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普洱市的西部，它是云南省面积第二大的县，也是全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澜沧县的面积达8807平方千米，比上海大近2500平方千米，常住人口却只有43万余人，其中包含拉祜、佤等八个民族，拉祜族人口达22万余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79%，拉祜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43.5%。澜沧的拉祜人口占全国的半数，世界的三分之一，同时矿产及各类自然资源丰富，茶林面积尤其广阔，因而被誉为“世界拉祜之根，千年古茶之源”。然而，作为“世界拉祜之根，千年古茶之源”的澜沧，却一度是全国深度贫困县，如何基于多样的民族文化和资源禀赋，搭建一条通往富裕之路，就成为澜沧县所面对的首要问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联合组织的“国家发展下的沪滇合作”暑期社会实践团前往了普洱市澜沧县，以沪滇合作为视角，结合理论高度和泥土气息，探究澜沧县在转型发展和产业升级等方面的现实经验，力图在行走中感受来自于上海的“外部资源”，如何通过一套“资源导入—在地转化—协同共建”的动态过程，被充分地转化为了“在地能力”，形成了特殊但有借鉴意义的澜沧经验。

为回应这一问题，本文融合了“区域协调发展”与“网络化治理”两种理论视角。一方面，依据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的要求，区域协调发展强调“统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在“优化区域互助机制”和“创新区域政策调控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区域特点与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斯蒂芬·戈德史密斯与威廉·D·埃格斯提出的网络化治理理论，描绘了当今公共部门的新形态：政府超越传统科层管理，转而扮演“公共价值的促动者”角色，协同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资源解决问题。

在中国语境下，网络化治理的优势不仅体现为治理效能的提升，更在于其对多元诉求的响应能力。中国特有的政策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即政府有力整合各方力量形成治理网络。在这一网络中，各参与主体不仅是资源提供者或政策执行者，同时也是重要的意见提供者。正是这种兼具强大凝聚力与广泛民主性的网络结构，成为中国有效治理的关键特征。

一，两个尺度的“区域”

澜沧县位于双重的空间尺度下，澜沧是云南的一部分，而云南又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在云南中才能理解澜沧，也只有在中国中才能理解云南。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先是来到了昆明，与云南大学政管学院的同学们汇合。

调研团合照

汇合当晚的开营仪式上，谭立力教授在讲座中强调，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格局下，云南最显著的比较优势之一是气候，同时，云南漫长的边境线赋予其“边疆”的定位，而“边疆”在某种程度上如同自然科学实验中的“极端条件”。正如云南大学同学所言，该校的A+学科——生态学与民族学，正是这种特殊性的生动注脚。自1996年对口帮扶政策启动以来，一条跨越千里的纽带便牢牢联结起上海与云南。这纽带跨越山海，将东海之滨的深厚情谊传递至澜沧江畔，虽远不疏。然而，唯有真正了解云南鲜明的地区特点，让这份情谊深深扎根于她的土地，方能真正助力其发展，构建起立足本土、发挥比较优势的自主之路。

二，产业：从帮扶到共生

本次调研深入澜沧县，实地考察了朗姆酒、咖啡、茶叶及民俗旅游等特色产业。当前，澜沧县产业体系正稳步从由受援输血转向内生造血，依托根植本土特色、推进多产业融合、完善产业链条，逐步构建起一套具有强大生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的产业生态系统。实现资源在地化转化的关键，在于广泛发动多元主体，依托本土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在产业发展的根本——人力资源领域，沪滇协作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二期）发挥了统筹各类资源的作用，探索出了一条激发当地内生动力的帮扶新路径。作为普洱市首个县域集成式人力资源服务平台，它成功融合了“上海标准”与“云南实践”。产业园构建了“一基地三平台”：上海园区服务理念实践基地促进经验本土化；创业企业“管家式”服务平台和优秀人才“导师式”培养平台分别提供全生命周期企业服务和全方位人才培训；上海资源“全天候”协作平台则打通了澜沧产品入沪渠道。这一体系从经验转化、企业成长、人才培育到市场拓展，全方位赋能澜沧。

沪滇协作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二期）

澜沧县拥有丰富的甘蔗和咖啡豆资源，然而过去糖料甘蔗主要作为工业原料，咖啡也常因产量和品类问题难以卖出好价钱。上海援滇干部精准洞察到其中的发展潜力，整合东西部协作资金等各类资金，引入现代科技和理念，深度挖掘地方特色，成功打造了班利山谷蒸馏所与澜沧改新咖旅庄园两个堪称典范的全产业链发展项目。

班利山谷蒸馏所专注于生产地方特色鲜明的朗姆酒。它巧妙融入村庄产业体系，依托“共富工坊”模式，实现“造血式”振兴：村民从甘蔗原料提供者转变为生产者与股东，构建起“种植-加工-废料循环”的闭环生产链，并在家门口参与加工实现深度就业。村集体则通过租金与分红显著增收，并反哺民生。该酒厂充分利用当地特色酵母菌株和现代化生产技术，成功产出品质优良又富有澜沧风味的酒品。

