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座神庙和数场战火

2025年7月28日午夜，一份紧急促成的停火协议生效，暂时为过去数日迅速升级的泰柬边境冲突按下暂停键。从7月23日起，泰国代理总理下令召回驻柬大使，随后柬埔寨于24日凌晨宣布将与泰国的外交关系降至最低级别，并撤回驻曼谷外交官。同日清晨，双方士兵在柏威夏寺附近的争议地带爆发武装交火，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闭门会议上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国际法。此轮紧张事态在短短五日内演变为边境军事对峙、外交断裂和国际干预，直至28日双方代表在吉隆坡会晤达成共识，承诺恢复和平。这场始于大使召回、外交降级、边境交火的剧烈对抗，其直接导火索再度指向一座已存在千年的古代神庙：柏威夏寺。

柏威夏寺，图片来源：https://www.mr-angkor.com/preah_vihear_travel_guide_map/

但柏威夏寺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地理坐标上的纠纷。它既不是资源要地，也不是战术要冲，却多次成为两国军事调动、外交摩擦、民众对峙乃至文化对抗的焦点。原因在于，它不仅是一处遗址，更是一块被赋予神圣性、政治性与象征性的宗教空间，是一座可以承载“国家之名”的寺庙。

在漫长的历史中，柏威夏寺曾是高棉帝国通天立地的神圣中心，一座建在断崖之巅、象征天地秩序的湿婆庙宇。但随着近代国家体系的确立，它被国家重新命名、测量、申遗、围栏，逐渐从“神庙”变成“国土”，从“信仰场所”变为“政治现场”。宗教空间不再只是供奉之地，更成为主权的代名词。泰国视其为“失去的佛教圣地”，柬埔寨则将其奉为“文明的象征”。两国政府都在这片悬崖之上，投射出各自的民族叙事与文化主张，它既是高棉文明的余晖，也是暹罗帝国边界意识的幽灵。

柏威夏寺之争的由来，要追溯到一个并不属于任何一方的第三者：法国殖民者。

20世纪初，法国代表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柬埔寨，与暹罗王国（今泰国）签订了两次边界条约，约定以丹伦山脉的主脊线为界。然而在实际测绘中，法国殖民当局单方面绘制的地图，却将柏威夏寺标注在柬埔寨一侧。这张所谓的“附图”既未作为正式协议的附件，也未经过双方审核，却被广泛使用长达数十年，而泰方也未提出正式抗议。正是这一“沉默”，成为1962年国际法院裁定柏威夏寺归属柬埔寨的重要理由之一。对法院而言，地图虽非协议本身，但在双方都使用而未质疑的前提下，便构成一种“事实性的主权接受”。判决公布后，泰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对许多泰国人而言，这不只是一次法律上的失利，更是对国家尊严与历史记忆的重击；而对柬埔寨来说，这却是一次难得的国际确认，是摆脱殖民、重建主权的重要节点。然而，这场被认为已“结案”的争议，却在现实中留下了一个棘手的后遗症：尽管柏威夏寺被判归属柬埔寨，但唯一一条通往寺庙的道路却在泰国境内。这意味着日常游客通行、物资运输乃至寺庙维护，仍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泰方的配合。主权与通行路径的错位，使得这座本应被视为“已解决”的神庙，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始终处于现实操作的灰区，也为每一次泰柬关系紧张时提供了极具象征性的爆点。

国际法庭柬埔寨与泰国柏威夏寺案开庭审理现场。联合国图片/Frank van Beek。

在此意义上，柏威夏寺不仅是一个地点，它也是一个问题：一个关于谁有权解释神圣、谁能命名信仰、谁能主张历史的争夺现场。更关键的是，它揭示出一个更广泛的现实：在后殖民时代，宗教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边境、仪式、制度与外交中，以更强的象征力量卷土重来。这场冲突，不只是武器与外交的较量，更是一次国家之间对“神圣主权”的公开交锋。

