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召见

1898年夏，北京宫廷正酝酿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年轻的光绪皇帝面对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而引发的外国侵略和瓜分，急不可待地施行大规模的改革。他的支持者和心腹助手，包括老师翁同龢（1830-1904），都鼓励他制定一系列新的国家政策，以使衰弱的王朝恢复元气。在改变旧制度和成立新部门的过程中，慈禧太后所控制的顽固势力不免被动摇甚至被铲除。尽管年老的慈禧太后名义上退居颐和园，但实际上仍通过太监、皇族和亲手拔擢的顽固派官吏行使着政治权力。从上一章可以看到，强学会被查禁正是后党势力的一个明证。光绪皇帝和支持者深知顽固派的力量以及触怒慈禧会带来的危险后果，但他们感到局势已迫在眉睫，不得不孤注一掷，一方面是为国运，另一方面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百日维新是多年来像康有为那样激进的学者和中下级官员所组织的政治活动的高潮。公车上书、组织爱国学会、刊行改革报纸的宣传工作在士绅阶层中成功地发挥舆论力量，终于达到了引起光绪重视的目的。

光绪6月11日的诏书，通常称为《明定国是诏》，一般认为是戊戌变法开始的标志。他大胆地声明：“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这是他对保守派主张的中庸之道和恪守祖训的一种公开藐视，也是对慈禧太后的间接挑战。精明的慈禧意识到当时的政治气候，要求维新改革的不仅是部分京官，甚至包括不少有力量的省总督。她耐心地观望和等待。光绪皇帝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找寻合适的新人以实施他的计划，然而清朝传统的皇族家规禁止皇帝接见四品以下官员，而高级官员又多是慈禧和旧制度的忠实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在改革纲领的实施中几乎只能全部依靠下级官员了。研究百日维新的史家有这样的评论：变法失败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改革仅由一群缺乏经验而又无视政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所推动。这说法没错，但是必须记住：光绪当时得不到许多具有改革意识的高级官员的支持。事实上，他的忠实老师，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早在运动开始不久就被解了职。另一方面，低级官员和青年学者总提倡罢免腐败无能的官吏，起用有学术造诣和正直的青年爱国官员。事实上，这正是传统学术界的反对派——清流派的主旨。前一章已经提到，清流派是提倡中国改革的先行者。1895年后，许多清流派的人都加入强学会和其他学会。石约翰（John E. Schrecker）认为：“后期的清流力量大都与反对后党的所谓帝党结合在一起”，这种说法在仔细核实各种可以找到的名单后得到确定。光绪不得不在这批人中选择他的顾问和新的行政官员，因为他们的抱负和观点与他的一致。

变法伊始，新人就得到擢用。在颁布《明定国是诏》的两天后，翰林院编修徐致靖向皇帝上奏主张废除对召见低级官员的传统禁律，鼓励他无视那严格的资历规定：“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他向皇帝荐举了五位可以信赖的人，他们是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和梁启超。前四人都是低级官员，而梁启超尚无任何官职。关于张元济，他写道：“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因此，张元济主要是作为一个将现代实学引进中国并已取得初步成就的出色教育家被荐举给光绪皇帝。他的学校是提供执行未来改革计划的合适人选的人才库。光绪在徐致靖荐举之前是否知道张元济尚不清楚，比较起来，其余四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康有为已向皇帝上过七个奏折，他坚忍不拔地使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被最高的权力阶层所了解，他的名字已与改革和进步联系在一起。黄遵宪有关日本的学术著作《日本国志》是当时同类著作中最权威的一部。如第二章所述，光绪曾指名要求读他的书。谭嗣同是湖南最有名的青年改革家。梁启超雄辩滔滔而活泼的文体已是闻名全国。

光绪后来召见他们并授予官衔。同时，他迅速下令康有为和张元济在三天后等候召见。

1898年6月16日的召见被历史学家视为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这是光绪第一次召见这样低级的官员，并且事先说明是为了要制定改革政策。这次召见开了百日维新中重用新人的先河。康有为在自传中详细和生动地记载了这次召见，他的记述广泛流传，不仅为同代人也为后代历史学家所接受。据说这次不同寻常的面圣竟历时超过“十刻钟”（两个半小时）之久，而且，康有为与光绪详细讨论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康有为的记述不仅被梁启超等忠实弟子所引证，而且也被正史《清史稿》所接受。据我所知，直至现在，无论外国或中国的史学家，都未正式对康有为6月16日被召见的记载提出过任何疑问。张元济在同一天被召见的事实清楚地记载在光绪皇帝的《实录》上，但康有为在自传中却只字未提及张元济。因此，张元济有关那一天的记载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

