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建筑、城市与文化”目前正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展出，这是西岸美术馆首个自主策划的特展，引领观众走进一部75年的建城史。展览由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李翔宁担任主策展人，艺术评论在西岸美术馆外的江边对李翔宁进行了访谈。“1949年以来的上海建筑与城市发展其实蕴含着非常强大的当代精神。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自信，去总结和呈现这一段历史经验。”李翔宁说。

西岸美术馆外，伴随着黄浦江上的船鸣声、稍远处陆家嘴的东方明珠、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以及世博园区、卢浦大桥，近在眼前的西岸滨江，或跑步，或遛狗的人……似乎将这一展览具象化，也像是上海发展历程的浓缩——建筑、艺术与城市生活在此交织、流动。

展览主策展人李翔宁（左一）导览现场  ©Alessandro Wang

“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建筑、城市与文化”通过九个主题板块、超80个经典案例，聚焦新中国成立至今，上海建筑与城市空间的演变历程。展览由李翔宁担任主策展人、青年策展人高长军担任执行策展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团队担纲展览学术研究。

西岸美术馆“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建筑、城市与文化”展览现场，西岸美术馆，摄影：Alessandro Wang

在李翔宁看来，上海的建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近年来上海的公共空间建设，不仅仅体现在宏观的空间塑造上，更体现在细部设计、材质选择，以及对使用者日常生活需求的深入关怀。”

对于未来，李翔宁提出建立“上海学派”。“同济大学本身也是‘上海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发起和组织类似的讨论，从而推动上海在城市建筑领域的话语形成与理论建构。”

洛克·外滩源，资料来源：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

“建造上海”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展览名为“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城市、建筑与文化”，如何理解“建造”一词的多重含义？

李翔宁：如果展览标题只是“1949年以来的城市、建筑与文化”，可能呈现的是一种静态的结果——建筑作为一种人造物，以最终成品的状态展现在大众面前。但这里使用“建造”（Building），它既是进行时态，也是动名词。

我希望通过“建造”这个词，让大家联想到“是谁在建造上海”。这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大群人。谁建造了上海？我认为，参与者不仅包括城市政策的决策者、规划师、建筑师，还包括施工人员，甚至是每一位上海市民。每一个人在塑造和建造上海这座城市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

展览海报，选用陆杰的摄影作品表现建造中的上海。

大家也会注意到，如今如果有建筑面临拆除，或者新建筑要建，公众媒体上往往会出现大量市民的建议，例如认为某座建筑应该保留或不应该拆除。这说明人们对上海这座城市及其建筑状态的关注日益增强。

因此，我希望通过强调“建造”这一动作，呈现出在共同塑造上海过程中参与的一大批人。展览不仅仅是对现有建筑作品冷冰冰的回顾，而是要展现每一位将自己的情感、热爱以及能量投入到上海城市建构过程中的人。

华东电力大楼及周边航拍，1994年，陆杰

：建筑如何表现城市的历史与文化？

李翔宁：建筑本身是城市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

如果说，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创造了城市建设和现代化的奇迹。那么要寻找一个能够最好代表这一历史进程的物质载体，我认为，最合适的就是上海。因此，城市以及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在建造城市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塑造这座城市本身及其历史和文化。

西岸美术馆特展单元“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建筑、城市与文化”，展览现场，西岸美术馆，摄影：Alessandro Wang

我个人非常喜欢李欧梵所著的《上海摩登》，这本书讲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他更多侧重于文学和电影中的上海，但我认为，通过建筑，同样可以展现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特征。

因此，在展览中，除了展示极具专业性的建筑图纸和模型之外，我们还配合了许多当年的实物资料，例如信件、史料，以及我们从上海电视台影像档案中挑选出的资料，展现了建筑建成后人们使用它的状态。比如说，关于上海游泳馆的展品，我们不仅展示了建筑本身，还呈现了建成之初游泳、跳水运动员在场馆内训练的场景。

