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战火延烧到上海，淞沪战役爆发。从1937年8月15日开始，日军航空部队连续对南京进行无差别轰炸，直至南京被日军占领；为此，中国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英勇反击，亦给日军较大杀伤。这段历史，构成南京大屠杀前史的一部分。国民政府首都防空司令部副司令黄镇球肩负着南京防空的重任，从淞沪战役爆发到撤离南京，他都留有日记，记有这一时期南京防空及中日空战的大量场景。这可以说是举国对日抵抗后，中国在空中对抗日本威胁的第一手资料。同时，由于黄镇球的高级将领身份，他还留下了关于战争及战场的多方面材料，包括对八路军抗战的记载。从8月13日到11月22日，黄镇球这102天的日记，可以看到从空中到大地，中国对日抵抗的全方位场景。

1937年9月28日，日军轰炸南京评事街后的惨状

防空

黄镇球是广东梅县松源乡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毕业。曾长期栖身粤军，参加过讨伐陈炯明、东征及南征诸战役。1929年参与张发奎发起的反蒋战争，失败后于1931年赴德国学习防空。留学期间，结识国民政府派往国外考察空军和地面防空的周至柔。1934年1月回国，旋接受蒋介石电，接替徐培根任新成立的防空学校校长。组织指挥连续三天的首都防空大演习，建立中国第一个高炮营，并在大城市和交通要枢建立起防空通讯系统，在各地设置防空监视哨所及防空无线电台，奠定全国防空情报网的基础。这一时期，黄镇球曾写道：“我们中国人口之多，地方之大，谈起防空建设，当然是以民间防空为主体，因为我们国家经济的困难，和工业技术的落后，暂时那里能够建设起优越的空军力量，来与列强一比高低，又那里能够建设大量的防空部队，来巩固广漠的国防，因此之故，在我国的现实中，要谋防空建设的话，当然是要从民间着手，就是一方面要组织民众，一方面要训练民众，使全体的国民，尤其是重要都市的国民，都能够普遍知道消极防空一切的要领和行动。”这些建立防空体系的努力，在中日间的战争爆发后，显现了成效。

卢沟桥事变后，黄镇球在庐山接受蒋介石指令，赶回南京部署防空事宜。7月23日，首都防空司令部秘密成立，南京警备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任司令，黄镇球任副司令，全权处理一切防空事务。防空司令部成立后，随即建立以南京为中心的中央防空情报所，组织防护团，赶筑避难室，集训高射炮部队，全力准备即将到来的对日防空作战。淞沪战役爆发，日军的空中侵略迫在眉睫，防空司令部可谓首当其冲。后来整理面世的黄镇球日记，选录的正是黄镇球一生中的这段高光时刻，日记从8月13日开始，到11月22日黄镇球撤离南京结束，一共102天。

根据黄镇球日记的记载，中日间的首次空战发生于8月14日：“据温州监视哨报告，于本日下午三时半，发现日本大轰炸机十余架，由南向北。当即令高射枪炮，进入阵地准备，余即来地下室指挥。果然至五点余钟，我空军在杭首次开始与敌空军绪战矣！我杭州空军极为勇敢，当场击落敌机三架。”当天，除杭州外，中日两军在上海也有空战。时在上海的吴联膺观察到中日两军在上海空中的首次交战：

午饭后飞机声有远远响来，都在屋顶观战，单翼巨轰炸机两架，出没于灰云中，自西向外滩方向飞去，不断盘旋攻击日军舰，日舰乱放高顶[射]炮，机关枪，于是响声震天，满天都是炮弹炸裂的黑烟，甚至在我们屋顶不高处也有炮弹爆裂，啊！这样惊险刺激的空战我是头次开眼界，日舰上也有三架侦察机出现，中国也有三架侦察机时常来往，天黑时一架去侦察，日舰还发射着亮亮的高射炮弹，可是流弹伤人不少。