二十八日（即1898年6月16日）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到西苑，坐在朝房里等候。当日在朝房的有五人，荣禄、二位放到外省去做知府的、康有为和我。荣禄架子十足，摆出很尊严的样子。康有为在朝房里和他大谈变法，历时甚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召见时二位新知府先依次进去，出来后太监传唤康有为进去。大约一刻钟光景，康先生出来，我第四个进去，在勤政殿旁边一个小屋子里召见（这个殿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样子，看不出了）。光绪坐在上面，前面放扎着黄桌帏的一张书桌，光绪也穿着衣冠。我进去后跪在桌子旁边，当时屋子里没有第三个人。只有一君一臣相对，太监留在门外，不能进内。

当时滇越边境发生划界的争执，光绪对我说：“我们如果派人到云南去，要二个月才会走到，但外国人只要十天八天就会到达。我们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什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

按照张元济的回忆，这时皇帝提到保守派反对他的现代化计划，并对此十分感叹。他继续详细地询问张元济关于通艺学堂的情况。最后，张元济写下了他自己对皇帝的印象：“问话语气极为温和，看他面貌殊欠刚健。”

尽管张元济所记的主要的内容是自己和光绪皇帝的首次会见，并无许多关于康有为的叙述，然而这里与康有为自传中最大的矛盾是，在张元济的回忆中，康有为面圣的时间相当短暂。张元济似乎没有理由试图缩短康有为的面圣时间，显然是康有为的记载有夸大之处。张元济这里并没有特别强调这时间上的差距，但对于熟稔的朋友，他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康有为故意夸张。一位同年举人曾把一份《清史稿》的《康有为传》的手稿送呈张元济，请他评论，在文中“自晨入、日昃始退”一行上面，张元济简洁地在空白处加了眉批：“并无其事。元济是日同被召见，康先入，不过十余分钟，即退出。”

我们暂时没有旁证支持张元济的说法，但可以立此存照，作为一份有助于理解百日维新中康有为作用的补充记载。

按照张元济的评论，皇帝似乎“殊欠刚健”，可能有怀疑论者会指出，由于这一评论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回忆，所以张元济才可以那么明智和有远见。但是另一些有价值的文件证明了在最初阶段张元济对改革的态度。张元济在一封给他的朋友汪康年的私人信函中，写下自己最近面圣的情况：

弟四月廿八日召见，约半钟之久。今上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询词约数十语，旧党之阻挠，八股试帖之无用，部议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学。（讲西学人太少，言之三次）上皆言之，可见其胸有成竹矣。不过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这封值得注意的信的日期是六月初九（1898年7月27日）——正是面圣后的一个月。这说明即使在最初阶段，张元济对光绪的改革计划就有点半信半疑，并准确地预计顽固保守派会很快“回力”。

在另一封写给沈曾植——同年改革家、张之洞的幕僚的信函中，张元济对他描述了光绪的召见，用的也是同样的语调：

济前者入觐，约两刻许，玉音垂问，仅三十余言……济随时敷陈，首请坚定立志，勿淆异说……天颜甚霁，不自觉言之冗长，当时默窥圣意，似蒙听纳，然见诸施行，乃仍空还题面。

尽管作为一个低级官员而能获皇帝召见的殊荣，但张元济并未被这殊荣冲昏头脑而对改革计划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那种罕见的冷静和远见卓识也许来自超然的客观性——因为他并非康有为、梁启超等激进派的核心分子，而且他也从不赞成单靠纯粹的政治策略。在张元济看来，改革对中国来说是必然的道路，但只有当绝大部分知识界人士变得开明且具备启蒙和现代意识时，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匆匆忙忙地进行政治制度和行政机构的改革，依靠一批因循守旧的士大夫及其领导下无知盲从的民众，那么这种改革必定难以持久。传播现代化的基本知识必自改良教育始。张元济一心一意献身于通艺学堂正显示了他对作为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基础——教育的特殊关切。随着1898年变法的展开，光绪颁布一道又一道种种激进改革措施的诏书予那批无所适从的官员。张元济预言改革不久将激起“回力”，对改革者来说最可行的方式是有步骤地撤退，再度投身于教育。在他的一首《杂咏》中，他回忆说在整个运动停滞不前时，他曾劝告康有为，但未被接受。

一代斯文妖孽尽，英才教育此权舆。

河汾自有千秋业，早赋归与计未疏。

在这首诗后，张元济有自己的注：

时诏各省广设学堂，考试并废八股，余劝长素乘此机会出京回籍，韬晦一时，免撄众忌。到粤专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而长素不我从也。