展览现场，关于上海体育场（上海大舞台）的文献

对于一座城市的文化认知与历史记忆，必然是与特定的城市空间或城市景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当你看到一座建筑时，往往会唤起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以及对其历史与文化的共鸣。

南京东路，1992年，陆杰

因此，建筑与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从来不是割裂的，它们始终是紧密联系、互相印证的。同时，建筑本身也是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东路步行街城市设计，资料来源：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过去上海举办过不少梳理城市历史的建筑展览，包括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的展陈合作项目“巴黎建筑（1948-2020）”等。此次展览与此前展览不同之处在于，关注的是1949年以后的建筑与城市文化。那么，1949年以后的建筑与此前展览所关注的内容有何不同？此外，过去的那些展览是否也为您带来了一些启发？

李翔宁：我认为，过去的许多展览往往是围绕某一个主题展开的，或者聚焦于某位建筑师的作品。例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正在展出的“贝聿铭：人生如建筑”。而本次展览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契机。

一方面，我正在编写一部关于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建筑的书。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上海在全国当代建筑史的发展中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上海拥有许多独特的特点，也产生了大量值得书写的建筑作品。但在书籍有限的篇幅中，这些内容往往无法充分展开，因此我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进一步呈现这些重要的部分。

同时，我也注意到，日常讨论中，我们往往更多聚焦于上海近代建筑，例如近期上海“建筑可阅读”所选取的案例中，大部分是1949年以前的作品。然而，如果我们要思考今天的上海究竟有哪些文化创造最值得自豪，那么1949年以来的建筑与城市发展其实蕴含着非常强大的当代精神。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自信，去总结和呈现这一段历史经验。

上海商城，资料来源：上海商城

再是，源于两年前（2021年），西岸美术馆举办的展览“巴黎建筑（1948-2020）：城市进程的见证”。该展览既是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合作的一部分，也体现了上海与巴黎、中国与法国之间在文化领域的交流。

西岸美术馆“巴黎建筑（1948-2020）：城市进程的见证”展览现场

因此，在策划此次展览时，希望能够呼应彼时的“巴黎展”，呈现上海自身的城市与建筑发展。当然，与“巴黎展”相比，这次展览不仅关注建筑本身，更融入了人的生活、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内容。 可以说，既是对之前展览的一种回应，同时在主题与内容上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

上海东方体育中心，资料来源：gmp建筑事务所

：过去对于1950年代的建筑，公众关注较多的是纪念性建筑（如中苏友好大厦），而对住宅建筑（如工人新村）的关注相对较少。2020年以后，随着曹杨新村等地经过了更新改建，此次展览是如何讲述工人新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李翔宁：我认为，住宅是建筑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常说，一个伟大的建筑师，如果没有设计过住宅作品，难以真正称之为伟大。因为公共建筑所面对的是抽象的群体需求，而住宅则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真实而具体的生活需求。

实际上，如果让一个人设想，“建一座美术馆，应当满足哪些需求”，他可能很难具体回答，但如果问到“你的理想家居是什么样”，几乎每个人都会有清晰的认识。因此，我认为住宅设计是建筑师必须经历的重要训练，它体现了建筑师如何服务于人，如何回应具体使用者需求的能力。

上海体育馆入口处望漕溪大楼，20世纪80年代初，陆杰

长期以来，中国的住宅设计领域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开发商主导的住宅建设，往往面对的是“抽象人群”，而非“具体的人”。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由于土地和住宅私有化，每一个业主的需求都更为个性化，他们会主动委托建筑师进行定制设计。而在国内，现有的大部分住宅设计更像是工业化生产，缺乏个性。建筑师往往是按照开发商规定好的户型（如“两室一厅”“三室一厅”），按标准面积和市场调查需求来进行设计，而缺少了与具体居住者之间的直接关联。

不过，我认为未来的趋势将是更加个性化的。年轻一代越来越重视个性，无论是穿衣、时尚，还是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比如，现在已经出现了面向宠物共居的住宅设计，如张佳晶设计的犬舍住宅等，我相信这些个性化需求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未来的住宅设计中。