次日，日本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响起空袭警报：“下午零时五十分，据监视哨报告，京沪路方面，有敌机四架，由东向西，平望有敌机十一架，亦由东向西。判断敌来空袭无疑。于是在首都发放第一次之真正空袭警报，随发紧急警报，我空军起飞于京市外之上空。二时半以后，敌机居然来京投弹扫射。我高射枪炮奋勇射击。”这次发生在中国首都上空的空战，中方击落敌机一架。此后，日机频繁来袭。19日，竺可桢在南京观察到日机来袭及空战的情景：“时余与姜亚光、宝堃、温甫夫妇等均立台上二层远瞩，忽闻西北方机声，突见北极阁上之高射炮正在射击，见三敌机自西北向东南掠山而过，各方高射炮四起，但无击中。在城外又投弹，同时西北又来三架，更低、更近，高射炮亦无一中者。忽一弹下，中央大学屋顶被毁，所中窗破。”

战争真正到来，平时的努力方可显现，战前中国建立的防空体系，此时起码在一段时间内对日军飞机形成威胁。8月22日晚间，日军飞机又连续两次空袭南京，高炮系统实施打击：“第一次为照空灯高射炮协同作战，第二次为照空灯空军联合作战。此为我国防空创次使用照空灯之开始。每次照空灯成绩甚好，皆能捕获敌机，惜空军高射炮未能击落敌机耳。”中国防空体系发挥的威力让黄镇球颇感自豪：“敌机于十五日首次空袭首都南京，我空军及高射炮即予敌以当头棒，击落六架。当时在京许多外国人士初不相信，说中国空军哪能击落日本强国之飞机，逞论高射炮。幸击落敌机坠于南京附近之高桥门，于是各国武官皆趋往看去，有此真凭实据，始相信无疑。昨晚照空灯又相继与空军及高射炮协同作战，联络确实，成绩斐然。”几乎在同一时段，在上海的吴联膺也心情振奋地“看高射炮打飞机，把傻小子骇倒了”。中国有力的空中防御，一度让日机有所顾忌，以致9月初汪精卫还特地召见黄镇球，询问日机为什么有段时间不再来犯，黄镇球分析：

一、敌驱逐机油量有限，不能掩护敌轰炸机来京轰炸。

二、敌轰炸机，自空袭首都以来，已受教训，受创甚重，加以无驱逐机掩护，恐遭无谓之牺牲。

三、近来因无月亮，都市实施灯火管制，敌机寻找目标不易。

四、敌在上海，现无飞行场，必须从航空母舰，或其他各处起飞，活动半径甚大，致驱逐机无法掩护轰炸机前来。

当然，作为仓促建立起来的防空体系，进入实战后面临的问题也非常多。防空系统需要高效率的联络体系，在这方面，无论经验还是技术，中国都严重不足。因此，防空体系内部，防空单位和空军间的沟通都亟待加强。黄镇球日记记载了一个案例：“东海监视哨报告，有敌机六架，由东向西南飞，似有进犯首都模样。旋淮阴、阜宁、盐城等监视哨，……亦说发现敌机，情况复杂，无法判断。只以天长方面，尚无监视哨之设置，深感敌机乘隙由该方向进袭，亦难逆料，于是发出空袭警报。后久无情况，即发出解除警报。事后调查，知东海监视哨所发现之敌机，确为事实，其余各监视哨因得东海监视哨之通知，纷纷直接或间接互相通报，于是满城风雨，以讹传讹，致出此误会。”为此，黄镇球要求各哨所，“非亲见亲听到机声之确实情况，不得随意乱报，或互相通报。一有敌情，必须首先直接报告中央情报所，因互相通报，不但以讹传讹，且阻塞路线，延误紧要之情报”。

空军和防空单位相互欠缺沟通，非常危险。根据规定，空军活动需要报告防空部门，让防空部门可迅速掌握空军活动情况，避免混淆敌机和我机。但是，按照黄镇球的说法，空军常常忽视通知防空部门这一环节，以致数次酿出险情：“午后一时许，先后据宁国、孙家埠、京芜路、竹丝港等处报告，发现不明飞机三架，均系向南京方向前进。当询空军指挥部及广德机场，答无我机行动，即发空袭警报。旋据芜湖及空军指挥部证明，始知以前三机为我机，系由衢县飞往芜湖者。似此情形，实屡使判断防空情报者，倍加困难也。”当时条件下，高射炮部队很难准确辨认空中的敌我飞机，如果沟通不畅极易造成误射。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不注意也会带来问题，日记写道：“二郎庙附近之军用电话线，落于电灯线及信号线上，于是各警报信号灯自动发亮，警报机关，即发出警报，故知信号线、电信线、电话线，不能架设于一处，以免互相撞砸。”防空可分为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两种。通过优势的空中力量，掌握制空权，是为积极防空，这当然是最有利的做法，但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及技术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力有未逮。因此，黄镇球一直认为，强化消极防空，是中国当时环境下更加可行的做法。不过，既然是消极防空，就注定了中国是被动的一方，既不能予以过高期待，也不得不承受失去制空权带来的后果。

