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2023年甫一提出便在国内形成广泛共识，高频出现于各级文件和日常表达之中。在新近公布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新质生产力”相关内容相较之前有明显的新增和强化。如何促使这一“十四五”期间播种、萌发的理念共识，在“十五五”期间进一步“拔节生长”，无疑是亟待破解的重要实践命题。

由于内涵的复杂性，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势必难以“单点突破”一蹴而就。而是需要运用“系统思维”，从宏观理念渐进落地为微观行动。借鉴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我们可以在全新时代语境下拆解出：科技、人与组织三项核心要素。其中，技术变革是引擎，人的发展是宗旨，组织形态是载体。这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支撑、深度耦合的有机整体。厘清它们及其背后的内在逻辑，料应成为事关构筑未来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一、科技：“开放”与“自主”的相互促进

封闭系统难以产生颠覆性创新，这是复杂系统理论中关于“涌现性”的基本规律。

2003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Henry Chesbrough基于长期研究和实践总结，提出了“开放式创新”理论。在后来的十数年中，这一理论显著改变了全球国家和企业对研发边界的认知，有效推动了全球创新网络的形成。

荷兰ASML公司即是成功的典范，它整合美国的光源技术、德国蔡司的镜头系统、日本的光刻胶材料等全球创新协作网络，实现了在高端光刻领域对更为封闭的日本同行的超越，从而奠定了今日的行业霸主地位。在全球产业链高度分工、紧密合作的情境下，此类以开放致胜的案例比比皆是，无不显现出“开放式创新”带来的巨大竞争优势。

然而，审视ASML的成功，其绝非简单的“拿来主义”，核心还在于“以我为主”的集成与掌控，即拥有定义技术架构、主导全球协作的“系统主权”。这深刻揭示了“开放”的前提在于“自主”。反之，以一度领先的俄罗斯民航工业为例，因其在后期主动弱化自身独立的研发体系和技术依赖，导致其从曾经有力竞争者，最终沦为西方产品的销售市场和维修车间，本土生态也随之凋零。这也提供了另一面的镜鉴。

近几年，“技术孤岛主义”在部分国家迅速抬头，“脱钩断链论”甚嚣尘上。但是，大量理论和实践表明，在绝大多数领域，封闭必然意味着落后和愚昧。但失去自主性这一“战略支点”的消极开放，则最终难免在价值链中陷入仰人鼻息的依附地位。

由此可见，“开放”与“自主”的关系并非此消彼长的取舍，而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增强回路”——越是具备坚实的自主能力，越能拥有在更高水平上安全开放的底气，也就越能够更深度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从而进一步淬炼出更高水平的自主能力。驾驭好这组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正是我们解锁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密钥——“无自主，不开放；无开放，难创新”。

二、人：“先发”和“平权”的良性循环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经济学理论中，不论是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还是保罗·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都深刻揭示了人才对于社会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在此背景下，争夺、集聚高素质人才成为全球各国构建创新型经济的核心竞争领域。知名的案例包括“硅谷—班加罗尔”的人才环流、新加坡的“Tech.Pass”、德国“蓝卡”制度等。

然而这些做法近年正受到愈加严重的质疑和审视。以美国硅谷为例，一个主要的争议焦点便是因其过度的集中化，导致美国中西部地区快速加剧的“数字贫困”、创新力不足、岗位不平衡和贫富差距问题。人们不禁要问，科技创新的目标到底是服务于广泛群体的整体福祉，还是会止步于实现一小部分人的个人财富追求。

这一追问，恰恰将我们引向了新质生产力关于“人”的辩证核心：在奋力争夺“先发”优势的同时，能够同步推进使更广泛的人群共同获得“新质红利”，而不是为“新质生产力”所淘汰。这方面，德国实施“工业4.0”的行动设计提供了一个富有启示的范本：它并未将传统产业工人视为变革的代价，而是通过建立覆盖广泛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系统性推动“劳动技能的数字化转型”，确保了技术进步与劳动者福祉的同步演进。

