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1日，中国与印尼在北京启动首轮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共见记者时表示，这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第一个部长级“2+2”机制，标志着两大邻国、两大新兴经济体和两个发展中大国的战略互信和政治安全合作开启了新的篇章。

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的建立和启动，不仅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次创新实践，更是在中美竞合格局下，中国在东南亚精心落下的关键一子。在“印太经济框架”局势紧张，美国不断施加“对等关税”背景下，中印尼“2+2”对话机制的建立，绝非偶然。

中国首个部长级“2+2”落子东南亚

“2+2”对话机制的实践往往具有较高的制度化准入基准，其本质是主权国家间针对战略事务建立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外交与国防作为国家主权的核心表征场域，若能形成常态化对话架构，不仅体现着双边关系具备及时消解交往摩擦的管道化处置能力，更彰显出双方在区域事务中构建战略协同效应的制度化努力，此类深度政策协调机制实质上构成了国际政治中战略互信深化的结构性表征。

“2+2”对话机制起源于1950年代的北约盟国军事协作，21世纪以来逐渐演变为大国战略协调工具。美国凭借其全球盟友体系，已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12个国家建立常态化“2+2”机制。这些机制多围绕军事同盟与战略协作展开，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外交领域的延伸。

这种传统西方外交范式的突破，在2023年迎来中国的创造性转化。中国此前虽与多国建立对话机制，但长期未建立防长+外长级“2+2”机制。2023年7月28日，印尼时任总统佐科·维多多访华并出席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随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领导人会谈时达成共识，即将启动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以加强高水平战略互信，并有望成为南海问题破局的关键。同年10月，两国正式建立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此次与印尼建立该机制，是中国在外交实践上的重大突破。

中国首个“2+2”为何选择印尼？

中国选择印尼作为首个“2+2”伙伴绝非偶然。印尼作为东盟最大经济体，2024年GDP达1.4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03%，占东盟总量37%，其经济影响力不容小觑。同时，印尼是二十国集团（G20）中唯一的东南亚成员，在地区与国际舞台上拥有独特话语权。中国连续10年稳居印尼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中印尼双边贸易额为1478亿美元，较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增长了近90%。

佐科总统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与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战略共振。雅万高铁项目作为东南亚首条高铁，其建设过程中中印尼建立的“联合融资”模式，即中方提供45亿美元贷款，印尼国家预算配套资金占比达60%，开创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合作新范式。这些实打实的合作成果，为“2+2”机制奠定了物质基础。

与菲律宾受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束缚不同，印尼始终坚持“自由积极”外交政策，维持多元平衡的军备结构。2024年12月，在印尼新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再次访华后，中印尼两军在“利刃”特种部队联合训练停摆6年后，再次联合举办“和平神鹰-2024”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演习，为深化中印尼防务合作提供空间。在南海问题上，印尼虽非主权声索国，但纳土纳专属经济区划界争议是潜在摩擦点。2021年6月，两国签署《关于加强海上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将海上合作纳入中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2023年9月，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海洋渔业部渔业合作协议》，首次将渔业资源开发与海洋科研合作纳入机制化轨道。这种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突破和选择此时建立“2+2”机制，恰是“2+2”机制的创新价值所在，意在通过高层对话和加强合作，管控分歧。

中印尼“2+2”对两国关系与周边外交影响深远

中印尼“2+2”对话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两国战略互信的深度升级，通过外交与国防高层联动机制实现政策精准对接，推动双边关系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迈向系统性合作新阶段。该机制不仅以常态化沟通消除战略误判、强化安全共识，更以印尼作为东南亚核心支点国与南海地缘枢纽的身份，为中国深化与东盟整体协作提供关键接口，使两国从传统双边伙伴跃升为区域治理的共商共建者。

作为南海破局的重要实践平台，该机制通过直面海上安全、资源协调等敏感议题，探索以多边协商化解主权争端的可行路径，同时以“中国-印尼范式”输出区域安全合作经验，为动荡地缘格局注入稳定性。此举既彰显中国突破大国博弈围堵的战略主动性，又通过强化与中等强国印尼的协同，重构亚太安全秩序话语权，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超越阵营对抗的新型治理方案，实质推动多极秩序在东南亚落地生根。

在中美竞合背景下，印尼的中立立场与多元外交，为中国在东南亚提供了战略缓冲与合作机遇。中国此时建立“2+2”机制，恰是顺应地区合作潮流，把握战略主动，以对话合作应对大国竞争。

中印尼“2+2”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周边外交从“危机应对”向“制度建构”的深刻转型。这种转型既包含对西方主导国际规则的适应性改造，又彰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动作为。在东南亚地缘格局加速重构的当下，中国正通过机制创新破解“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二元困局。当雅万高铁风驰电掣地穿行在爪哇岛的热带雨林，中印尼“2+2”机制也在悄然重塑着地区秩序的游戏规则。这种改变，或许比高铁钢轨的撞击声更值得世界倾听。

（潘玥，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研究员、印尼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