开战初期，特别是初始阶段中国在空中对垒中取得的局部战果，让国人对中国空军及防空部队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的期待。黄镇球感觉到了这种压力：“一般人对于空军与高射枪炮性能不甚明了，多责难高射枪炮击落敌机不如空军之多。诚然，欧战时空军与高射枪炮部队所击落之飞机，为五与一之比。当时高射炮平均发炮弹一万发，始能击落敌机一架。后经多方改良，至欧战末，亦要三千发击落一架。足见高射枪炮击落飞机，实不容易。”高射炮更多的是对飞机造成威胁，真正的空中制约力量还应该是空军。但由于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中国空军的战斗能力和保养经验都相当缺乏，经过初期对垒后，中方很快陷于被动。按照黄镇球的说法：“我空军训练不久，而数量有限，在此作战当中，获有相当成绩，实属可贵。至损失飞机，被击落之数甚少，而自己损坏占大部分，可知空军之训练，诚宜处处周到之也。”随着中国空军逐渐退出战场，日军迅速掌握制空权：“本日敌机空袭南京，完全着眼于破坏我空军根据地，计第一次轰炸大校场及句容，第二次轰炸芜湖，第三次轰炸广德及淮阴各飞行场。但因我空军过少，且航速不及敌机，未与之战斗，致首都制空，无形操之于敌人，殊堪痛心！”这其实是作为弱势一方的中国不得不承受的结果。

木更津海军航空队的九六式陆上攻击机

国人科学常识缺乏，习惯听信和散布谣言，战争的紧张气氛中，这样的问题更被放大，神经过敏、捕风捉影者比比皆是：“今晚八时四十分许，先后据江苏、湖北、安徽等省各监视哨报告，在空中发现极强烈光亮，照耀如同白昼，片刻即行消灭，并遗白光一道，亦徐徐熄灭。此当为陨星。然有人疑为敌人无声飞机投掷照明弹，或其他化学品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此亦防空紧张中之神经过敏推测，常识缺乏也。”还有把高射炮发出的光亮误为汉奸发射信号弹的：“当敌机夜间来京空袭，我高射小炮即予以射击，在空中发出几种不同颜色之曳光弹，大家以为汉奸施放之信号，而指示目标。致令传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炮弹中之曳光弹，为修正弹着偏差，夹用有红绿黄白各种颜色之曳光弹，致起误会。”为此，黄镇球特别撰写“曳光弹与信号枪其功用以及区别一文，披露于各报”。

谣言起于无知、恐惧以及缺乏信任的社会环境，这一点，在防空中也非常明显。黄镇球发现：“自十五日以来，敌机轰炸我首都各地，每次空袭警报发布后，一般市民携男带女，跑进防空壕，免遭无谓牺牲，秩序尚好。”但也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传播，比如：“紧急警报发布后，各防空壕皆有人满之患，因之谈笑者有之，啼哭者有之，互相冲突者亦有之。其中胆小之人，则出于干涉，谓敌机上装有收音机，如听到防空壕内之声音，则容易招引炸弹。此种无知市民，实属可怜可笑。诚不知在防空壕内不准谈笑，系为维持公共之秩序，并非畏惧敌机听到所致。”市民把在防空壕内不准谈笑的规定推衍为是怕日本飞机听见，这里面既有无知，也有不信任，还有基于恐惧的无限联想，这样的案例在此后的历史乃至现实中都可以无数次看到。当时很有影响的杂志《谈风》的编辑海戈发现，他的房东一家“家人知识均极浅，喜自作惊惶，有整日不敢上三楼者。大包小裹，搬下提上，闻炮声起即噤不作声。为之百般解说，均不能释然。”还有假借人们的恐惧谋求个人私欲的案例：“有一位有名之某君，谓在空袭时犬吠，即可惹起敌机前来轰炸，请求市府除野狗云云。其实，飞机发动声音甚大，驾驶员哪能听到地面上之声响？诸如此类事件，实表现我国人太无常识。乃后据查其人邻家有一犬，晚间狂吠不止，不能使之安眠，彼特以此报复耳。”危急时刻，如果缺乏科学理性态度，这样的行为常常畅通无阻。缺乏科学态度的另一表现是市民对于能保护地方的高射炮，当作神明敬奉：“高二连自驻防五台山以后，该处从未被炸，且曾击落敌机二架。附近居民，甚为感谢。曾买猪羊前往祭炮，并将祭后之猪羊等送与该连，以示慰劳。足征民间迷信之深。感慰之余，付之一笑也。”战争中，出现一些非理性行为亦可理解，只是无论当事者还是研究者，均不能对此熟视无睹，反思是改变和进步的前提。

