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罗马统治下的希腊：前146-716》是一部研究希腊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历史著作。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征服希腊；公元716年，希腊地区逐渐摆脱罗马的影响。在这近九百年间，希腊虽然被罗马统治，但希腊文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特色。英国历史学家乔治·芬利通过研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等方面，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本书译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吕厚量教授在10月17日的新书分享会上，用四个关键词解读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本文节选自该分享会，经“也人”授权，由刊发。

《罗马统治下的希腊：前146—716》，[英] 乔治·芬利著，吕厚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2025年7月出版，505页，120.00元

我想介绍下芬利的《罗马统治下的希腊：前146—716》的特点及翻译体会和趣事。本书内容还是比较深刻的，大家读的时候不要光读它字面的意思，还要感受到背后的一些东西。我整理了四个关键词：

第一，德意志的国家史传统。一般来讲，西方人讲的国别史是近现代的英国历史、法国历史，又有德国的历史和意大利的历史。希腊和罗马的情况不一样，大家认为希腊和罗马更多是一种文明史，是一种文化的历史，是一种城邦的历史，不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当然，在古典时代、在希腊化时代，已经有些学者开始把罗马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权来加以研究，但这个趋势还不是很明显，面貌真正改变可能是到了十七八世纪，有一本代表性的著作，就是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我感觉书中的观点不是特别的学术化，写得也不是很深，但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它开始把罗马作为一个大国来分析罗马政权的得失成败。孟德斯鸠本人不能算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也不是一个古典学家，他主要是一个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从自身的角度对罗马的盛衰原因作了思考，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对后人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第二位大家是大名鼎鼎的爱德华·吉本，他的著作就是《罗马帝国衰亡史》。作为英国人，他的思想其实受到欧洲大陆的影响，开始他想写的题目跟罗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某一天他听到了僧侣的晚祷声，想到罗马的传统在帝国解体近千年之后居然还在延续着，生发了思古幽情，于是决定写一部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罗马帝国衰亡史》是英语学界探讨相关问题最重要的著作，同时承载了欧洲大陆制度史的法学研究传统。

第三个重要的人物是丹麦裔的德国史学家尼布尔。尼布尔写出相关著述可能是误打误撞的事，因为他是丹麦的学者，德语口语表达比较差，只得在教学时把罗马史的课程讲稿写得比较完善，他的厚厚的三卷本《罗马史》就是这么来的，奠定了欧洲大陆学界把罗马作为一个大国来研究的传统。

乔治·芬利

这个传统对芬利产生了影响。他去德国哥廷根读书，受到启发：既然可以把罗马作为一个国家加以研究，那么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也可视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类似国家的文明地区。我觉得这是《罗马统治下的希腊》的一个重要灵感来源，实际上不管是在近代还是在古代，很少有人把罗马统治下的希腊视为一个整体。从政治层面来看，它不是一个整体，包括罗马帝国之下的阿凯亚行省、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与本都行省、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行省，这些都是希腊语地区，还可以包括埃及行省。希腊语地区的族群构成相当复杂，宗教信仰也不完全一样，所以说芬利把希腊语地区视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思路其实是比较独特的，体现了欧洲大陆国家研究、政治研究和制度研究的思路。

这种研究也是有目的的，不是为了宣扬古代的民族主义，而是通过国家和地区的兴衰来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其中有很多的古今对比和古今联系。芬利怀抱“爱希腊”之心，对希腊的民族解放抱有一腔热情，希望在古代很辉煌的希腊民族，在当时独立或者自由地过上美好的生活。在希腊独立战争结束之后，他在那里购买土地，进行耕种，也在国会里发挥自己的影响，是一个很有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历史经验，把希腊变得更好，但并不是特别的成功，在晚年他意识到自己现实中的事业已经无以为继了，就转而去写了一部希腊通史，从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一直写到希腊的拜占庭时代和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时代，直至希腊独立战争。

爱德华·吉本

本书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吉本。吉本对自己的著作抱有很高的期望，不但要成为学术的名著，更要成为贵族淑女们天天摆在梳妆台上的畅销书。大家去读《罗马帝国衰亡史》，会发现他的英文非常考究，文字非常漂亮，不仅有史学的追求，也有文学的追求。

该书的史学成就相当高，但是在出版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问题在于它的第一卷的第十五、十六章里面将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归结成两点：一是蛮族入侵，二是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的兴起构成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这其实是当时启蒙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他对罗马帝国衰亡的解释，得到了开明的理性主义者的强烈拥护。

我们看到芬利在自己的书里面，不敢说是想要推翻或取代吉本的观点，但他其实是在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修正吉本的看法。吉本认为基督教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因素，但是芬利其实看得更深刻，我觉得在这一方面芬利是对的，存在的东西一定有其合理性。为什么这时候基督教能够发展壮大，能够对希腊地区的人们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呢？芬利说得很明白，可能古典时代柏拉图的哲学还有一定的鲜活性，但之后的新柏拉图信条是抽象晦涩、脱离群众的，大家就读不懂。与此相反，早期基督教立足于社会下层。基督教教士和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打成一片，他们布道的时候讲的一些例子，都是老百姓现实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关注的一些事情，同时他们强调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宣扬基督教，在亚美尼亚就用亚美尼亚语，在希腊就用希腊语，在罗马就用拉丁语，在埃及就用科普特语。这种放下身段的做法，保证了当时的宗教能够迅速传播，而且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希腊人为什么拥护基督教，不仅因为它是基督的宗教，更因为它是希腊人的宗教。芬利能看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他比吉本看问题更深刻的一点。