宗教空间的象征建构与权力运作

在今天的媒体图像中，柏威夏寺更多被呈现为一座“悬在悬崖上的争议遗产”。然而，在其成为国际争端与民族象征之前，它首先是一座严密设计、深具宗教意涵的高棉神庙。理解这座寺庙为何能够承载如此沉重的国家叙事与政治投射，首先必须从它的宗教空间构造与象征系统出发。

柏威夏寺路标

柏威夏寺建于公元9至12世纪，是高棉帝国全盛时期的宗教建筑，其空间秩序延续了印度教宇宙观的核心结构：以中心神祇为宇宙之轴，辅以数重空间递进，象征从俗世到神界的修行路径。整座庙宇建在丹伦山断崖之上，由南至北的轴线穿过多个门廊与平台，最终抵达供奉湿婆神的主殿。建筑不是为了容纳人群，而是为了模拟宇宙的秩序：这里不是人间活动场所，而是“神临之地”。

柏威夏寺内部空间平面示意图

正是这种空间象征，使柏威夏寺天然具有超越性的“神圣合法性”：它不仅是供奉场所，更是政权与天地沟通的节点。在高棉帝国的统治理念中，国王被视为湿婆的化身，建造如此神庙，不仅是宗教行为，更是一种政治仪式，是对天命的具象化表达。宗教空间因此成为王权合法性的物质投影。

而在国家形成的近现代阶段，这种“象征空间”很容易被新主权秩序接管并重新编码。正如宗教空间研究学者Elazar Barkan所指出，圣地并非天然属于信徒，而是容易被各方权力“赋意”的开放场域。柏威夏寺原本作为帝国宗教中心的宇宙结构，在殖民—民族国家的双重过渡中，逐渐被嵌入主权的语言体系，成为“国土象征”“文明遗产”或“边界坐标”。特别是在现代国家渴望通过“文化”建构自身合法性与历史深度的背景下，宗教场所常常被转化为一种国家象征资本。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定标准、旅游宣传中的视觉调度，还是教科书中“神圣遗址”的讲述方式，柏威夏寺的神圣性都被嵌入了现代国家的象征逻辑。

也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柏威夏寺成为了一个既是宗教空间、也是政治工具的多重舞台：它既指向神明，也指向主权；既召唤信仰，也召唤民族记忆。在国家与信仰的叠合之中，这座寺庙的意义早已超越宗教本身，而变成了一种被权力反复书写的象征文本。

圣地的政治话术：民族主义如何挪用宗教空间

柏威夏寺被重新推上政治风口浪尖，最典型的例证之一来自2008年。当年，柬埔寨政府推动将柏威夏寺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功申遗后，这一“胜利”立刻被官方叙事包装为“高棉民族的荣耀回归”，不仅象征文化自信，也成为洪森政府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强力工具。柬方外交部在当年公报中称，这项认证“修复了历史的不公”，也“为全体高棉人民洗雪百年屈辱”。

宗教空间在这里，已经被转化为一种可动员、可操作的政治资源。寺庙原本作为供奉神明的圣地，如今在现代主权体系中，被国家用于生产情绪、讲述故事、组织认同。在柬埔寨，柏威夏寺象征着对抗法国殖民压制、对抗暹罗掠夺历史、对抗国际制度不平衡的三重意义。这种叙事策略，与印度、斯里兰卡、以色列等国将宗教遗址用于民族复兴和政治正当化的方式如出一辙。

中国亦参与了柬方柏威夏寺的修复项目，同时资助柬埔寨在其国土境内修建一条新的进入寺内的道路。此前最方便的大路一直位于泰国境内。

而在泰国，这种宗教-国家的联结则更具草根性。Puangthong Pawakapan 对2008至2013年间“黄衫军”政治运动的研究表明，柏威夏寺争议被强烈民族主义团体反复利用，用来指责时任政府“出卖国土”，甚至“背叛佛教”。媒体上不乏僧侣、退役将军公开高喊“保卫圣地”的言论，甚至有志愿者组团进驻边境，进行“爱国守庙”的行动。在这种语境中，柏威夏寺不再是一处“文化遗址”，而是成为国家精神防线的象征。宗教语言与政治口号在此交融，构建出一种对“失去领土”“失去信仰”的集体焦虑。这类情绪极易被右翼民族主义者捕捉，并转化为对现政权的不满。柏威夏寺的神圣性被重新定义为“本国佛教传统”的一部分，从而具有不可割让、不可谈判的“非理性主权”特征。从国家层面的合法性建构，到民间政治力量的情绪动员，柏威夏寺在两国政治叙事中都经历了从“信仰之地”到“民族象征”的身份转化。这种挪用并非表面上的宗教冲突，而关乎国家如何操控神圣、如何制造伤痛、如何唤起团结的更深层问题。