观感

黄镇球作为高级军官，不仅掌握防空方面的第一手情报，还可以从多方面获取战场信息，他日记里记录的战场听闻，颇可和档案文献相互补充，呈现大规模战争爆发后，前线的奋斗、牺牲、困难及复杂状态。

和大多数人一样，全面抗战爆发初期，黄镇球精神振奋，当中国空军击落日机后，颇具信心地表示：“帝国主义者，从来瞧不起我国人，现抗战伊始，且看我将士之英勇！彼必有惊佩我中华民族之一日也。”对淞沪战场，他也很有信心，9月底，特地记下和白崇禧的谈话：“前往白副总参谋长处谈天，彼谈及自抗战开始以来，全国军民一致，上下一心一德，至为喜慰！尤其在朝在野各将领，均愿驰骋沙场，与敌拼命，诚属难能可贵。”白特别肯定淞沪战场，认为：“沪战场自战端开始以来，各高级将领皆为有名打手，有骨气者，加以委座督促，可以无忧。”中国军队顽强奋战的态度，可从淞沪战场日军士兵日记中看出来。参加淞沪战役的荻岛静夫1937年10月13日写道：

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及以下的干部大部分都战死或负伤了，兵力减为原有的一半，整个联队的精神面貌萎靡不振，完全失去了日本军队原有的风采。

不久，至十一日，联队长也战死了，联队基本上全部被歼灭了。……哦哦，我们的处境一言以蔽之：悲惨。

稍后，他在追记10月份的淞沪战场时又写道：

友军开始对敌人的反击能力感到惊讶而吓破了胆。后方的敌人也显示出了进攻的态势。过了一阵，指挥官命令对后方的敌人发起冲锋，我们的士兵飞跃出战壕快速前进。

敌人在开枪射击的同时，手榴弹也像雨点般地向我军投掷过来，澎澎地炸裂遍地开花，冲在前面的两三个战友，连“啊”的一声也没有叫出来就倒下了。……敌军把友军作为攻击的目标猛烈地射击，第三大队的一位小队长和几名士兵几下子就被他们弄死了。

由于中国军队的奋勇作战，日军的确遇到了超出他们想象的困难。

经过数月轰炸后的上海北站

但是，随着战事深入，中国的弱点日渐暴露，黄镇球日记的调子亦转而沉郁。9月中旬，他在日记中写道：“最近平绥津浦两路作战之失败，各方部队，均漠不相关，视若无睹，其指挥之不统一，组织联络之不健全，确为事实，使敌人坐大，被其各个击破，长此以往，前途不堪设想矣。”作为防空方面的专家，他对华北战场的防空设施尤其忧心：“平汉正太两路地下室之构筑，均未用钢骨水泥，为求节省费用，全以砖头砌，非特无抵抗炸弹之力，即炸弹落于地下室近旁，亦因土松砖脆关系，不知倒塌多少。于是地下室愈深，活埋之人愈多，其状甚惨！且地下室出入口甚少，纵遭不测而未死，亦无办法脱险。”尽管如此，他对上海方面战事还是颇具信心：“晚往何部长公馆会报，得悉沪战场敌之第四次总攻击后，我防线未稍移动，足见前方将士，忠勇为国，日本之纸老虎，被我国揭破无余矣。至北战场自第八路军加入战线，运用其特长之游击战术，扰乱敌人后方，使疲于应付，不敢轻进。”

