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临大敌：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黄博著，中华书局，2025年6月出版，420页，78.00元

在中国古代，异变将生，常有谣言。史籍中所见最早的谣言大约是《史记·周本纪》所载西周时童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周宣王因言抓人，引出日后周幽王废申后、立褒姒，及至宗周焚荡，平王东迁等史事。由于中国古代有神论信仰的背景，谣言往往附会着神秘主义的未来预测。所谓“异变”之大者，便是王朝更迭，怎不牵动朝野上下的神经？故今人对谣言抱持的不过是“吃瓜”的娱乐心态，而古代谣言过处，动辄“百姓纷纭”“军中汹汹”，甚或发酵成一时之大事。四川大学黄博副教授新著《如临大敌：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聚焦宋仁宗皇祐六年（1054，当年三月改元至和）的“甲午再乱”谣言，剖析北宋君臣如何经由听觉——如谣言——获取信息，形成对四川地区的认知、态度及对策，是宋代历史在谣言视角中的独特呈现。

谣言就是舆情

谣言的本体是谎言。按《如临大敌》书中对宋代谣言的定义：“主要指民间以歌谣的形式传播和散布的种种说法或议论……常常包含了某些有意无意散布的虚假消息，以及对未来好事的期待或坏事的忧虑。”（155页）通常被包装成童谣、谚语的样式。依常理言之，一则谣言的发生、发展路径，可概括为二：

路径A：谣言生成并散播→官民鉴别其为假→谣言时效过期而被遗忘；

路径B：谣言生成并散播→官民相信其为真→引起受众恐慌骚动→官方处置得当或不当→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荀子云：“流言止于智者。”此思路属于路径A，即寄望智者运用常识，解构业已流传开来的谣言，以稳定民心。前述周宣王对童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的处理，则属于路径B。美国学者孔飞力教授（Philip Kuhn）在三十五年前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描述了清乾隆帝如何借由剪辫叫魂案，强化官吏管控，打击民间邪教。虽然该书立论尚存争议——比如未见更多材料，足以佐证乾隆帝在处置该案时蓄意扩大化，故作者有臆断夸大之嫌等——不过，该书也揭示了中国古代谣言传播的第三种可能：在特定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下，官府出于维护统治秩序、安抚百姓心理等角度的考量，会搁置谣言真伪，径直采取干预阻断措施。北宋“甲午再乱”谣言，即属此例。

时移世易，及至北宋，人们对谣言的认识，已经从秦汉时代谶纬之说，所谓天意，下降为人谋。例如宋真宗欲行封禅，需要炮制天书等祥瑞，然而，人造祥瑞还是祥瑞吗？他询问老儒杜镐：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些祥瑞，是真是假？杜镐漫不经心地回答：“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先是龙马背负河图从黄河而出，伏羲得以创八卦，又有灵龟背负洛书从洛河而出，大禹据以定“洪范九畴”，于国于民，裨益大焉。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真假，而在于怎样利用。河图洛书如是，谣言亦如是。对于辖地展阔、文化昌明、人心各异的北宋，更须在意的是“流言不能止于智者”，或警惕“谣言起于别有用心者”，即有人“有意无意散布”谣言。

藉此可以发现，在北宋君臣的认知中，有一个对待谣言的预置前提：谣言的威力，不在于真伪，而在于有人蓄意制造、煽动并利用。这个认知直接决定了对待谣言的态度，《如临大敌》书中列举了张詠、司马池、王曾、张方平等人，他们都提出：平弥谣言负面作用的关键是安抚百姓，而非辨别谣言真伪（当然，不妨碍双管齐下）。换句话说，北宋君臣，尤其是宋仁宗、庞籍、程戡、张方平等“甲午再乱”的当事人，他们在主观上，可能不相信这则源出纪年星象的谣言的真伪，但是在客观上，他们必须相信这则谣言的威力。因为如若不信，意味着坐视这则谣言背后的始作俑者继续摇旗鼓吹，直至谣言产生效果。正如《如临大敌》书中总结北宋君臣之所以相信谣言的原因：“谣言就是舆情。”（398页）相反，部分认不清这个实质的官员，执迷于分辨谣言真假，一旦其人智识不足、经验有限，或者以假为真，如“甲午再乱”的另一当事人高良夫，着力于加强军备、发动百姓，不过是扬汤止沸、推波助澜。或者以真为假，如侬智高之乱中的知广州仲简，他本来已经提前获知侬军前来攻城的消息，但他把真实的军事情报强解为虚假的谣言，把报信者视为造谣者予以抓捕，实为掩耳窃铃、自欺欺人。必然举措失当，铸成大错。

