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力图客观的历史学家，也难以掩盖对三国人物的偏爱。狩野直祯在《诸葛孔明》的序言中申明立传宗旨：尽量抛开历代诸葛亮故事的影响，从“时代趋势”和“世态”的角度来解释这一人物的行为，“然而，有时我也不得不对他抱以同情”。

或许在中国读者看来，总是称呼诸葛亮为“孔明”已经明示了作者的偏爱，但这是一个文化差异带来的误会。虽然日本读者确实对诸葛亮青眼有加，狩野直祯提到的吉川英治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畅销小说《三国志》，就以“孔明之死”作为这个时代的结局，土井晚翠的诗歌《星落秋风五丈原》也成为日本文学中的名作。但对于立场敌对的诸葛亮和司马懿两人，日语中却习惯称之为“孔明”和“仲达”。江户时期湖南文山《通俗三国志》被认为是最早的《三国演义》日译本，就有“孔明智退仲达”“仲达起兵定辽东”等回目，对于其他三国英雄则多称呼姓名，如“关羽夜走麦城”“赵云大战汉水”之类，偶尔也有称刘备为“玄德”“汉中王”“蜀帝”，称曹植“子建”的例子，总的来说，并不能由称呼看出褒贬。中国传统中将字视作表示亲近的称呼，而日语的“孔明”与“仲达”更类似于一种约定俗成，狩野直祯的另一部著作就题为《三国志的世界：孔明与仲达》。

《诸葛孔明：导演三国时代的天才军师》，[日]狩野直祯著，梁爽译，张学锋校，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

并不是唯一的“预言家”

因此，和通俗文学作品中的“孔明热”不同，狩野直祯还是在书中贯彻了他的历史学视角。在三国故事中，诸葛亮往往有着惊人的先见之明，其中最著名的典故之一是精准预判未来局势的“隆中对”。但狩野直祯提醒读者，诸葛亮并非三国时代唯一的“预言家”。鲁肃第一次见孙权时就曾经献策：“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鲁肃于建安二十二年去世，未能得见三国鼎立。孙权称帝登坛告天之际对当时公卿感慨：“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此外，甘宁也断定曹操必然成一割据政权，他建议孙权先图荆州，再取巴蜀，与北方抗衡。因此，狩野直祯认为天下三分实际上是当时“世论的代表性意见”。

《草船借箭》京剧电影，谭富英饰鲁肃，马连良饰诸葛亮

诸葛亮、鲁肃和甘宁三人立场不同，背景各异。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在汉元帝时官至司隶校尉，以对抗外戚许章知名（《诸葛孔明》第18页）。虽然这是西汉故事，但至东汉士大夫与外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诸葛丰的事迹必然能引起汉末清流的强烈共鸣。诸葛亮的父亲和叔父都曾任郡一级的地方官，琅琊诸葛氏实际上是当地的豪族。这一家族一直活跃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例如东晋时诸葛恢与琅琊王导齐名，曾一度“争族姓”（《晋书·诸葛恢传》），是“侨姓贵族”的代表之一。在京都学派的历史分期中，三国时代是中国从古代社会（先秦至东汉末）到中古社会（魏晋到隋唐）的过渡期，正如狩野直祯在《诸葛孔明》开篇中所描绘的那样，中古贵族脱胎于东汉的豪族，地方与中央之间强大的离心力带来了分裂，同时也带来了贵族的崛起。但贵族的形成并非顺其自然，一个家族究竟是成为六朝门阀还是冢中枯骨，三国人物在十字路口的抉择至关重要。诸葛亮家族在三分天下之际散落各处，“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历史的走向虽然以魏蜀吴相继失败告终，但诸葛氏却积累了政治和文化资本，最终家门不坠，这是三国时代的充满偶然和机遇的例证。

