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上海市理论社科领域一项重要的人才选育机制，“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快成长，对加强本市理论社科队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勉励本市理论社科青年学者潜心治学、勇攀高峰，第十二届“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于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组织开展，最终评选出19位“上海社科新人”。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对这19位青年学者进行了访谈。访谈围绕青年学者各自的研究领域、学术旨趣、研学经历、治学故事与经验启示、“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对于青年学者学术成长的助推作用、个人学术成长与本市理论社科事业发展相互促进等话题展开，以期为青年学者的治学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与启迪，成为其学术成长过程中弥足珍贵的有益激励。

本篇访谈的“上海社科新人”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嘉军，他的研究领域为当代文艺理论，尤其关注文学与伦理关系的相关议题。

：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王嘉军：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当代文艺理论，并尤为关注其中的文学与伦理关系问题，此外，我也一直试图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运用相关理论对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进行阐释和批评。

：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

王嘉军：我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教育技术系，研究生学习期间，跨专业到了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硕士和博士均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师从朱国华教授，毕业后也一直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工作。曾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国巴黎艺术史研究中心和法国里昂第二大学等高校和机构访学和交流。

：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王嘉军：因为我是硕士阶段才跨专业到文艺学专业求学的，因此专业基础较差，这应该算是我在学术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得益于师长的悉心教导，以及与同学的交流切磋，后来逐渐得到了弥补。我觉得对刚刚步入学术生涯的青年学者而言，鼓励与指导都很重要，这可以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和明确目标。不过，在今年入选的“社科新人”中，我属于年纪较大的，在今天，那些刚刚进入学术生涯的青年学者面对的困难，比我们初出茅庐时要大得多，一些制度性的鼓励和扶持计划，对于他们的成长必会大有帮助。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王嘉军：首先，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新的技术不断迭代，新的文化现象不断涌现，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这本身就为学术研究带来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其次，身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我们在获取前沿学术讯息，与国内外同行交流方面，也具有一定优势，这都极大地促进了我个人的研究。

：本市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王嘉军：我本人在学术成长过程中，曾经获得过上海市哲社项目青年项目资助，获得过上海市哲社成果奖，并曾有幸入选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这些肯定和鼓励，对于我学术生涯不同阶段的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在此由衷感谢上海市各部门对青年学者的关怀和帮助。

：能不能介绍一下您此次申报“上海社科新人”的相关课题？

王嘉军：我这次申报的课题，主要计划从伦理视角出发，对于当前世界范围内最为前沿的文论思潮之一：“新物质主义”进行分析和考察。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一方面是为了响应课题指南聚焦前沿问题的号召，另一方面，文艺和伦理的关系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因此，这个题目也是对此前研究的延伸和拓展。此外，我认为这也是“新物质主义”最具争议的关键问题，本身具有颇大的研究价值。结合我个人之前的伦理学研究路径对其进行审视甚至批判，本身也会成为这一研究的特色之一。

：获得了“上海社科新人”称号之后，您觉得对于您的课题研究会有哪些助益？

王嘉军：上海市市委宣传部非常重视本次课题申报，已经组织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对我们进行面对面指导，专家的专业意见让我获益良多。接下来市委宣传部还会对项目研究进行过程性地跟进和指导，这一定会让项目得以更高质量地完成。

：更进一步来说，“上海社科新人”称号的获得，对您的学术生涯的展开会有哪些助益？

王嘉军：获评为“上海社科新人”，对于我是一种莫大的荣誉。这一荣誉对我未来的学术生涯，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上述所说的项目，本身也会助力我进一步成长。在这一项目的指导会上，我还听到了同一届的其他“上海社科新人”的分享，这种跨学科的交流，也让我得以领略不同学科专家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开阔了学术视野。

：您是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城市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的？

王嘉军：当我们说到一个城市的软实力的时候，通常会想到一个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和文明程度等因素，而这些无不与哲社人文领域的研究密不可分。首先，按照传统划分，文明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文明，一种是精神文明。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而二者又往往不是同步发展的，尤其是在物质文明突飞猛进的时候，常常会带来许多精神文明方面的问题。例如，今天的技术和媒介的高度发达，带来的娱乐泛滥、人际关系淡漠等等弊端就是一例。许多哲社人文学者的研究就旨在回应这一问题，它所关乎的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提升，更关乎一个城市的健全发展。其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广为流传，对于城市也是适用的，具有突出建树的哲社领域学者不仅仅会以他们的研究来助力城市和国家发展，而且本身也会成为这一城市的名片和招牌，我想这也就是上海市要定期评选“上海社科大师”的原因，这些大师已经融入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血液中。对他们的纪念，本身就是对上海城市精神的弘扬。

：您觉得您的学术研究领域的水平提升将会如何助益于上海的城市软实力的提升？

王嘉军：我的研究一方面致力于探讨世界范围的文艺理论前沿问题，与国际学界同步对话，彰显上海学者的国际视野，另一方面，也试图将一些国外的前沿视角引入国内，以丰富我们的研究方法，并对实际的文艺创作产生影响。这些目标虽然还未必都能实现，但我个人认为这种开放、包容、求新、求实的态度，本身就是对“海派文化”的一种诠释，如果我在其中能有些许成果，也就是在为上海的城市软实力提升添砖加瓦。

：您觉得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与社科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何种的创新挑战？

王嘉军：之于我所从事的文学研究而言，窃以为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首先要求我们无论是在科研还是教学中，都不能仅仅将自身定位为一个知识的传送者，而应是文学精神的火炬手，否则我们必然被更善于知识整合的人工智能所取代。而要成为一名好的文学精神火炬手，必须具备良好的审美品味、感受力、想象力和同理心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最高贵的品质之一，也是文学素养的核心，但长期以来，却被一种过度追求专业化和知识化的文学研究方法所遮蔽了。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或许也为我们带来了一种重思文学，甚至让文学重生的契机。但是，要做到这些谈何容易，因为早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很容易被各种惯习、规范、机制所格式化，要冲破这些“套路”是很难的，所以创新才显得尤为重要。以今天的学术文体为例，目前国内外通行的学术文体大都是论文式的，这种论文文体不仅有固定的格式规范，还形成了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当然，这种表达方式必然有其优点，但它不是唯一的方式，对于文学研究尤其如是。古往今来，文学研究早已诞生了评论、随笔、评点，甚至断片式写作等学术表达方式，而这些方式恰恰也是人工智能更难以模仿的。今天，在大学课堂上，许多同学从大一开始交的作业基本采用的也都是论文文体，我常常提醒他们不要拘泥一格，要尝试不同的文体进行写作和表达。否则，这也会限制我们的创造力。在这一基础上，寻找，甚至创造最能表达个人思想的语言和文体，将会是人工智能时代对文学研究者，提出的更高要求。最后，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在人工智能时代，学会提问比获得知识更为重要。实际上，在任何时代，就科学研究而言，能够提出好的问题，永远是产出优质成果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