澜沧改新咖旅庄园则致力于咖啡产业的融合升级。在上海援滇力量的推动下，通过整合资金改造老咖啡园、推广新品种、引入上海团队发展循环农业，庄园现已形成咖啡种植、加工、销售与文旅体验的规模，坐拥千亩种植基地、现代化加工厂及研学中心。这不仅极大提升了澜沧当地咖啡豆的种植与精深加工能力，更实现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围绕咖啡衍生出多种业态，显著改善了整体人居环境，充分释放了地方特色产业的潜力。

上海作为巨大的消费市场，为这些澜沧特色产品提供了广阔空间。以咖啡为例，上海作为全国咖啡门店最多的城市，云南咖啡已相当普及，普洱咖啡也正逐步进入各类活动和门店。面向未来，充分利用上海市场优势的关键在于实施精细化销售策略，并积极拓展网络购物渠道，从而更深入地打开市场。可以预见，上海市场和澜沧产品之间的联结会愈发紧密，在沪滇合作的背景下，实现更充分和精确的资源对接。

班利山谷蒸馏所

澜沧改新咖旅庄园

景迈山古茶林2023年入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太平掌古茶林是现存面积最大的茶林，达310.98公顷。这片古茶林的产业模式集中体现出对区域优势的重视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在这片古茶林中，布朗族和傣族先民创造出了“林下茶种植”的传统，体现出与热带雨林共生的智慧。当地布朗族、傣族家庭依托祖传的小块茶园，发展出“小家庭式”古茶产业，如今，传承生态管理方式得以保持，并在制茶各环节形成独特家族风格，诞生众多蕴含家族印记与地域风味的家庭茶叶品牌。这种根植于文化遗产保护、连接社区民生的模式，是景迈山遗产“活态传承”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在太平掌古茶林，导游为调研团讲解古茶树

勐根村老达保寨、翁基古寨与糯岗古寨，生动展现了当地生活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其中，勐根村老达保寨依托陀螺坊、芦笙坊等特色工坊，成功发展起特色经济。村寨内的传承馆集中展示了象征拉祜族的葫芦文化、国家级非遗史诗《牡帕密帕》、芦笙舞及华美服饰等璀璨瑰宝。这些展品不仅记录着拉祜族的珍贵历史，本身也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

翁基古宅是布朗族聚居地，糯岗古寨是傣族聚居地，他们虽共享着对景迈山作为神山的崇拜，同样持有万物有灵的自然信仰，其村落空间结构也呈现出相似的“人-神-自然”和谐共生体系——皆以被视为村寨守护神居所的“寨心”为核心基点，向外依次布局民居街巷、佛寺，直至古茶林、森林和水源林，形成清晰的同心圆结构。然而，在相同的自然崇拜根基之上，两族在村落风貌、产业特色与文化表达上却展现出鲜明的差异。

翁基，作为布朗族聚居的“茶脉”古寨，入选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以其保存完好的干栏式建筑群落和传统格局而闻名。这里是布朗族深厚茶文化的鲜活载体，深刻体现了他们“与茶共生，以茶为魂”的生活哲学——茶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经济作物，更是精神信仰的核心。在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前店后坊”的模式在翁基十分普遍，家庭制茶工坊和居民自创的茶叶品牌构成了村落主要的产业名片。相形之下，糯岗作为傣族的“水韵”古村，其文化与产业同茶的关联则相对淡化，正如当地俗语所言“傣族管水，布朗管茶”。糯岗的产业呈现更为多元的面貌，街头巷尾除了茶坊，傣味餐馆星罗棋布，居民的营生领域也更为广泛。总而言之，布朗族的翁基与傣族的糯岗，共同以其独特的村落风貌、产业特点和文化内涵，生动诠释了景迈山“人-神-自然”和谐共生的立体图景。

翁基古寨的寨心

三，人：构想一种更好的生活

回望十八、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一个沉重的历史事实清晰可见：产业扩张的轰鸣所伴随着的往往不是劳动者生活质量的提高，而是工人在无休止劳作中无声地消耗着自己的身体。一个并非不言自明的真理由此被揭示了出来——产业进步与人民福祉，从来不是顺利成章地捆绑在一起的。中国推进现代化与脱贫攻坚的壮阔征程的核心命题之一，正是要在产业发展与人民幸福生活之间实现统一。而考虑区域自身特点，与“网络化”带来的多主体参与，是实现这种统一中的重要环节。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定义着什么是好的生活。因此，政策层面的智慧，并非设计一个明确的美好生活模板，而在于构建一个多元的可能性空间，赋予每个人追求其所构想的好的生活的机会与能力。这种辩证逻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物质基础无疑是美好生活的基石，上海市黄浦区作为澜沧县的对口帮扶单位，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为澜沧长远发展筑基。在班利村，黄浦区累计投入3687万元硬化村道、改造干栏式民居并实施人畜分离；勐根村老达保寨的土路也被石板路取代。