而鲁肃虽然“家富于财”，又在吴为重臣，他的家族却终究没有走上门阀的道路。戏剧影视作品中的鲁子敬形象大多和诸葛亮类似，都是具有书生气的文臣，京剧《草船借箭》中谭富英先生扮演的鲁子敬还多了一层憨厚可爱。但历史上的鲁肃不但和诸葛亮一样有“过人之明”，还极具豪侠气质，他预感天下将乱，便招聚少年，讲武习兵，他是主动迎接乱世到来的一类人。甘宁也是如此，“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至投奔刘表时，甘宁麾下已经有八百人了。

诸葛亮、鲁肃和甘宁由不同的视角出发，却捕捉到了一种相同的历史趋势，或许可以证明在当时英雄眼中，分裂已然成为共识。在三个版本的“天下三分计”中，鲁肃和甘宁以“汉室不可复兴”为前提，而诸葛亮的规划则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这固然与孙刘的不同立场有关，但不容忽视的是，汉末人对统一帝国的态度相当多样。汉朝是一个延续四百余年的帝国，尽管它行将崩塌，但终结乱世的方法是回到过去还是另起炉灶，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共识。而即使已经意识到汉祚将终的人们也不能不对统一时代怀旧。就连曹操自己也说曾经的志向是“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而在曹丕宣布代汉之时，身为曹魏宗室的曹植痛哭，此外还有苏则这样同样堕泪却没有被曹丕知道的大臣。前文提到的甘宁献割据之策时，张昭马上表示反对。对于鲁肃初次见面提出的三分天下之计，孙权也只好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而有趣的是，张昭也批评鲁肃粗疏不可用，可见一个政权的内部尚有不同的声音。诸葛亮是分裂的预言者，也是秩序的重建者。通过孔明这个人物，狩野直祯探讨了公元3世纪的中国为什么会分裂，又为什么有可能走向统一。

争议与偏爱

虽然不是招聚亡命的游侠，但诸葛亮的少年时代也耐人寻味。他既有清流士大夫的出身，同时“躬耕陇亩”，早早做了隐士。中国人似乎偏爱聪明而沉静内敛的天才，诸葛亮《诫子书》中有“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名句。东汉的士大夫最擅长制造和利用舆论，而故事中避居草庐的诸葛亮又俨然“卧龙岗散淡的人”，足不出户就能知天下之事。但历史上诸葛亮在隆中十年的光阴究竟是如何度过的呢？正史对此的记载也只有只言片语，但是狩野直祯通过分析诸葛亮的交游，推论出他与襄阳社交圈的关系，描绘了一个在三国大幕之后蠢蠢欲动的诸葛亮。刘表治下的荆州在当时相对安定，聚集了不少名士，然而刘表不是真英雄，荆州的人士恐怕也多在观望。“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名篇《登楼赋》也创作于避乱荆州时期：“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此地是待不住一点的，“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荆州虽好，不是久恋之家，王粲的忧愁恐怕不是孤例。正是这样一批观望者组成了襄阳的社交圈，狩野直祯认为，未来天下大势就是荆州士人谈论的主题。诸葛亮置身于这样的氛围中，可能扮演着一个耐心倾听，但“笑而不语”的角色（《诸葛孔明》第三章）。这种和“谈论”若即若离的关系，可能正是诸葛亮与汉末一般士大夫不同的特质。实际上，虽然“清流”的本义无疑是具有褒义的词汇，但“谈论”构成的“清议”逐渐把持了社会舆论，胡三省就曾指责汉末士大夫好交游，尚浮华，是“干名蹈利之徒”，增渊龙夫由此注意到汉末一些隐士对“清议”的批判（《后汉党锢事件的历史评说》）。但川胜义雄也提出，清流人士与逸民人士之间难以划上明确的分界线，党锢之乱后期，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社会舆论的危险性和“求名蹈利”的轻佻，就连曾经的清流领袖郭泰也开始倾向于处士态度（《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隆中时代的诸葛亮可能是这样一类较为清醒的“逸民式人物”。