本次展览中，我们关注的是集体主义时期的居住模式，而私人化住宅。重点在于呈现自1950年代以来，上海如何通过集体化生产来解决大规模居住问题，如1952年开始新建的“两万户”、早期老公房等。

展览现场，关于1951年建曹杨一村的讲述。

这些住宅反映了一种特定的集体生活方式，比如厨房、厕所多为公用。我个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来上海读书时，仍然记得大家讨论将“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平方米”作为一个重要目标。虽然如今看来这个标准非常低，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指标。

展览关于1985年建成的曲阳新村的讲述。

随着住宅商品化的推进，人们对居住品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1950年代以来的住宅发展实际上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历史，它关乎人们如何生活、如何共处。

不过，很多历史住宅已经被拆除或改建，仅通过图纸或外观，难以真正呈现出当年鲜活的生活场景。在展览中，我们采用了仿真模型的方式，复原室内生活环境，呈现当时的家具布局与生活细节。

西岸美术馆特展单元“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建筑、城市与文化”，展览现场，西岸美术馆，摄影：Alessandro Wang

我相信，普通观众会很喜欢这样的展览方式，尤其是曾经在类似房屋中生活过的人，看到这些场景时会激起他们对过去生活的记忆和情感共鸣。通过这样的展示，不仅回顾了历史，也希望为未来的居住模式提供一些思考和想象的空间。

：浦东开发开放与陆家嘴的建立，世博会与“一江一河”的开发，这些建筑与街区不仅是空间节点，也是社会记忆场所。您认为它们如何参与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经验与城市认同建构？

李翔宁：的确，近年来上海的城市建造呈现出一些鲜明的主题。先是陆家嘴，当下人们提到上海，最具标志性的城市空间往往就是陆家嘴。此后，世博会对于上海的城市改造也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它是上海城市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紧随其后的“一江一河”开发，主要聚焦于工业遗产的再生利用，因此这些项目共同标志着上海在不同时期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中心议题。基于此，我们在策划展览时，将陆家嘴、世博园区，以及一江一河的滨水空间均专门设置了板块进行展示与讨论。这些区域彼此毗邻，相互呼应。

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资料来源：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展览中，关于“东方明珠”建造的文献资料

展览中，关于“金茂大厦”建造的文献资料

随着“一江一河”沿岸公共空间的持续开发，上海的城市空间品质也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目前我感受到，无论是苏州河沿岸，还是西岸梦中心区域内的咖啡馆、餐厅及文化设施，整体的空间质量与伦敦、巴黎等国际滨水区相比，丝毫不逊色，甚至在许多方面实现了超越。我认为，这是当代上海文化创造力的体现，也值得我们感到自豪。

民生码头8万吨筒仓改造，资料来源：苏圣亮

此外，我个人认为，近年来上海的公共空间建设，不仅仅体现在宏观的空间塑造上，更体现在细部设计、材质选择，以及对使用者日常生活需求的深入关怀。

过去，我们在公共空间建设上更多只是提供一个开放空间，使用者需要自行探索与利用；而现在，我们在设计之初就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了不同人群在具体生活中细微的、多样化的使用需求。例如，在“一江一河”沿岸的多个节点上，设置了公共厕所和淋浴设施。这些人性化的配套，使得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和舒适性大大提升。我认为，这类设施的完善，对于快递员等城市服务群体而言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细节性的改进，使得城市公共空间真正成为便民、宜人、充满活力的生活场所。

展览现场，黄浦江东岸，兼具不同功能的望江驿。

可以说，上海已经从当年以陆家嘴塑造城市意象的阶段，逐步发展到今天，既有强烈的空间形象，又有扎实的使用品质与细致的关怀设施的阶段。这一变化使得城市空间不仅美观，更真正成为人们乐于流连、便利使用的生活场域。例如，现在在滨水区设置了座椅和绿植，夏季时，人们可以在树荫下围坐交流。这样的细节设计，更好地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对于每一个使用者的具体关怀。

