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先生在上海逝世，终年90岁。

毕生致力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整理研究

裘锡圭，祖籍浙江宁波，1935年生于上海。高中时，裘锡圭对清代史产生浓厚兴趣。195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时，古史分期问题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他认识到，若想深入研究上古社会性质，必须依靠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因此，决心专注于古文字的学习。

那时，古文字书籍大都卖得很贵，非穷学生所敢问津。裘锡圭只能通过借阅图书馆书籍、抄录和摹录甲骨拓本来学习古文字。大学四年中，他放弃午休，利用课余时间潜心研究，甚至星期天也多在图书馆度过。他抄录了《殷虚书契考释》《卜辞通纂》等重要书籍，并摹录了大量甲骨拓本，以此提升辨识甲骨文和运用甲骨文资料的能力，同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学习金文。

研究生阶段，裘锡圭师从胡厚宣教授，专攻甲骨学与商代史。1960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从助教做起，逐步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并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2005年，裘锡圭带领团队回到复旦，出任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当时我们的语言文字学正欠缺古文字学这一方向，裘先生的到来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时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回忆。

裘先生毕生从事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整理研究工作，兼及文字学、古文献、古代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举世瞩目。他参与的重大出土文献整理工作包括马王堆汉墓帛书、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等，并完成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竹简、曾侯乙墓出土文字资料等出土战国文献的整理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帛画、简牍等珍贵文物，举世震惊。其中，有字简帛文献达五十余种，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2014年，由裘锡圭主编，湖南博物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对这批珍贵资料作了系统整理与注释。这一成果问世后，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此后十年间，裘锡圭带领团队在充分吸纳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这批文献资料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于2024年出版了集大成之作——《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订本）》。

裘锡圭广泛涉猎殷墟甲骨文、两周青铜器铭文、战国文字（玺印、货币、简帛、玉石等）、秦汉文字等各个门类，尤其擅长考释古文字资料中的疑难字词，所释甲骨文中的“远”“迩”“害”“柲”“弋”“虣”“畀”“求”“以”“因”“衍”“侃”等字，金文中的“履”“建”“绅”等字，战国文字中的“市”等字，都为学界广泛接受，并成为定论。

他撰写的《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等文，极大推动了甲骨学的研究进展；所撰《战国货币考（十二篇）》《战国文字中的“市”》《〈战国文字及其文化意义研究〉绪言》等文，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典范之作。他的《文字学概要》一书是中国文字学领域的权威著作，出版以来先后印过40余次，总印数达25万册以上，并有英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译本出版。他的学术论文集《裘锡圭学术文集》及其续编收录其大量重要研究成果。

不久前他还说，“手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裘锡圭曾提出治学需具备三种精神：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不畏艰难、持之以恒，三是在学术问题上对己严格、对人公平。他注重自我纠错，曾公开承认并纠正自己对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鸟形盉铭文的误读，并在编纂文集时主动标注错误之处。他的学术品格和严谨作风为学界树立了榜样。

“裘先生对学术的热爱和高要求，是我们必须传承下去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说。

因长年伏案工作，裘锡圭饱受眼疾困扰，90岁高龄的他，尽管精力大不如前，却依旧每天工作2至3小时。“他说，‘我现在心里很焦急，手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前不久刚去探望裘先生的陈思和回忆。

而裘锡圭口中让他牵挂不已的事情，便是完成《老子》简注工作。退休后的他，重点专注于《老子》简注工作。就在今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纪念日前夕，他曾表示，“我虽然已退休多年，但蒙学校领导和中心同仁不弃，还能和大家一块儿从事科研工作，这让我很高兴。我希望能在中心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如期完成我所参加的《老子》注释项目。”

通过对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老子》帛书、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发现的《老子》简以及本世纪北京大学入藏的西汉中期墓葬《老子》简等前三种《老子》古本的整理和深入研究，裘锡圭对《老子》文本及思想逐步产生了新的理解。以《老子》今本第十三章的“宠辱若惊”为例，他指出“惊”实为“荣”字误读，其真正含义是“把辱看得跟荣一样可贵”，与“贵大患若身”相对应，后者表达的是“把大患（实指死）看得与生一样可贵”。

1995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史》通贯古今，其中裘先生的学术成果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书中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甲骨文字考释上成就最大的是裘锡圭，“其所写的古文字考释文章，精彩纷呈，很少出现问题。考释命中率很高”。

“这是因为裘先生对文字发展的全貌有深刻认识，对许多汉字的形式、时代、内容、性质、史实背景，都有相当精到的研究。”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陈剑教授说，用这样的态度去做学问，取得这样的成就不奇怪。

裘先生还有一个习惯，写卡片。卡片由大纸裁成，记录研究心得，写好后按不同的问题加以归类。看到新材料或新说法，哪怕是某人某个意见，也随时补入。几十年的光阴，裘先生争分夺秒记录了无数张卡片。

楼道里站满了来听他讲课的师生

裘先生回复旦时已70岁，除了带研究生之外，学校并没有安排他给本科生上课，但是他主动提出来，要给本科生讲一个学期的《古文字学》，一时全校轰动。后来即使先生“当中从不下课，每次都拖堂”，楼道里仍站满了慕名前来旁听的老师学生。

“裘先生授课非常严谨，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备课非常认真。”当时，出土文献中心研究员周波作为助教，每节课前都要到裘先生寓所取需要分发的资料，每到先生家中，他总会看到裘先生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斟酌改定讲稿。“基本上到上课的前一天，裘先生就不干别的事情了，只为次日认真备课。”时至今日，裘先生受邀讲座的手写大纲仍字迹工整，分发的复印件被当时听课的许多同学珍藏。

裘先生家中有张特制的书桌，高约1米。校稿时，他摘掉眼镜，低头贴近纸面，仔细审阅。他曾说，由于视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自己难以再做拼复工作，“《集成》得以出版，青年学者是主力”。

一直以来，裘锡圭都很重视学生，对于他们的想法总会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刘钊回忆，自己曾在读研究生时向裘先生写信，希望能帮自己找一篇文章，没想到当时已是古文字学泰斗的裘先生居然很快就将复印件寄来了。

更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三轮车夫蔡伟。这位当时仅有高中文凭的古文字爱好者，在阅读裘锡圭发表于《文物》的《〈神乌赋〉初探》一文后，对文中“佐子”一词的释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佐子”应理解为“嗟子”，并致信裘先生。裘先生十分认可他的解释，不仅发文更正，还邀请他参与《集成》编纂。“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裘锡圭后来还联合其他教授向教育部推荐，使蔡伟得以破格录取为复旦大学博士生。

“如果我端一次架子，可能他们（年轻人）以后就不（和我）说了，那得有多遗憾？”裘先生曾说，年轻人如果对学术有真正的爱好，又有一定的基础，只要勤奋学习工作，并非一定要二三十年才能“出师”，有些十年左右就能达到很高水平。“一个学术单位有责任培养年轻人，创造学术第一的气氛和学风”。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合影

任教六十余年，裘先生培养了众多优秀硕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如今，他所带领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也已步入第二十个年头。二十年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逐步建立起特色化创新性培养体系，不断为这一学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目前，中心已培养200多位研究生，出版学术著作百余种，获得近30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以及60多项其他重要奖项。团队已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研究方向全面且交叉互补的合理结构，其中不乏首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家级及上海市人才等。

八十多岁的裘先生，每周仍抽出三天下午，跟学生通过平板电脑沟通商讨指导

（文字：汪蒙琪、汪祯仪，图片：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陈思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