显而易见，张元济与康有为显著不同，他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如果现代化计划是在“风气大开”之后才付诸实施，改革家将不得不等待一段漫长的日子。更有甚者，连光绪颁诏鼓励建立现代学堂也得不到多少热情的支持，地方官吏多认为按旨意把祠堂庙宇改造为学堂是不智之举。何况即使他们愿意，在寻觅合适的教师和教科书方面也有无数的障碍，因此，张元济把启迪民智视为政治改革的先决条件，与康有为的活动相比是基础的和低调的，但仍充满着潜在的危险，并会激起各方强烈的反对。

京师大学堂和铁路矿务总局

张元济主张通过现代教育来实施根本的改革，不久就碰上一个绝好的实现机会。光绪在6月11日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中，提出一项特别重要的改革——建立一所新的帝国大学的方案，“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建议这所新大学堂的大门应向所有愿意学习现代知识者敞开。内阁委任翰林院编修、皇帝老师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孙氏负责管理大学堂事务和招聘管理人员教师，他邀请张元济出任大学堂总办。

这对于在通艺学堂工作中表现出色而闻名的张元济来说，似乎是一个好机会。他既是一位能干的管理人员，又是一位勇于献身的教育家。但那儿没有懂得现代知识和管理高等学堂的人做他的助手。1898年7月21日（六月初三）天津《国闻报》记述：“北京创设大学堂，所有总办提调，应由管学大臣奏派。……总办一员，刑部主事张元济，稽查功课。提调五员：翰林院侍讲黄绍箕、翰林院编修朱祖谋、翰林院编修余诚格……”

然而，张元济很快拒绝出任这一职位，据一位专门研究京师大学堂史的历史学者认为，张元济拒绝是由于在职员选拔的基本原则上与孙家鼐发生分歧，张元济坚持学堂职员应当辞去各自的官职，以专心致志于学堂事业。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是完全合理的要求，但在清末中国却几乎是行不通的。孙家鼐要物色适当人才来为新学堂服务，已经非常困难，要劝说所有职员放弃他们原有的官职，而新创办尚无名气的大学堂，显然是办不到的。

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张元济又揭示了他放弃这一表面看来非常适合他的总办职务的另一个原因：

大学堂事，寿州（孙家鼐）派弟充总办，业已奏准。因其所用之人多非同志，极力辞退。此事亦恐变为官事，步官书局之后尘。可叹！可叹！

张元济敏锐地看出官僚政治烦琐和拖拉的作风，以及妨碍所有正式规章制度实行的那种惰性。在信中述及的官书局，即强学会上海分会，它的维新报刊《时务报》，本来在梁启超编辑下广泛流传并具有相当影响，但在孙家鼐的主持下变成一份官方的报纸，由于它的财政被控制，编辑只能负责印行，它原有的影响力很快丧失殆尽，仅仅成了政府宣传的喉舌。

根据这些记载所提供的理由，张元济拒绝出任总办很显然不是因为大学堂职员不能在其他政府部门中任职，而是因为张元济具有机敏的政治眼光，正确地预见自己无论如何不能真正地在京师大学堂取得教育上的成就。尽管有光绪的特许，但在孙家鼐这位中间派的领导下，京师大学堂最多只能是一个展品。因此张元济对大学堂没有任何幻想，而清政府管辖下的京师大学堂的发展历史证明张元济是正确的。

张元济对京师大学堂采取谨慎和不介入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却对新政表示出异乎寻常的热情。1898年8月2日，清政府终于成立一个新的铁路矿务总局，正式认可这一新兴部门，表明它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该局试图集中控制全国各省，其范围和权力类似一个国家部门。它的成员由八位章京组成，其中四位满人和四位汉人。所有成员都由总理衙门推荐，张元济是被推荐给这个新部门的四位汉族章京之一。他没有在铁路矿务总局待多久，因为很快就在9月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中受处分。因此在这一特定的部门内探讨他的贡献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在1898年9月18日上奏议论如何选拔铁路矿务总局的人才。因为9月8日光绪颁诏要求新建立的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雇用一些从其他旧部中裁撤下来的官员，光绪无疑希望此举能够满足在他裁撤旧部时失去官职的那批冗官。但张元济认为此举对于改革的重大计划是一个很大的损害，他上奏劝告光绪收回成命，奏折简直大胆鲁莽。他明白无误地指出：

京师设立矿路农工商总局，为各行省表率，造端伊始，宏巨艰难，襄事各员，非得讲求有素、才识卓著者，断难胜任，现裁各署，其实缺候补各员，大都衰庸猥滥者多，部胥市侩杂出其间，能通晓中国旧学者尚难得一，若令备员充任，从事新政，岂不贻误国是，腾笑远人？若专为位置闲员地步，则何如不裁之为愈。