宋仁宗

皇帝也信谣？

北宋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谣言观，与其开国史密切相关。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宋论》分析赵匡胤身为后周军界晚辈，其称帝后的心态是“惧”，也就是后人常说的北宋开国规模不大。既然信心不足，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找补正当理由，相比于宋真宗东封西祀消耗国帑，成本低廉而效果不俗的谣言，无疑更适合创业初期的北宋君臣。《如临大敌》的《楔子》梳理从“点检做”到契丹、北汉南下军情报告，再到“日下复有一日”等点缀在北宋开国史中的军政谣言。在显性的历史事件背后，必然有隐性的获利者，于不可解释的矛盾中，露出马脚。故此，以上谣言尽皆出于人为，已为古今所公认。

当最初的别有用心者利用谣言获利后，自会防备出现新的别有用心者，恰好“甲午再乱”谣言的诞生地四川地区，就是北宋君臣心中的异数。《如临大敌》第一章《甲午年的魔咒》的时间线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九月开始，皇子李继岌、大将郭崇韬统兵平灭前蜀，事成后数月间，后唐政权爆发一系列内乱，郭崇韬、唐庄宗、李继岌相继死亡，李嗣源继位为唐明宗。与李嗣源地位相当的孟知祥据有四川，维持着与后唐貌合神离的半独立状态。直至后唐应顺元年（934，农历甲午年）明宗去世，孟知祥称帝建后蜀。这样一来，五代时期的四川地区对中原王朝来说，背上了降而复叛的黑历史，是为甲午第一乱。

宋太祖乾德三年（965）正月，后蜀孟昶投降北宋，但北宋将帅贪暴无度，激起后蜀降将全师雄起兵。再过二十余年，宋太宗淳化三年（992），青城县民王小波、李顺起义，一年后，淳化五年（994，农历甲午）正月攻入成都，是为甲午第二乱。

此后不久，还有宋真宗至道三年（997）刘旴兵变，咸平三年（1000）王均兵变。这些起义、兵变催生出宋太宗所谓“西川本自一国”的看法，隐约与春秋战国时中原各国目秦国“非我族类”同调，是为“甲午再乱”的硬件。而四川地区有悠久的道教文化传统，是为“甲午再乱”的软件。《如临大敌》书中提到唐代高道杜光庭隐居青城山，整理创作了大量道教文献，其中《六十甲子歌》就是按六十干支纪年附会世间吉凶百态，类似《六十甲子哥》或其衍生作品，极有可能是“甲午再乱”谣言的理论渊源。

经过数次战乱，北宋在四川地区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如慎选亲民官、授予地方官便宜行事权、赴任不许携家属、不任命蜀籍官员返乡任职、提高支俸待遇、任满奖励升迁，还有善待士人，扩大发解试名额，严控军队，不配兵器、不加训练等。乍看之下，“不配兵器、不加训练”与“严控军队”自相矛盾。实则御兵之道，张弛收放，全在主将掌控。据《张乖崖集·语录》载，张詠在王小波、李顺起义后知益州，不惜牺牲睡眠以整肃军纪，“通夕宴坐”，监听郡楼漏刻报时，一旦有延误，“必诘之”，从此没有执勤军卒敢倦怠应付。《如临大敌》第二章《献上盛世之花》总结北宋在四川地区的统治经验：“解决四川兵变频繁的问题，维护四川社会的稳定，关键在于四川地方官员的人品素质和个人能力。”（135页）这也解释了宋仁宗应对“甲午再乱”谣言最重要的措施：亲择程戡入蜀。事实上，此时这些措施已然见效，四川民众感慨后蜀时代的盛世恍然再现。那么，还需要提防“甲午再乱”谣言吗？