然而，前方传来的消息并不乐观，特别是战争中的军民关系让黄镇球痛心：“某报载某将官在前线谈话，据云：此次经过京沪一带，各地居民，均逃走一空，所剩余未走者，悉为汉奸，非特无益于我军，抑且有破坏我军之虞。回忆北伐之时，各地居民，皆愿作向导，攻击敌人，或送茶食以供部队之需，至今思之，不胜今昔之感！……京沪为全国文化最盛之区，尚有此不良现象发生，其他各地，当不言而喻，由此可以证明敌人特务工作之盛也。”

黄镇球出身粤军，和粤系的李济深、陈济棠、张发奎等过从较密，他的判断多少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因此，他的视角不会完全拘泥于政府立场，一味为国民政府辩护，而是能实事求是看待中国在战场上的优与劣。当然，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也会有立场的预设，这是观察黄镇球的日记应该注意的背景。他在和李济深聊天时，李谈道：“自广州出发，经过各省各地，一直到南京，所见一班人大都骄奢淫逸，实无有能担当恢复民族国家之气象，即在首都而言，亦逃不脱此种现象。”这固然可能是李济深观察到的事实，但抗战初期，各方面力求振作的态度，也为当年的记载普遍认可，似不可一概而论。

悲观声中，也有亮色。9月下旬，黄镇球在日记中写道：“阎副委员长在灵邱转移攻势时，在雁门关外十五里地之某处，立下遗嘱，说失去大同，已对不住国家，如再失利，决不入雁门关。而抱定必死之志，宣示于各将领，将士奋勇，大获胜利，毙敌二千余人，俘敌亦两千，夺获枪械无算。”无独有偶，吴联膺日记同一天也记有：“听说平绥线空前大胜，杀倭三千余，俘二千余。”两份日记中说到的战斗，很难确定是哪一场，几天后的《申报》将之算到了八路军的账上：“在平绥线战事失利的沉闷空气中，传来了晋北八路军的捷报。八路军自奉命北上以后，即在晋北平型关一带拦杀南侵的日军。二十三日首先将坂垣部属铃木师团大部歼灭，毙敌二千人，俘虏二千五百人。二十五日又驱军直前，截断灵邱到广灵的大道，阻敌去路，夺获军械无算。这是华北战争以来的第一次胜利，也就是国共宣布合作以后的第一个喜讯。”24号日记记载的这场胜仗，显然不是25号才打的平型关战斗，不过，在当年需要胜利时，消息是不是完全准确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鼓舞人心，平型关战斗的胜利确实是久旱甘霖。在和白崇禧聊天时，白告诉黄镇球：“敌军装备较我国为优，若全以正面与之交绥，难期取胜，故必须使用游击战术，声东击西，乘隙突破，使敌疲于奔命，不击自溃。纵使敌挟精锐大炮飞机，亦成无用武之地。现第八路军擅长此道，似应使之能尽发挥其所长也。”10月下旬，李济深专程赴山西了解情况，回到南京后，告诉黄镇球更详细的信息：

第八路军加入战线后，应用其游击战术，深得当地民众赞助，故战无不利。例如敌以一联队驻于平型关，而该军有一部分潜驻附近，与敌仅隔二三十里之地。不但始终未被敌人发觉，且将敌情侦悉无遗，故遂得乘隙攻击。计毙敌一千以上，俘虏亦达数百，而占领平型关。查军队能与民众合作，所有我方消息，不致泄露与敌人，而敌人消息，可由民众供给于我也。……晋省民气不开，对当兵多视为畏途，今则自动组织民众，并帮助军队捣乱敌之后方，使敌咸具戒心，无所措手足。

李济深注意到八路军进入山西后带来的新局面，这个观察的确非常到位。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李济深的估计也有过于乐观之处，比如他说：“现敌人利用平汉正太两路运输军队及军需品，对于补充，极感便利。故晋东方面，战事甚为可虑！至晋北，则敌人一切运输，全仗汽车为敌人之唯一交通器具，且多山地，我军利用游击战术，扰其后方，故敌时有缓不济急之虞，我方可以从容突破之。”实际上，中方利用游击战术，可以迟滞和打乱日军的进攻部署，并对其后方形成威胁，但要突破日军的攻势，在晋北完全阻止日军的进攻，还力所难能。当事者的观察总是带有自己的立场和期冀。