张元济对光绪皇帝激烈批评后，接着提出一项关于应当选用何种人才领导这新部门的建议：

应请明降诏旨，凡新设额缺，令中外大员不拘资格，切实保荐素习矿路农工商学之人，送部引见，候旨派充。

最后，他还评价自己在新部中作为一个章京的情况：

再臣现在矿路局当差，只因该局设立总理衙门之内，可以就近清厘案牍，将来另设衙署，臣力断难兼顾，必当辞退，臣为此言，并不敢稍存私见，合并陈明。

这一奏折揭示了张元济思想和原则的两个倾向。首先，他信任经过实践训练和具有现代知识的人，这也与他一向办通艺学堂的主旨相符合。他总是把现代实践教育看作拯救中国之路，因为它能使有才能者脱颖而出。那些从六部出身的文官，不管他们级别多高和有怎样的从政经历，似乎都很难完成使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其次，他明显地提出官员不能一身兼任一个以上职务，正根据这一原则，他拒绝京师大学堂总办的职务，现在又提出将来要辞去铁路矿务总局的职务。显然张元济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

张元济

张元济最后关头的奏折

8月底至9月初光绪颁布一系列改革诏令，其速度之快，近乎狂热的程度。大部分诏令要求在各个领域实行彻底的改革。今天，当我们平心静气地看看这些诏书，也不能不为光绪在诏书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急切之情所打动，也不难理解当保守派看到他们权力的基础受到损害时所感到的恐惧和愤怒。当光绪看到地方官员在实行他要求的改革时表现出踌躇、拖沓和不情愿时，显得非常急躁不安。他非常严厉地惩戒他们，当荣禄无视和拖延实行改革诏令时，光绪甚至愤怒地斥责这个有权的直隶总督。一份惩戒这些懒散官员的诏令这样写道：

……于本年五、六月间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复奏，……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借词宕延，定必予以严惩。

这一诏令其实显示了光绪所受的挫折，以及他在执行政治计划时如何缺乏力量，同时也表明了他是何等依赖各省官员的支持和合作。

9月初形势急转直下，首先是王照案中帝党惨败。王照是礼部的一个低级官员，9月1日他递呈的一份奏折，代表了当时一些充满热情的改革者的天真想法。他建议采用西方服饰，以基督教为中国国教，采用国会的形式，并请皇上访问日本。礼部尚书企图卡住这份奏折。当光绪发现此事后，他撤销了两个尚书和四个副大臣的职务，罪名是阻挠下情上达，并以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而提升其官职。在被撤职的大臣中有一位满族贵族，他的妻子是慈禧太后最宠爱的宫廷侍女，另一个大臣又是得光绪信赖的改革领导人康有为的最知名批评者。因此，王照案完全是对所谓“后党”的一次直接挑战。

9月5日皇帝用六名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取代了这六名礼部官员，并进而提升四个年轻的低品级的改革家进入清政府制定政策的最高机构——军机处。光绪皇帝应已认识到这些措施所造成后果的严重性，但因保守派的不合作，才不得不向他们摊牌。他曾以拯救国家为号召，却无法赢得大多数大臣和各省官员的支持，由于他们大多数假装服从而实际上采取观望态度，光绪不再小心谨慎地踩着小步了，他认为必须起用低品级的激进官员以推动改革计划。1898年9月初皇帝在各部所采取的迅疾和激烈的措施，其实是他在失望之余后的孤注一掷。

正在这个导致改革运动突然崩溃的狂热时期，张元济呈上了他的第一个统筹全局的奏折，也是唯一的一份论述整个改革运动的奏折。如前所述，从皇上召见他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怀疑光绪是否具有实行改革计划的能力，甚至早就预言保守派的回力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他要在1898年9月5日提出这份包括了五条主要建议和十款内容的长篇奏折（超过5300字）呢？这是一件需要推测的事。从他所呈的奏折判断，似乎他已清楚改革运动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但他被皇帝那种孤立无援的处境深深感动了。因此他以一种自由意识的爱国者的热诚，在最后时刻提交了这份奏折。他提出一系列彻底却有条不紊的、使光绪能挽救危局的步骤。

首先，他坦率地对光绪描述了目前形势：

乃数月以来，中外因循，一仍旧习，欺罔蒙蔽，毫无朝气……虽日言“变法”，终涉皮毛而不能得其实际也。

他进一步警告面临失败的光绪：

今我皇上日日变法，而相与审脉察情者谁乎？绘图布算者谁乎？夫一事之行，其起点甚微。及其究竟交相引摄者，已不知几千万绪。稍一不慎，败覆随之矣。

因此，在他五条主要建议中，第一条就是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他认为这应是一个由不超过二十个“年富力强、通达事务、奋发有为”的人组成的咨询机构。它应当是全国改革活动的中心，光绪每天在与军机处商议之后应同它再商议。它应当讨论和研究所有与改革有关的奏折，同时为像京师大学堂、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这样的新机构制定统一法则，以便使它们系统化。