但物质条件与生活品质之间的关联，绝非仅用冰冷的经济数据就能摹写。黄浦区对口帮扶班利村的行动，也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关怀。上海宏年实业与上海哒伊沃餐饮公司各捐赠110万元，合力建成“小面包儿童之家”和“银荷”图书馆。这两个满载沪上爱心的空间，让班利村的孩子们得以在熟悉的乡土上、亲人的陪伴旁，打开书本，眺望广阔的世界。

调研过程中，援滇干部所讲述的故事引人深思：澜沧的一些咖啡种植者，种了一辈子咖啡豆，却从来没有尝过一杯咖啡。这看似匪夷所思，却曾是普遍的现实。加工环节的缺乏，让他们的劳动成果仅限于原料，而未能转化为可体验的成品。因此，全产业链的引入，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让劳动者重新找回了劳动的价值感，回应了劳动着的主体性。自此，咖啡豆对他们来说，超越了换取收入的商品属性，融入了生活，成为切实可感的日常。

与上海援滇干部进行座谈会

通往一种好的生活的发展，必须包含对地方文化与民俗的尊重与引导。始终与现代化伴随着的那样一种忧思，是它可能化身为一台巨大的均质化机器，以先进之名，侵蚀那些充满温情与独特性的地方空间，将其文化内核抽空，仅余下供消费的商业空壳。然而，澜沧的实践打开了另一种可能。选择栖居于传统村寨的人们，其生活方式与空间秩序得到了充分尊重。村寨的中心是白马跑累了休憩的地方，而非某种城市规划的最优方案。当地人的生活空间如同水波，以神圣的寨心为原点，自然地向四周荡漾开去。在景迈山的茶林里，规模化的统一生产并未成为唯一选项。古老的家族式生产得以延续，维系着人与土地那份原始而深厚的情感纽带。同时，现代“品牌”理念的引入，为这种传统模式赋能，既拥抱了现代市场的同时，又守护了民族文化的传统，从而实现了现代性对传统的激活而非取代。

翁基古寨

糯岗古寨

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开辟一条“为人民”的发展路径，必须警惕效率至上的冰冷逻辑对文化多样性的抹杀，捍卫个体定义自身幸福的权利。当澜沧的咖啡农终于能悠然品鉴自己种植的咖啡的醇美，当老达保的芦笙乐声依然在梯田云海中自由回荡，我们所见证的，远不止是物质条件的改善，更是“人”在发展的宏大叙事中确立自身主体地位的过程——他们不应是产业齿轮上被动运转的零件，而当真正成为发展的核心目的。产业的发展最终需要落实到人的实现，这或许正是马克思的理想在当代语境下的有力回响。

四，余论：让两个“远方”相遇

普洱街角，一位守摊的老妇人得知我自上海来，憧憬中带着些疑惑地问道：“上海是不是都是高房子啊？”这一幕让我想起我在上海的朋友对云南的遥想——他们总用“诗与远方”来代指这片土地。在这片山海之间，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描摹着彼此：一方是不夜城的璀璨灯火，一方是云霭间的幽然气息。繁华与静谧，好似一对“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爱人，在“日日思君不见君”的凝望中，穷尽了所有的思念与期许。

想象，像一张无形的滤网，筛落了现实的琐屑，只余下模糊的幻光。问题都跟着琐屑去了，留下来的幻光当然让人心驰神往。但是，“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因为，幻光终究只在天边摇曳，不会自行凝结成脚下的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浪漫诗篇，其动人处恰在于想象，在这里，总能成为前行的目标，而非逃避的借口。尽管现实琐碎繁杂，曲折迂回又变幻无常，常让人寻寻觅觅后还怅然若失，但是仍旧有从芜杂的“此岸”深处出发的勇气，聚拢一团团星火，循着世界的复杂脉理，一步步地开拓前行。在探索人民美好生活的漫长征程中，始终执着地求索着每一种更好的可能，笃信着千万次挫折，也终将向一个坚毅的眼神俯首。

在沪滇的携手下，云岭的烟霞终于飘散过浦江的浪涌，相隔千里的两个“远方”，得以重逢相拥。在澜沧——这片曾在地图上被标记为世外桃源的土地，一个崭新的梦乡正茁壮地生长。她如此活泼，各族儿女的欢歌笑语回荡在高速路网上空；她如此娴静，错落古寨的炊烟轻抚着远方新楼的轮廓。

本文摄影：张昊洁 庞曦贝 章皓天 丽娜·库克什 周晓培 李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