无论是正面还是敌后，应该说，全面抗战初期中国还是表现出了坚决抵抗的态度，体现了一个落后国家面对强大敌人的顽强。淞沪会战后期，中国空军还组织了对上海日军的轰炸：“昨晚轰炸成果极好。计毁敌机十二架，伤亡敌人在五百以上，其他损失亦巨等语。此次向上海工作之机，所携带之炸弹，每个重量为一千磅。当投下时，全市为之震动，我空军之神威，敌当为之失色。”中国在战争中也在不断学习战争。戴季陶到黄镇球主持的中央防空情报所时，谈及他听到的一位四川军官的感想，颇具参考价值。这位四川军官谈道：“此次抗战官兵，抱必死决心，一一师官兵六七千人，今生还者仅数百人，而官兵仍无怨恨之声，及气馁之象。”不为惨重伤亡所打倒，这就是这次抗战的新气象。尤其是面对现代化的日军，中国军队得到了一些现代战争的宝贵经验：

以前参与内战时，一味盲冲，所用者大都是步枪交绥，而绝无重兵器及研究各种工事等。今所见者，敌军动辄以陆海空协同，求速战速决，而我等对之，宜如何注重于阵地战、消耗、疏散、工事、伪装，及纵深配备等。此不但以前未曾学习，连名词亦系初闻。更以为奇者，以前内战时，在战场上只分为前线与预备队，当前线被敌突破或伤亡过重时，即以预备队为之增援或补充，死伤只有前线耳。但现在战争则绝不同，有前线尚未遭到损失，而预备队已遭敌机炸弹及大炮牺牲殆尽者。故知平日教育训练墨守成规，官兵未能灌输现军事常识所致。如我国部队能讲求现代阵地战，及知新式兵器之配备方法，至少可以减少死伤三分之二，而战事当能延长三分之二的时间，所谓愈打愈有经验，遂至愈感学识不足。

能感觉到自己的不足，正是进步的起点，中日战争给中国军人带来的刺激，很可能是值得后世研究者反复讨论的问题，本文只是依据黄镇球日记予以提出。这场战争中，还有一个普遍体认到的问题就是要重视民众。白崇禧认为：“长期抵抗，固应着眼于前方将士，冀其奋斗到底，而后方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尤不可疏忽，以养成多量之后备军，为他日持久战争之用。”前线将领在写给黄镇球的信中也说：“前线的将领，有士兵，更须要民众，如长短民夫(受雇佣的)，工友，农友(尽义务的)。不然，仅有士兵，而无民众，前后之气息，无法贯通，生命力量，无法延长表现，战果获得，无法继续保存。”这是抗战的民族性予各方的刺激。只是，国民政府中的很多人虽然知其理，却拿不出有效的实施办法，很多时候，真是知易行难。

撤退

1937年11月初，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撑后，淞沪方面中国守军力竭难支。日军对守军形成大包抄之势：“今日敌机在昆山、苏州、嘉兴、平望一带，大肆投弹。察其用意，固然在破坏京沪铁道，使沪战场接济更加困难，而同时轰炸苏嘉铁路，则在使我杭州湾作战之部队，成为孤立，增援部队，不能迅速到达，以便金山卫登陆之敌，威胁我侧背。此即为敌陆空军协同之动作。”淞沪战场守军终于不得不全线撤出，呈崩溃之势。淞沪溃败，首都南京立即面临撤退，中国的抵抗至此遭遇巨大挫折，弱势的一方终究未能在正面的对抗中创造奇迹。

胜败是决定历史走向的枢机，人们的观感也难免为胜败所转移，败局已定时，黄镇球听到、记下的关于淞沪战役的评价也发生变化。他的谈话对象包括陈济棠，以及前些时间还对淞沪战场颇具信心的白崇禧，他们都认为：“以上海战场而言，简直为一座大熔炉，不但人员牺牲于炮火及工事之下，即所有武器，亦同埋于地下，顾前线将士之壮烈牺牲，确无复加，而物质消耗，亦为一样”；“我陆军因无飞机协助，日间简直不能行动。夜间攻击，只能扰乱其警戒阵地。至其本阵地，则皆置有铁丝网及其障碍物。因我无飞机掩护及炮火之破坏，纵使前进攻击，徒招牺牲，葬送于敌火网。故其攻本阵地，殊非易事。”如果说陈、白的表态还比较克制，接下来，黄镇球记载的从上海回到南京的某将领的批评就直接得多：