张元济第二条主要建议是废除满族旗人的特殊地位而主张种族调和。他提出几个实际步骤——鼓励满汉通婚；废除关于满人从事工商业的禁令；为二百多年来闲散和寄生生活的满族旗人建立技术职业学校。他指出，消除种族界限带来的一种附带好处是可以裁撤掉数量可观的不必要的职位。清政府的许多行政部门都有两个首脑——一个汉人和一个满人。如果不再有任何种族界限，那么留下来的将是最有办事能力的人。

他的第三条主要建议是进一步开放建立皇帝与地方及低级官员之间的正常联系。这是清流派的一个最得意的建议。为了说明光绪被官员愚弄和欺骗，张元济大胆地指出：

今岁广东大疫，死者十万人，东南各省，每石米几值银十元。此亦可为谓非常之变矣，皇上其知之乎？臣窃料各省督抚未必为我皇上告也。

为了了解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张元济建议光绪应当亲赴在京的所有新机构、学院和官僚部门。将来他还应访问各省，如有可能还应出访国外。为了得到第一手的数据，应任意召见各省的地方官和低级官员。张元济还提议对召见的方式作一些细小而实际的变革。皇族家法规定每位谒见者要在黎明时就开始等候，张元济指出没有任何理由要他们来得这么早，对皇上来说更实际的是应在早上抽时间读完每天的奏折，在下午接见大臣。他还进一步建议废除叩头礼：

臣工入觐，莫不有拜跪之文，少壮者犹可，耆年高秩，屈膝数时，岂复能从容论道？裨益圣听，且臣子忠爱之忱，断不在此区区末节。

实际上，以往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执行像清朝那样严格的叩头礼。例如，汉朝和唐朝的皇帝在召见臣子时通常给年长大臣赐座，以便讨论得更为自然。但清朝规定臣子在和皇帝谈话时应当下跪。据我所知，张元济是大胆地直接上奏反对这一礼仪的第一人。

张元济的第四条建议是关于人才选择的问题。他提出：

今之策时事者，动曰人才缺乏，臣则以为人才自在，不善用之。故有才如无才耳。

他赞扬光绪在后来的内阁中再次裁撤大批无能官员的行动，并建议当设立新的部门和机构时，应当要求懋勤殿（张元济建议设立的）为它们制定管理法规，这些新机构应当有一整套吸收官员的规定。他极力主张废除科举考试，有才能的人应当通过现代学校获得认可的资格。皇帝应在受过现代教育的毕业生中选拔官员。此外，他还极力主张废除捐官的办法，尽管他明白捐官是清政府收入的来源之一，而支持这项财政改革需要重新找到每年“二百万元”的收入来源。对于官员，张元济建议应当允许他们自由选择执行改革纲领或辞职。辞职的官员应当给予适当的年薪，并且他们的子弟可以进入京师大学堂——这样可以保证在一个新的改革的官场中保持未来的家族荣誉。

第五条主要建议是国家的财政管理。张元济再次强调全面计划的重要性，指出自1895年以来，在银行、矿务和铁路等各个领域所实行的零敲碎打的经济改革有很大的随意性，这样绝不可能使国家富强。张元济提出基本的改革应当从调查户部和各省所有账目入手。只有通过全国范围的审计，才能为未来制订一个良好的计划。张元济建议户部应把过去十年的收支记载入册，并公开全国十年的资金平衡表。张元济的基本想法无疑是科学而明智的，因为只有在知道过去的收支情况以后，新的预算才能够准确。然而，中国的户部决不能控制整个财政，因为财政体系仍然建立在包税制的基础上：各省官员负责征收一定的税额上交户部，同时为他们自身和地方政府保留一笔数额未经确定的税收。面对晚清财政体系这种非常落后的状况，户部能否制订一个十年的平均账册，实在令人怀疑。

特别要提到的是张元济建议实行币制改革。那时法定的流通货币是朝廷确认的铜钱。但人民仍宁愿使用银子，在东南的广东、福建和安徽等省尤其如是。张元济提出中央银行在全国发行法定货币应有绝对权威——最好是纸币或金属钱币。他设想一个能促进国内贸易的币制体系，以根绝在银两折算成铜钱时官吏舞弊侵吞的机会。