圣地之所以能被多方宣称为“我们的”，是因为它本质上是开放的、可被重新编码的。柏威夏寺在泰柬之间的漂移，正体现了宗教空间在现代国家话语体系中如何不断被重塑与征用。

一座庙，两种信仰地图：柏威夏寺在泰柬宗教语境中的差异性表达

柏威夏寺的争议之所以如此持久而难解，不仅因为它位于政治边界的模糊地带，更因为它同时嵌入了两种不同佛教文化系统中关于“神圣”的理解逻辑。尽管泰国和柬埔寨都自称为“佛教国家”，但它们所实践的佛教传统、历史记忆与宗教空间观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柏威夏寺被不同叙事解释和不同情绪动员的根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显示，在多轮泰柬冲突中，柏威夏寺部分结构确实因“重型火力”受损，包括台阶、柱体、围墙等外围部分出现崩塌和裂痕，但并未说明是来自哪一方的军火破坏。而柬埔寨方多次向外宣传泰国对该寺进行了军事轰炸。

从历史上看，柏威夏寺是印度教湿婆派庙宇，在高棉帝国时期是代表王权与神力合一的信仰中心。柬埔寨今日的佛教虽然是上座部佛教，但在民族记忆中始终保留着对高棉王朝“神王制”（Devaraja）传统的尊崇，统治者不仅是人间君主，更是天命载体。因此，像柏威夏这类遗迹，并不只是古代宗教建筑，更是一种与国家精神延续直接关联的“圣迹”。特别是在柬埔寨文化教育体系中，它被当作国家黄金时代的象征，是高棉文明合法性的具体证据。

而泰国尽管同样信仰上座部佛教，但国家对宗教空间的理解更注重仪式性与王权护持关系。从19世纪以来，泰国逐步通过现代君主制将佛教系统化，寺庙被归入国家编制，僧团成为半官方系统，宗教实践更多与国家秩序的维持结合在一起。在这种结构中，宗教圣地的“所属”被视为王权与民族统一的延伸。因此，当柏威夏寺因国际裁定“划出”国界时，许多泰国人感受到的不是一座旧庙的失落，而是国家精神空间被抽离的剥夺感。

更重要的是，两国对于圣地“功能”的期待也有显著差异。柬方更强调柏威夏的象征意义与历史连续性，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聚焦点；而泰方则强调其作为现实信仰活动场所的价值，包括僧侣布施、节庆朝圣与民间传说传承。这也解释了为何申遗成功后，泰国社会反应剧烈，不仅是因为“失去”，也是因为这一空间未来的宗教使用权与记忆解释权，从此可能不再属于他们。

这种对“神圣归属”的多重解释，揭示了柏威夏寺所处的宗教空间并非绝对，而是被文化编码、历史记忆与政治制度共同构建的。Manav Ratti 指出，后殖民时代的宗教空间，不是纯粹信仰之所，而是文化与权力相互编织的结构性舞台。在这一舞台上，不同国家、不同教派、不同族群都试图“重新叙述神圣”，争夺解释权与象征权。

柏威夏寺因此成为一个节点：它既承载了高棉佛教的文化复兴理想，也触碰到泰国佛教体系中关于“宗教主权”的敏感神经。这种差异性并未被现代边界解决，反而在每一次政治摩擦中被再次激活与放大。

从圣地到战场：宗教信仰如何被国家制度吸收、转译与操控

当柏威夏寺在1962年被国际法院裁定归属柬埔寨后，它并未因此脱离争议，反而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治理阶段。它不再仅仅是通往神明的台阶，而逐渐被制度、军队、外交程序与法律语言层层包裹，成为一个被治理的宗教对象。在这一过程中，柏威夏寺的宗教意义并未消失，而是被国家制度重新转译成“主权”的另一种表述。