第三章《皇帝也信谣？》开篇指出：“面对谣言，仁宗是真的怕！”（149页）因为北宋各皇帝在位时期、各地屡有谣言，知名者如开封、洛阳等地的“帽妖”谣言，甚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疑案。而面对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谣言飞语，皇帝、朝臣、地方官、士人们或严阵以待、或嗤之以鼻、或顾此失彼、或弭患未形……态度有别、措施不一，结果好坏参半。所以，早在皇祐四年（1052）十二月，宋仁宗亲口动问宰相庞籍：“来岁复在甲午，蜀人以为恐。”对于有理论根据（《六十甲子歌》）、有发酵土壤（“西川本自一国”）、有好事之人（蜀人“易动难安”）的“宋代的四川，谣言满天飞是常态”（150页），必须“预为之防”。

程戡入蜀后的举措，像整顿吏治、修筑城池、制止兵变等，构成了第四章《当乱未乱》的主要内容。其实根据第二章的叙述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政策有缓急，官员有贤奸，百姓有良愚，但是甲午第二乱王小波、李顺起义之后，北宋对四川地区的治理成绩斐然。何况程戡素有政声，加上朝廷重视，“甲午再乱”的结果自然是“当乱未乱”。

读至此处，稍有博浪挥椎之憾，不意作者以严密的构思和高超的写作技巧，于平静中将“甲午再乱”故事推向最高潮：第五章《集体恐慌的蔓延》提到至和元年（1054）五月，天上出现客星，即超新星爆发。至此，谣言再次回归天意，似乎在挑战前面总结的宋人谣言观。

按《如临大敌》书中所叙，已退休的司天少监杨惟德对客星出现进行了重新解读：这次客星并不主灾，而是“主国有大贤”，“仁宗随后同意了他的请求，显然也是为了安定人心”（295页）。依照前文逻辑：宋仁宗相信“甲午再乱”谣言→对四川采取预防举措；宋仁宗不相信“甲午再乱”谣言→警惕谣言后果→对四川采取预防措施。若套用到客星出现上：宋仁宗相信客星主凶→对四川采取预防举措；宋仁宗为安定人心宣布客星主吉→警惕杨惟德说法有误→对四川采取预防措施。然而，宋仁宗并没有在客星出现后，继续加强安抚四川的措施，那么就意味着宋仁宗不是为了安定人心，而是真的相信了客星主吉，与“甲午再乱”谣言无关。作为两宋诸帝中，风评仅次于太祖、太宗的明君，宋仁宗如此轻易被杨惟德的说辞左右，是否有失随便？

有如此疑问的恐怕不只是读者，还包括在当年七月程戡卸任后，代理主政四川地区的高良夫，他接到侬智高可能从大理侵蜀的情报，频繁调动军队、扩编民兵、修筑城墙，导致“民大惊扰，争迁城中”。事后看，竟然是高良夫制造了“甲午再乱”谣言中的最大恐慌。好在当年十一月张方平入蜀，下令撤回陕兵等，很快恢复社会秩序。

到《如临大敌》的第六章《从来没有真相可言》，引起公元1054年北宋王朝恐慌的谣言的主体，已经从四川地区“甲午再乱”，转移到侬智高可能从大理侵蜀。由表及里，从名到实，彻彻底底地成了人谋。奇怪的是，“仁宗及朝中大臣把侬智高要来攻打四川的谣言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军事情报，完全没放在心上”（315页）。为什么甲午谣言时效未过，宋仁宗君臣却不再重视侬智高侵蜀谣言呢？