最后，他在结束有关财政改革的建议后，还请求皇帝提高商人阶层的地位和保护他们的权益。这对于一个来自传统受尊重的中国社会高层的文官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建议。张元济的措辞是直言不讳的：“今日为商战世界，中国向有贵农贱商之说，故无商学。无商学故无不败。”

对于一个儒家学者来说，能把商人的利益放到如此之高的地位是鲜见的。这种把中国在历次战争中失败的原因都归之于轻商的观点，与激进的改革者有根本的分歧，后者仅仅把中国的失败原因归之于军事上的劣势和政治上的软弱。到19世纪末，尽管已有越来越多文官认识到世界的秩序不再是一个仁慈的中华帝国及其周围蒙受恩惠的蛮夷所构成，但几乎没有人从商业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世局的发展。

张元济提议维护商人的权利并认识其重要性，指出大部分文官过多的干扰已阻碍了商业进步。他抨击那种所谓“官督商办”的做法，反问道：“不知官也者，昔日日以腹商为事者也！”他特别以新建立的农工商总局为例，要求光绪预先警告官员摒弃官僚主义，并告诫他们的责任应是保护而不是威吓商人。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官僚政治的恶行，张元济甚至建议商人应有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利。他最后还建议起草商法，并以之为协调各方的指导原则。他以这样的预言作为整篇奏折的结束语：只有这些商业改革得以实现时，中国才能使经济繁荣。

张元济奏折突出的特点并不在于思想深刻，而在于向皇帝提出种种建议时，所显示的那种清晰的思路和高度的系统性。很难断言他哪些建议影响了光绪并促使他采取有效的行动。然而，仔细核对《大清德宗景帝实录》所载1898年9月5日之后光绪颁发的大量诏书，会发现其中包含了某些张元济在他的长篇奏折中所提出的要点：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是光绪试图建立某种小型顾问会——一个称为“懋勤殿”的中央核心机构，以帮助他管理及推行与新政有关的一切事宜。郭廷以曾提供两条与初期咨询机构有关的材料：

1898年9月9日（七·二四）英教士李提摩太应康有为邀，自上海赴京（传帝拟开懋勤殿，以李提摩太为顾问大臣）。

1898年9月13日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太后不允。

事实上，任何诏书中不曾直接述及懋勤殿——可能因为光绪不能无视慈禧的反对意见。但他设立懋勤殿的愿望似乎有不少人知道。例如1898年9月17日天津《国闻报》上有这样的报道：

拟开懋勤殿述闻

近月以来，朝廷创兴百度，并谕内外大小臣工及士民人等，均得上书言事。因此条陈新政者，封书日以百计，而前者特简参预新政之四京卿，亦颇有眼花手乱，应接不暇之势。故近日又有拟开懋勤殿，令三品以上保举人才，召见后派在懋勤殿行走，以备顾问之说，闻数日内当即有明发谕旨矣。

然而政变在很短时间内发生了，光绪尚无时间实践这一主要的改革措施。结果《大清德宗景帝实录》中完全没有提到懋勤殿。但这一机构无疑是考虑过的，其计划也曾付诸实行，甚至人员的名单也已确定。《北华捷报》曾刊登过作为懋勤殿成员的十位改革家的名单，张元济的名字也赫然在其中。

现存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光绪设立懋勤殿的具体计划是要将它作为自己推行改革计划的咨询机构。裴士丹（D. H. Bays）把它作为“一个初步的有代表性的审议团体，是迈出分享皇权的第一步”。这描述相当牵强并夸大了一点，但懋勤殿的确可以在维新运动中起到一种统筹大局的作用。

张元济的第二条主要建议“融满汉之见”以废除满族旗人的特殊地位，在《大清德宗景帝实录》中亦有反映：

旗丁生齿日繁，徒以格于定制，不得在外省经商贸易，遂致生计益艰。……现当百度维新，允宜弛宽其禁，俾得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  （1898年9月4日诏书）

诏书给户部进一步的指示是核对旧有土地登记册，并尝试在旗人中制定新的土地分配法则。

应当指出有许多人曾奏请废除满族旗人特权，并改变他们经济上无所事事的状况，张元济只是其中之一。因此诏书极可能是这些要求的共同结果，而不是对某一份特别雄辩的奏折的一个迅速的回复。

光绪皇帝财政改革的若干条目也与张元济奏折中的建议吻合。1898年9月11日诏书要求总理衙门制定一部通商约章，排印数百部颁行内外各衙门。这样，各有关人员都有一个正确处理贸易问题的参考标准。总理衙门的回答是编制一份全面的、完整的商法，需要较长时间，建议由北洋商务主管人员负责起草约章。