一、此次我方部队撤退，因战略受政略之影响，未能有整个计划，左右翼兵力配置不妥。

二、敌人利用装甲汽艇，出入沿海及沿河一带之湖沼袭击，扰乱后方，摇动军心，莫此为甚，我方因此受其损失甚大。……故于军事观点言之，凡在地形上小至一湖一池，平时须得研究清楚，等到战时布置阵地，始不致疏忽。更以科学发达，兵器进步，从前人们认为不能解决者，现在均可以科学方法征服之。

三、在松江防守之部队，毫无战斗意志，见敌即退。

四、高级司令部，必须组织健全。在外国一切计划即情报接收判断等，皆由幕僚为之，主官不过决策。

尤其令人丧气的是撤退中的乱象。军事失败，首都迁移，难免人心惶惶，如黄镇球所写：“近日因政府西迁，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致下关舟车及通芜湖道上，均拥挤不堪。”这尚属失败时的常态，放在任何地方大概都难免。不过，接下来，黄镇球记录的一些情形就不免让人啼笑皆非：“政府花费一千几百万构筑之国防工事，多未使用。因从前构筑工事之部队，完全使用于他方，而工事地点，又无详细地图，故使用于工事方面之部队，竟找不到工事！纵使找到，又无钥匙开工事上之门户！(如福山阵地附近)若门户已开，则工事多机关枪掩体，而该部队之装备，则无机关枪！(如嘉兴方面)故军队配备，倘无整个计划，所费之钱，直同虚掷，且贻误大事，此极可为吾人最大之教训。”关于上海后方国防阵地找不到工事钥匙的说法，学界有所质疑，认为这一说法来自回忆录，不尽可靠。黄镇球记下的情形虽亦非亲见，但毕竟是当时的记载，且以黄镇球的消息来源，恐非简单的道听途说。

1937年8月28日，上海南站被日机轰炸，一个幼儿在被日军轰炸后的断壁残垣中号啕大哭

败退之下，部队军纪堪忧，黄镇球日记记载了属下遇到的一件事情，应属可信：“据四十一团李团长电告，该团步炮营营长封成林，前往太仓指挥部队，因所乘三轮车请让路关系，发出喇叭声，适第十六师溃兵数十名，误听为飞机声音，迫至接近，知为车辆，乃欲抢车，不用分说，初则殴打，继以开枪，该营长及传令兵当场殒命，驾驶兵因躲于路侧，得免于难等语。”这样的惨案，可以看出军纪混乱的程度。所以前方将领直言：“前方部队自经撤退，军纪废弛，不可讳言。一级一级之官长，无法掌握部下。各高级将领，意志不一，以致上下不能亲爱精诚，难收通力合作之效。……指挥官调动频繁，不特士兵未认识清楚，即官长亦同。同时士兵知识幼稚，感情全无，极难打成一片。”

黄镇球的防空部队是机械化部队，撤退中遭遇的问题更多机械化部队有反应快、机动灵活的特点，但这样的特质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的配合，需要多种部门的协调。中国在这方面显然十分薄弱，特别在战时，且是退却的混乱时期，问题更暴露无遗。黄镇球写道：“现在当轴不以物件贵重与否，订立运输日期先后，全视衙门大小为标准，而订运输日期先后，故大机关不紧要或甚至无用之物，如私人家具，均得先行运去，竟将国家贵重武器，迟迟不派车辆，余真不知抗战御敌，是否要枪炮也。”官僚主义，按照衙门大小为标准是原因之一，另外，按照一般人的望文生义，机械化部队机动性强，自身理应具有机动能力，不需要占用太多资源，因此机械化部队移动时要寻求配合异常困难：“照测第二队队长周竞进，率领照测器材九付，在下关上车，因缺乏牵引车辆，车站又无上车设备，费时三天两晚，日夜不停，始告完毕，于今晚开车。对此种机械化部队，不能予以充分车辆，遂致运动迟滞，旁人固不能察知此种情形，只有身临其境者，始能明白机械化部队，非国家经济设备完全，诚不容易也。”机械化需要道路交通、后勤维护、信息传递多方面的协调，失去其他部门的配合，机械化反而有可能成为笨重的代名词，这是当年主事者难以了解，也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困难，战争又把这种困难放大了无数倍。