冷处理即是处理。从结果看，宋仁宗君臣低调处理客星出现和侬智高侵蜀，就是“流言止于智者”，以此切断客星出现、侬智高侵蜀二事与“甲午再乱”谣言之间似有若无的关系。宋仁宗这样思考、行事的底层逻辑，只能是他满意四川地区的既定措施和现状。身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宋仁宗并没有受惑于星象谶纬、谣言飞语，与笃信道教的宋徽宗截然有别，至和甲午更不会是靖康丙午的前兆。至于在这个过程中，不理解“智者”的高良夫，毕竟是暂时代理，并非宋仁宗钦命。

作为“甲午再乱”的余波，侬智高下落何处？谁是侬智高入蜀谣言的制造者？侬智高是否有可能侵蜀？作者钩稽爬梳有限的史料，对这些疑案一一进行了合理推断。

谣言故事与非虚构写作

今时回看北宋“甲午再乱”谣言的产生、扩散和应对，实则是北宋四川地区官与民、官与军、民与军之间，以及朝廷与地方之间繁会丛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地域、风俗等观念的冲突与交融。就结果来说，既然甲午第三乱终未发生，便意味着北宋在事实上解决了甲午第一乱和第二乱时期四川地区的种种社会矛盾，将四川地区纳入北宋的既定统治秩序之下，是北宋有效实施地方治理的成功案例。

《如临大敌》的定位为非虚构历史写作，作者凭借扎实的史学研究功底，自如准确地排布史料，娴熟地运用文学语言，于历史细节处绘事后素，运笔雕龙，完整呈现出公元1054年，因为谣言而导致的四川地区一系列人事、军政、社会变动。正像作者在《结语：历史的听觉》中写道：“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传闻的内容、传播的方式以及人们对传闻的态度，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大众心理、价值观念以及舆论氛围，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历史。”在史学研究哲学化渐成研究和写作主流范式的今天，尤显不凡。

《如临大敌》书所关注的北宋谣言，在现代语境里，“主要是指对某个事件或人物道听途说的报道、小道消息或诋毁式的描述，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某件事情的希望性或灾难性的语言”（155页），可能以短文、词组、顺口溜、段子、谜语等样式通过口头传播，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文化现象。问题是谣言在口头传播过程中很容易改编、消失，不辨原始样态。古今皆然。作为普通读者，难免读罢全书仍对“甲午再乱”谣言有些许疑问：这则谣言的制造者仅仅抓取公元934年、994年两个甲午，作为案例样本数量太少，何以自信能够煽动四川地区民心，发生第三乱？

“甲午再乱”这种与纪年星象相关的谣言，其产生和传播的上游，必然以有神论信仰为前提，或为佛、道，或为民间神祇。从时间上看，孟知祥、王小波、李顺这些当事人，理应知道《六十甲子歌》及其衍生品，那么他们是否知晓类似“甲午再乱”的谣言？可惜史料缺失，无从查证。以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例，《如》书中分析了北宋统一后，外地富商携资涌入四川贩茶，导致王小波、李顺等当地茶农破产，因而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著名起义口号。然而，茶叶种植与纪年星象并无直接关系。

据《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三《官政治绩》引《本朝名臣传》（佚）载，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程琳知益州，当时有妖人自称李冰神子，聚百余人，拜灌口二郎神，私设官号。程琳获知此事后，“皆捕而戮之”，虽然他有便宜行事权，但是一次屠戮上百人，亦需向朝廷解释，程琳的说法是：“李顺由此而起，今锄其根本，且使蜀中数十年无恙。”这段话中的“由此而起”四字，揭示了王小波、李顺起义一个未被关注到的细节：他们早期在青城县时，也是通过祭神等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发动组织队伍。

《六十甲子歌》和“甲午再乱”谣言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关联。早在1985年出版的周宝珠、陈振《简明宋史》一书中，更是将二者视同一律（47页）。既如此，何妨大胆推测：“甲午”谣言的原始样态，是否有可能是王小波、李顺或其部属基于《六十甲子歌》改造的论证起义合理性的谶语？起义失败后继续在蜀地流传，被好事者传为“甲午再乱”谣言？姑备一说，俟达者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