通过打破“先发”与“平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方能构建了一个二者相互滋养的良性循环：以“先发”突破带动产业升级，为“平权”创造更广阔的高质量就业空间与资源；再以“平权”为导向，为“先发”储备规模更大、结构更多元的人才梯队。例如聚焦于数字技能、创新素养的全民教育与职业培训等，从而真正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

最终，使新质生产力的“新”，不仅停留于技术的前沿，更落实在发展模式的包容与人的全面发展。这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驾驭技术变革、迈向一个更具韧性且公正的社会的必然选择。这一点上，我们也更能领会国家正在大力强调“投资于人”的现实意义。

三、组织：“单体”到“系统”的范式跃迁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指明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必然催生并依赖于组织形态的根本性变革。这好比最先进的芯片需要与之匹配的先进系统架构才能释放其全部潜能。最领先的发展理念与技术，也必定呼唤能够承载其潜力的先进“组织基座”的支撑。

正如佩蕾丝通过“技术—经济范式”所揭示的：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深入，都必定伴随着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让·梯若尔的平台经济学理论则进一步指出，数字时代的竞争已从单个企业间的较量，升维为生态系统间的对决。因此，新质生产力所催生或为其而构建的全新组织，本身就是新质生产力先进性的有机组成，也是理解其所具先进性的重要载体。

这种由新理念和新技术驱动的组织创新，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罕见。研发层面，为跨越科研成果到工业应用的“死亡之谷”，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应运而生，并成功构建了从实验室研究到产业需求的制度化桥梁；产业层面，为驾驭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宝马、奔驰、大众等德国主要车企联合发起的Catena-X联盟，旨在打造一个数据主权共享、可互操作的汽车产业生态网络；社会治理层面，为前瞻性应对“超智能社会”的挑战，日本制定了“Society 5.0”战略，用以探索未来符合超智能社会特性的产业组织重构和社会系统优化。

尽管上述这些组织的目标和形态各异。归根结底，其共同内核在于新理念和新技术对传统生产关系的重塑，进而形成能够激发大规模、高效率协同的“网络化合作结构”。由此可见，面对“新质生产力”这一开创性的概念，精心设计构建包含组织形态与运行机制在内的全新“制度基础设施”可能与技术创新同等重要——通过构建“系统性容器”，更有效地将离散的先进生产要素，整体性转化为推动全要素生产率高效提升的进步效用。

这也意味着，面向未来的政策制定者与行业领导者，需要在这一“协同场”中完成从传统的资源分配者，逐渐转变为生态位的设计者、互动规则的制定者以及共同愿景的塑造者的根本性转换，进而形成从“单体”到“系统”的角色升维和从“管理”到“治理”的功能转型。

这一由技术到管理、从组织目标深化到个体角色转型的深化延展，不仅能为我们勾勒出通过形成全新的创新系统，构建未来竞争优势的现实路径，更展现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内涵和战略意义。

四、结语

熊彼特经典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告诉我们，创新的本质是打破旧均衡、建立新均衡的动态过程。

虽然在这过程中，创新和市场占据着最为醒目的位置，然而在人类科技和产业发展和竞争史上，技术突破和规模领先往往并不是竞争的终点，也不能够自动换来最终的成功。例如，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原苏联的三进制计算机都具有当时看来显著的科技优越性；柯达和诺基亚也都曾是具有寡头地位的全球市场领导者。

可见，新质生产力绝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概念，更是制度、资源、文化协同的系统工程。要达成“十五五”的各项愿景目标、发展新质生产力，就需要警惕“技术决定论”的认知陷阱。面对当下日益剧烈的全球科技之争、产业之争，也不能单纯止于创新之争、市场之争，还要积极准备、应对从体系到生态系统成熟度的全面比拼。

归根到底，不论是现代化愿景，还是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的愿望，它都不仅关乎科技革命，还牵涉到更深层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

（作者钱学胜为复旦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为上海市发改委、、《张江科技评论》联合策划“聚焦上海‘十四五’规划：攻关硬核科技”专题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