 亨利·皮朗

第三个关键词是区域整体史。之前的学者关注希腊，多聚焦雅典，后来的学者关注罗马，也不太关注地中海的整体视野，迦太基也好，埃及也好，叙利亚也好，只有跟罗马发生接触，主要是发生战争冲突的时候，才进入古典学家的视野。如果跟罗马长期没有关系，这个地方就不属于古典学研究的对象，研究总以希腊和罗马为中心。但是，到了19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有一句名言说当汽船发明之后，大家再去读修昔底德，感觉就不一样了。修昔底德介绍的好像是很多孤立的点、孤立的城市、分散的战役，当你可以坐汽船环行巴尔干半岛的时候，你看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不一样了，更为立体化、整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的观念也开始受到影响，从19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我认为这鲜明体现在两个人身上，先有芬利，还有后来的皮朗。

皮朗针对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古典文明的衰亡，提出了一个前人不可能提出的观点，是关于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的命题。那么 ，皮朗命题的内容是什么呢？他有一个比较宏观、整体的视野，维系古典文明的核心是什么，不仅仅是罗马元首领导下的帝国政权，还有把地中海地区联系在一起，具有很大经济价值的体系，就是以地中海为载体的经济共同体。他认为后者才是最重要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罗马帝国的古典文明的结束就不是罗马帝国的灭亡时间。

传统通史说罗马帝国是在公元476年灭亡的，但实际上当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在4-5世纪时，罗马的政治权威早就已经被削弱了，高卢也好，埃及也好，叙利亚也好，已经不依赖于罗马了，东罗马帝国基本已经独立了。西罗马地区的高卢也好，西班牙也好，包括意大利人，有事不去找罗马，所以在罗马发生了什么事，大家也不会马上知道。476年，一名蛮族首领把另一名出身蛮族的西罗马皇帝给罢黜了，特殊之处在于后来这位蛮族首领向东罗马皇帝称臣，目的是从东方换取一些政治经济利益。但是东罗马无暇顾及，事情就不了了之。到了后来6世纪的时候，查士丁尼决定发起一场对西地中海的再征服运动，他手下的一个溜须拍马的史官就把这个记下来了，说476年的时候罗马帝国就统一了，统一在东罗马的旗下。其实根本就不是那样，蛮族发现从东罗马捞不到什么钱之后，还是保持着基本独立的状态。后来由于这一类著作的影响，人们就把476年定为罗马帝国和古典文明灭亡的一个时间。但是皮朗说不对，在所谓的476年灭亡之后，整个地中海的经济统一体还是存续着，商船还是可以从西部到东部迅速穿行，以非常廉价的成本，实现商品的交换和贸易。

那么，统一体何时衰落？是在穆罕默德兴起之后，他对地中海地区的控制导致地中海经济统一体解体。如果没有穆罕默德的话，查理曼就不可想象了，因为地中海统一体解体了，西欧地区需要另寻出路。法兰克王国以西欧地区（即现在的法国和德国这一带）为中心，又建立了一个新的体系，这是法兰克王国崛起的内在底层逻辑。皮朗非常宏观的经济史视野在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取代了过去只从雅典、罗马这样一个小点出发去研究古典文明史的传统。

芬利其实是一样的，他也把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想要讨论古典文明衰落的时间点。他指出罗马文明没有在476年消亡，而是逐步转衰：在君士坦丁时代开始走向解体，到了查士丁尼时代（在此期间政府实行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改革），古典文明迅速走向衰落，再到了利奥时代，衰落最终完成。时间大概就是7-8世纪，跟皮朗说的解体的时间点是非常接近的。所以，19世纪的史学家可以从更宏观、整体的角度去思考地中海文明的发展历史。

最后再简单说一下第四个关键词，全书有一种福利思想在里面，这与19世纪英国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

19世纪后期英国知识分子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社会福利。我们传统上认为英国在1688年完成了光荣革命，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观点也不完全错，但是它有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现在有很多学者在反思十八九世纪的英国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认为光荣革命，包括后来的产业革命并没有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善，英国老百姓的生活仍然是非常穷苦的，并没有享受到政治民主化和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好处。

所以在19世纪中后期的时候，大量的英国学者，不管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好，还是历史学家乔治·芬利也好，关注的重点都是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苏格兰地区是社会福利化运动的中心，最早从法理上宣布任何形式的奴隶制都是违法的、反人性的判决是在格拉斯哥的法庭做出的，说明格拉斯哥在社会改革方面走在前列。伦敦地区也一样，大名鼎鼎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的叔父就是研究社会福利改革的，他30岁英年早逝，伦敦专门为他建了一个纪念馆，认为他的事业是为人类福祉而奋斗。乔治·芬利也是一样，大家读本书，可以很深切地感受到他为什么要把历史和现实结合在一块，他要从中讨论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政体、什么的文化、什么样的税收制度对民众生活的改善是最重要的，总之他的著作非常鲜明地关注经济、民生或者中国所说的“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