首先，最直观的“制度化”是军事化。自2008年后，随着柬埔寨成功推动柏威夏寺申遗，泰方开始加强边境驻军，柬方则同步在周边部署军警力量。这种以“保护神庙”为名的军事行动，本质上使一座宗教圣地变成现实冲突前线。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1年的报告，由于两国持续在寺庙周边发生武装冲突，世界遗产委员会不得不紧急干预，呼吁设立缓冲区、建立联合管理机制。但现实中，任何关于“共同管理”的提议都被两国视为主权模糊化的危险操作，始终难以落地。

其次，宗教空间被编入国家的文化治理体系中，成为行政操作的一部分。柬埔寨将柏威夏寺申遗成功后，在遗产名录中不断强调其“高棉身份”，并将其纳入旅游开发、文化节庆、国家品牌塑造等多个层面。例如，“柏威夏日”被设为地方性节庆日，伴随官方演讲、僧侣祈福与学生爱国教育，体现的是对寺庙文化控制权的制度性垄断。而泰国方面，则通过教育体系和媒体话语持续强调“历史争议未决”，将其纳入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强化边境地区的国家认同维护。

第三层，是柏威夏寺被“国际制度语言”所吸收。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申报系统，还是国际法院的法律逻辑，柏威夏寺都被转译为一种可以衡量、判决、规范的“对象”。其神圣性不再来自祭祀，而是来自“登记”“归属”“划界”“管理权”这些行政性表述。在后殖民国家中，宗教之所以仍具有强烈现实影响力，正是因为它不断被国家吸收进制度装置之中，并被“现代化的语法”重新编码。这种编码过程本身就是权力的再分配。这也导致柏威夏寺逐渐失去了作为信仰空间的开放性。原本供奉神祇、众生朝圣的空间，如今置身在军事哨所、铁丝围栏、护照检查与外交公报之间。游客进入寺庙不再是参拜，而是“穿越主权”。僧侣驻寺不再是修行，而是“文化常驻”。甚至寺庙周围的小贩、导游、居民，也不得不在国家权力的夹缝中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他们是宗教参与者，还是边境管理的一部分。在边境政治中，信仰空间并不是与权力相对立的纯净之地，而往往正是国家策略与合法性工程最依赖的起点。

结语：后世俗时代的宗教边界政治

柏威夏寺之所以成为泰柬冲突中反复被点燃的引信，不仅因为它位于地理的边界，更因为它站在信仰与主权的交界处。在这座千年古庙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如何走进神圣空间，把信仰的象征翻译为政权的符号，把通天的祭坛转化为边界的锚点。

这不仅是一次地图的争夺，更是一场话语权与意义主权的争夺。国家不仅要控制土地的边界，还要定义谁有资格使用“神圣”这个词。在柏威夏寺问题上，法律与信仰、历史与现实、民族主义与宗教想象被层层交织，最终使得这座寺庙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被完全解决的“象征性遗留问题”。

而这正是“后世俗时代”政治格局的一个典型特征：宗教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现代国家建设、民族认同塑造、外交话语权竞争中重新获得动员力。正如宗教政治学者指出的，神圣空间并非只能由信仰决定，它也会被国家重新命名、重新标记、重新分配使用权。

柏威夏寺不是孤例。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到斯里兰卡的佛牙寺、再到印度的阿约提亚清真寺争议，世界上众多宗教遗址正处在类似的结构中：它们既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在；既被信仰珍视，也被政权利用；既是宗教之地，也是政治之器。

所以我们应当超越传统的“宗教冲突”或“主权纠纷”框架，转而追问一个更本质的问题：谁在决定神圣的边界？

柏威夏寺的现实提醒我们，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的法律答案或宗教解释。它属于历史的拉锯场，也属于情感与权力的纠缠之地。在那里，国家、民族、记忆、信仰与制度，共同书写着一个属于当代东南亚的“神圣政治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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