1898年9月16日，光绪颁布一份要求户部进行一项主要改革的诏书，要求它对国家的税收和皇室的费用提供一份细目。而且，从此以后，要求户部每月提供相似的财务报表。这一措施，如果能切实执行，就便于引入一种预算制度，且能为中央政府全面地规划中国的金融问题提供一个非常正确的依据。它能铲除一切腐败、受贿的机会，并最终使未来的改革建立在财政切实可行的基础上。但是，这一改革自然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而不可能真正实行。

从9月7日至9月19日，光绪在诏书中频繁地谈及财政改革这个主题。9月7日的诏书要求总理衙门提出一份关于在各省“请用机器铸造铜钱银圆”的可行性报告。随后一份诏书是关于计划采用银圆和铜钱的内容。最详细的诏书是9月10日颁发的，包括试验制造银圆、防止可能作为仿造之弊的详细规定。

光绪所颁行的措施是否是张元济长篇奏折的直接结果，这并不重要。光绪皇帝企图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实行这些改革的事实，表明了张元济的建议并非空中楼阁。然而，没有一项改革计划能有机会实行，因为变法很快就因宫廷政变而告终。

百日维新的失败

1898年9月初的几周，北京的政治气氛如同一个摇摆不定的天平。理论上，改革计划是受慈禧太后恩准后才由光绪皇帝实行的。尽管她退居颐和园，但光绪每隔几日就要觐见她，并汇报国家事务的进展。在改革计划展开之初，她曾宽宏大量地表示支持光绪：“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但实际上她疑心光绪企图通过推行改革来遏制她的权力。早在变法之初，她就通过两个行动以削弱光绪的权力和加强自己的力量。首先是撤去翁同龢的职务，使光绪失去了这位经验丰富的、对政治敏感和具有很高威信的年长政治家可能给变法带来的帮助。在翁同龢被撤职后，光绪不得不依靠那些不了解政府实际情况的青年激进分子。第二步是太后委任荣禄为直隶总督，以保证即将到来的摊牌取得军队支持。此外，她还依靠那批因光绪变法而被动摇地位的大臣和官吏。比较来看，光绪的地位确实是软弱的。他的周围是一群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年轻而又缺乏经验。他们不知道如何把理想变为现实，他们疏远和激怒了中立派，因而失去了大部分支持。最糟糕的还在于光绪手中没有任何军事力量。

在保守派的反扑日益逼近、不祥之声日盛一日时，光绪和他的改革家不顾一切地暗中寻找军事领导人的支持。他们找到了袁世凯——荣禄的部下，也是以前维新团体强学会的成员之一。9月16日，光绪召见他并授予新的荣誉，光绪对袁世凯的寄望公开地写在诏书中：

责成（指袁世凯）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

光绪的意图变得越来越清楚，保守派则更不含糊，就在光绪提升袁的第二天，保守派监察御史杨崇伊率领一群官员去颐和园请求慈禧归位训政。事情清晰地演变为一场政变和反政变之争。胜败取决于哪一方先动手。碰巧，改革家要求袁世凯使用他的新军迫使保守派就范，并阻止慈禧发动政变。可是，袁世凯出卖他们，结果是愤怒的慈禧太后9月19日从颐和园返宫，剥夺了光绪的一切权力。两天后，即9月21日，以光绪名义颁诏宣布慈禧太后决定归位训政；因为光绪有病，难以负担亲政的使命。同时，康有为一伙被宣布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并命令逮捕他们。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跑了，而六位变法领导人被杀害，许多变法支持者遭监禁、放逐或受到控告，标志了这场变法运动全面失败。维新变法前后持续103天（6月11日至9月21日）。

张元济在回忆录中说，有不少人在1898年9月中旬已预感到一场危机不可避免。但由于他也只是在激进改革者核心的“外围”，未参与他们秘密的政治策划，他对改革者与袁世凯交涉及袁世凯叛变全然无知。直到9月21日下午他才听说慈禧太后已归位训政。那天早晨，他仍像往常一样值班工作。日本著名改革家和有威望的老政治家伊藤博文（1841-1909）刚到北京访问，张元济安排通艺学堂的学生于9月21日早晨到日本公使馆官邸拜见这位著名的日本政治家。伊藤已经知道发生了政变，就在中国的士大夫都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时，他故意对张元济暗示：

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的。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

张元济对此并不理解。直到听说慈禧太后已发动政变，才知道伊藤的话是暗示百日维新已失败。

在太后盛怒之下，北京城已是一个对变法者非常危险的地方。张元济在1898年9月23日（这天也是慈禧正式庆贺垂帘的日子）写给汪康年的极有价值的信最能说明首都的事态，也能揭示张元济本人对这一危机的看法，这封信写道：

