂日记》）朱凤标胆小谨慎，未尝有所谏言，李慈铭批评他是一位尸餐素位者。

他对许乃普、朱凤标的为官履历极为熟悉，既因同乡身份而熟悉，也因为京师消息灵便，虽京师居大不易，他对“八座”朝官的讽刺，即依赖庙堂之下的私议。相对于名列弹章的地方官员，李慈铭对朝官的批评多是品行、能力，如“惛弱疲蔽”“皆粥饭僧之罪人也”之类，讥讽贾桢、周祖培、许乃普等“八座”无所建树，且不能引荐后进。这些朝中在位大员并无实际劣迹，在时局混乱时无所作为，遂沦为士人批评的对象。“八座”之中，陈孚恩是友人之父，许乃普、朱凤标是略有交往的同乡，周祖培则是他不久之后任馆师的主人。他既不肯为友人之父陈孚恩曲笔，也未将不久后成为主人的周祖培的差评涂改。他的批评目的何在？

他曾上书户部尚书阎敬铭，自称“慈铭本心颇欲整齐物类，申明典章，以尊朝廷而清风俗。其次亦欲自效一隅，以礼义廉耻振饬人心，使其日渐于教化，而稍兴于礼乐。即不然，亦冀为天子谏官，守正触邪，裨助百一”（李慈铭《上阎丹初尚书书》），他的理想或人生规划，均以议论、批判为表现方式，晚年竟然如愿以偿，列名御史台，奉旨监督百官。一般的文人相轻对于他而言太过于平淡，地位名望高的朝臣成为他的批评目标，黄侃就曾讽刺道：“李慈铭可谓山人而擅主爵之权，铜臭而侵谏垣之职者已”。（黄侃《黄侃日记》）他初到京师，是待铨候补的小京官，并没有言责。但彼时朝廷威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所丧失，文禁松弛，士人也逐渐淡忘了文字狱的恐惧，品评朝事成为时尚。初出茅庐的李慈铭恰逢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他在日记中写了哪些新闻、又骂了哪些官员常得到士人的关注，并经常来借阅、抄录，而李慈铭也乐此不疲的及时更新日记以应人求。

当然，李慈铭痛恨别人改动他的日记。曾经将日记借给表兄陈寿祺，陈喜用篆体古字，对李氏日记稿文字有所改动，他非常反感，特意在该册日记封面特别记录道：“是书为珊士借去，中被墨涴甚多，至烦剜补，以后日记更不假人，无捄饥寒，徒供玩弄。文之佳恶，吾自有之，何劳他人饶舌耶？柯山子书。”（上海图书馆藏稿本《越缦堂日记壬集》）强烈地表达不满。所以，对陈骥剜补陈孚恩的差评举动，李慈铭同样不能容忍。

李慈铭日记的“被处理”，首先来自于他本人的涂抹，自始至终、或多或少都存在这个现象。再次“被处理”则是在民国石印出版时，为避免引起被他评的达官贵人后裔之不适而作了遮蔽，甚至被直接涂抹。至于最后五年的《荀学斋日记后集》影印出版，时光已经来到1988年，距李氏辞世已九十八年，尘世久远，其毒舌点评对现实舆论的“杀伤力”已不似民国时那般强烈，相对而言保留了日记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