对诸葛亮形象的美化甚至神化起源非常早，魏晋人的笔记、小说、子书中就多有渲染，如张华《博物志》、傅玄《傅子》、习凿齿《汉晋春秋》中都有诸葛亮故事，不少三国小说情节都可以溯源到更古老的雏形。与此同时，围绕着诸葛亮的争议也一直存在。陈寿为诸葛亮立传，称其“奇谋为短”，不足以御敌，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曲笔》中说“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这一评论本自北魏毛修之和崔浩的争论。毛修之认为陈寿有挟私报复的嫌疑：“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但崔浩坚称《三国志》为良史：“亮之相刘备，当九州岛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唐人裴度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则又批评崔浩“皆以变诈之略，论节制之师，以进取之方，语化成之道，不其谬与？”其中的关节，与不同时代不同人的政治背景、思想取向、学术立场等因素相关，是极为复杂的历史命题。狩野直祯没有回避这些争议，他同样指出了蜀汉的种种生存困境。例如在“斩马谡”一节中写到了汉廷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关于斩马谡的抉择是否正确，狩野直祯也写进了不同的声音。

台湾“中研院”藏诸葛武侯祠堂碑拓片

北伐始终困难重重，陈寿之论虽遭非议，但他说“连年动众，未能有克”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无论是文学中“多智而近妖”的诸葛亮，还是在北伐中左支右绌的诸葛亮，军事史上的发明家诸葛亮，或者是思想史中的刑名家诸葛亮，他们的历史结局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但后人却总是津津乐道于这样一场年年无功而返的失败北伐。狩野直祯序言中所说的“不得不同情”，也多体现在叙述孔明鞠躬尽瘁的后半生中。他在书中详细注释、翻译了《出师表》，感慨“文如其人”。陆游曾说“出师一表真名世”，是赞叹其文“中原北望”的决心。而南朝萧统在编选《文选》时收录《出师表》，并不关注文章的政治立场，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标准，在南朝人眼中，这是一篇典范的文学作品。诸葛亮在当时就有文集传世，他同时是当之无愧的学者和文学家。但对于狩野直祯来说，《出师表》有着更具体的重要意义。狩野直祯的少年时代因军国主义而失学，祖父狩野直喜——这位京都学派的大学者将《出师表》做详细的训点和解读，寄给在东京“劳动动员”的孙子，以此来劝学，这篇文章成了战争时代狂热和反常识的对照。诸葛亮的文章正应了他的死敌曹丕的那句名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能够穿透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当然有天才军师这样的标签，同时也有孤注一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诸葛亮“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尽管狩野直祯还是谨慎地认为《后出师表》真伪存疑）的决心，也正是袁宏在《三国名臣序赞》中说的“雅志弥确”，这种坚硬的，无畏的态度，有着三国英雄时代的独特生命力。日本动漫《名侦探柯南》以诸葛亮为灵感塑造了一位诸伏高明（“高明”的日语读音与“孔明”相同）警官，是一个儒雅聪慧，喜欢念中国诗的“古风警察”。在今年上映的大电影《独眼的残像》中，高明与犯人搏斗濒死之际说：“人生有死，修短命矣”。

这实际上出自孔明的老对手周瑜的遗书（《诸葛孔明》第80页）：“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周瑜和诸葛亮的“此诚危急存亡之秋”有着同样的忧虑，也有着同样终结乱世的强烈欲望。真如后世文学中描述的二人亦敌亦知己的关系。这种义无反顾地对“志”的追求，让人联系起诸葛亮《诫外生书》开头的千古名句：“志当存高远”。

乱世中的生命如此早熟而短暂，但三国英雄们没有就此陷入虚无。诸葛亮告诫外甥“志”的意义：“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后代文学史常用“慷慨”来描述这一时期的文学，但这同时也是三国的时代精神。狩野直祯对《诫外生书》的翻译（第181页）大概足以解释人们对孔明，对三国的“同情”，这是一则可以与现代人共勉的座右铭：

“过没有遗憾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