……康于初五日出京，初六日奉命拿问，（先至樵野处搜拿半日，怪极！）仅获其弟，在南海馆被获。此事因由，非一言所能尽，亦不忍为诸公言之。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现闻尚未弋获，将来必有株连。事变之来，且更有不可意想者。自来变法，莫不如是。惟望新堂勿为所摇夺耳……。阅后祈火之，再迟一二日或当在沪上相见也。

除了包括对康有为难得和直率的批评外，该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表明了张元济尽管在逆境之中，仍真诚地寄希望于变法。从这封信也可以看到他个人在维新运动中的角色，尽管他预言“必有株连”，一大群变法同情者将被牵连进去，但并不为自己的命运特别担忧。他的“当在沪上相见”是一种他对自己不会遭到监禁、放逐或杀害的乐观预言。他认为自己会被革职和逐出京都，只有在这样危急时刻他才能在上海看到汪康年。这封写在危机之中的信，也间接地证明他只是在变法者核心的外围。不然怎会知道自己受到的处分会较轻呢？

事情发展正如张元济所预言，他的远见是令人赞叹的。在9月28日“六君子”被杀后，另一些较温和有威望的著名变法者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流放。慈禧太后甚至仍未忘记她的宿敌翁同龢和文廷式，并对这些已被褫夺官职和失宠官员再加以新的惩罚。按照张元济的回忆，一些朋友曾劝他逃跑，但他拒绝了。因为他知道一旦逃跑，那么惩罚就会落到年迈的母亲或直系亲属头上。他不但没有逃跑，反而每天到总理衙门继续工作，并特意留下行踪以便被逮捕。他在一首《杂咏》中回忆了1898年秋天那些担心厄运降临的日子里的心情：

满朝钩党任株连，有罪难逃心自安。

分作累囚候明诏，敢虚晨夕误衙班。

预料之中的惩罚在1898年10月10日终于到来了，张元济和两个低品维新人士一起，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惩罚。张元济认为惩罚较轻是因为在百日维新期间他始终给人一种低调印象。他也认为犯有这样明显的罪证（在保守派的眼里）——9月9日的长篇奏折——而能逃过御史的打击，是十分幸运的，相信一定是光绪皇帝亲自帮助他减轻处罚。他解释道：

九月二十三日余与王锡蕃、李岳瑞同拜革职永不叙用之命。越数日谒廖仲山师，师时值枢廷，语余是日王李处分既定。德宗特逾枢臣，张某亦尝上书妄图国事，应并案办理。盖隐有保全之意。余封奏语涉狂妄。设有人弹劾，必膺严谴，即幸而漏网，余亦不能乞假出京。

无论张元济受到从宽处罚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事实上他再也不能从政了，也失去了继续逗留在北京的任何理由。他很有兴趣长期在上海工作，也许因为上海是一座世界性的都市，有许多西方思想正是通过上海而传入内地。他一向从上海为通艺学堂买到许多世界地图、科学图表和西方书籍；他还试图在上海聘请英文教习。这个城市也是一个迅速发展、充满机会的城市。他预言与汪康年“当在沪上相见”是不难理解的。

离开北京前，张元济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正式关闭通艺学堂，天津《国闻报》在“通艺罢学”的通栏标题下作了报道：“北京向有通艺学堂，由已革刑部主事张元济创办。此学堂已经开设两年有余，堂中洋文书籍、图书以及仪器等件，亦均小有规模。自张主政罢官之后，此学堂遂无人接办。肄业各学生因八股取士已复旧制，亦各意存观望，纷纷告退。张主政因将学堂中所有书籍、器具及积存余款开列清单，呈请管学大臣孙中堂将通艺学堂归并于大学堂，闻日前已由管学大臣派人接收，然从前肄业各京官，则均已风流云散，不知去向。”

这一插曲可以解释张元济认真负责的个性和有条不紊的行事作风。即使在最不稳定的时候，他也不像其他许多变法者那样仓皇出逃。学堂是他脑力劳动的产物，他把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启蒙的崇高愿望寄托于像通艺学堂那样的教育机构。因此，即使面对个人的革职和失败，他仍试图以一种很好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将它委托给同情变法并在政变后幸存下来的孙家鼐。尽管张元济最初曾拒绝在京师大学堂里工作，但现在他正确地看到必须这样做，才能挽救在通艺学堂中所干的事业。他这样做十分正确，因为京师大学堂在百日维新中幸存下来。慈禧太后未干预它。而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本文摘自叶宋曼瑛著《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 张人凤、邹振环译，重庆出版社，2025年3月，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