不仅如此，因为机械化部队投入大、花费高，大家觉得其理应承担更多责任，常常会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顾问鄂达和由前线返校，报告此次高一连出发前线，全体官兵极为努力，惟所带汽车牵引车，均因使用日久，时生故障，运动极感困。但同时在前线高级指挥官，因不明了机械化部队运动困难，及进入阵地撤收阵地等等事宜，若与命令时间稍有出入，则表示不满。”国人对于新事物常常求全责备，背后倒可能是不切实际的期待，一旦新事物不能满足愿望，就由希望骤然转为失望，随意加以否定、打入冷宫，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不独机械化部队为然。所以黄镇球不惜长篇大论地解释道：

一、机械二字，顾名思义，乃为死物，非同人类，可以叫唤，令之随时改善其动作者。在运动时，必须人员操纵，损坏以后，务必技术人员修理。且机械愈精密，而发生故障时机愈多，非养成多量之技术人员，实难运用自如。

二、有技术人员后，尚需有修理工具，除修理工具外，尤须有野战游动修理工厂等。因野战机械化部队，并非固定一地，机械发生故障，必须能随坏随修，以赴戎机。

三、人员及工具准备齐全后，更须有修理材料，不然仍无法修理，……现我国购办火炮器材车辆人员，不明此理，常不购备零件，于是机械损坏，无能修理，常以一万数元之器材，因缺一二零件而废置之，可惜孰甚。

四、其他各种油料之补充，道路之状态等等，于机械化摩托化之部队，有莫大之关系，更不可不注意也。

但这些当事人的痛切之词，也多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黄镇球的反思还涉及更深层面。他在和某总指挥谈论时，谈到党政工作专重高谈阔论，做表面文章，军民痛苦如何，绝不加以实地调查与解决，这个总指挥进而直言：

甲、外国政府，对于该国人民，莫不为之谋实际利益，故其人民始感觉着国家政府之需要，如一旦无国家政府，人民即将失去生存生活之保障。至国家对于该国军人，亦特别尊重，待遇优渥，并给与精良武器，故国家与军民关系之密切，生死相关、军民非拥护国家不可。

乙、试观我国情形如何，平素不但不为民众谋利益，且贪官污吏，层层剥削，至党衙门，在平时不知唤起民众，激发其爱国心，政府复不知组织民众，提倡军事化，(虽有保甲，亦徒有其名，等于零。)一到战时，则拉兵拉夫(万里长绳、城)！并摊派公债。对于军人平时待遇恶劣，几至饿无以为食，寒无以为衣。一到战时，手无精良武器，若不幸伤亡，医葬无着。以此情形，军民安能信仰拥护国家？

这里谈到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已经触及中国政治的核心，和后来国民政府的失败亦有相当关联。看来，看病不一定那么难，治好一个顽疾却是难上加难。

结语

1937年8月13日到11月12日，时令恰为从盛夏到深秋，也是中国人从激昂渐渐趋于沉郁的日子。开战初期的希冀，随着淞沪战场的崩溃，南京方面的撤退，都慢慢化为乌有。南京防空司令黄镇球的日记，处处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从希冀到幻灭的过程。不过，撤退不意味着完全的失败，中国人，无论南北，都还在继续战斗。在中国人的顽强抵抗下，抗战不可避免进入持久，黄镇球的防空事业也还在继续。不过，黄镇球日记记录的许多问题，在日后的日子里，起码在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倒是他已经观察到的另一部分力量，正在敌后茁壮成长。这样的结果，对于黄镇球来说，很可能是喜忧参半，但不管黄镇球怎样想，历史终究顺着那股地底下的潜流在前行，在奔腾，在影响着所有人的命运。

（本文首发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5年第1期，作者黄道炫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