西岸美术馆特展单元“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建筑、城市与文化”，展览现场，西岸美术馆，摄影：Alessandro Wang

建立“上海学派”，凝练上海建筑特色与理论共性

：同济大学建筑学科在过去几十年中，几乎全程参与了上海的城市变革。您如何看待“学术介入城市”的方式在演变？作为知识生产的中心和城市空间的实践者，这样的“双重角色”对学校意味着什么？

李翔宁：我认为，在全国各大建筑院校中，同济大学是与城市联系密切。实际上，在上海几乎所有重要的城市项目中，都能看到同济的身影。不仅如此，许多项目的主创建筑师也是同济校友。这种紧密联系使得同济与上海这座城市可以说是血脉相连。

展览现场，关于同济大学校园（左）的文献资料

目前，我们也在推动相关研究，探索如何建立起一个“上海学派”。在国际上有“芝加哥学派”“洛杉矶学派”等城市建筑流派，我们希望同济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发起和组织类似的讨论，从而推动上海在城市建筑领域的话语形成与理论建构。当然，同济本身也是“上海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通过系统研究，凝练出上海的建筑特色与理论共性。

在此次展览的筹备过程中，同济人也广泛参与。从作品资料的收集到展览内容的构建，都与教学工作进行了结合。具体来说，我将本次展览作为一个研究生课程项目，在一学期内，将各个展览板块划分给不同小组，由学生们提出策展方案。虽然最终展览并未完全按照学生方案实现，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实际参与了历史叙事的建构，这对学生的成长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经历。

同济大学文远楼，资料来源：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从更早期来看，同济也有许多重要人物深度参与了上海城市空间的实践与研究。例如，陈从周、冯纪忠都曾在同济任教。尽管冯纪忠设计的何陋轩位于松江，但在学术界与公众中始终受到极大关注。本次展览中也专门呈现了何陋轩的大型模型，这是我们同济现代建构传统的圣地。

展览现场，何陋轩模型

：作为策展人和建筑教育者，您如何看待城市“保护”与“再开发”之间的张力？

李翔宁：同济大学的老师和校友一直在持续参与上海城市历史的建构。比如冯纪忠，他当年设计了方塔园；而近年来，柳亦春设计了龙美术馆（西岸馆），章明设计了绿之丘，以及两岸滨江地区许多建筑的更新改造，这些项目中都有同济人的深度参与。可以说，同济与上海这座城市是互相成就的关系。这种紧密的联系既促进了同济建筑学科的发展，也为上海的城市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保护与再开发的问题，如今城市更新频繁推进，一方面涉及大量旧建筑的拆除，引发了公众对于保护问题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市中心的老城厢，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尤为突出。最近几年，上海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很多老房子的拆除引发了社会讨论。但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

一方面，市民对于城市遗产的关注程度明显提高了，且更具自觉性和主动性。例如，当年延安路高架“上海第一湾”拆除时，就有很多讨论的声音，这种关注，既体现了市民对城市记忆的自豪感，也是市民作为城市主人的责任意识，愿意为保护城市历史贡献力量，我认为这是非常可喜的变化。

另一方面，我并不赞成将遗产保护推向绝对化。将整个城市空间“博物馆化”，让其凝固不变，并不是合理的做法。城市就像有机体，它需要不断生长。即使某一阶段达到了较好的状态，也不意味着应该将其“冷冻”定格。城市的生长过程中，必然会有好的变化，也会有不尽如人意的部分，但这正是生命的自然过程。

外滩9号轮船招商总局大楼保护与再生工程，资料来源：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因此，我认为，对待城市保护与再开发的张力，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改造项目中，我们都应该努力争取找到优秀的设计师和更合理的方案，以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既不能机械地、绝对地追求百分之百保护，也不能任意破坏历史文脉，更不能人为制造“假古董”，表面上营造出一种所谓“古老”的氛围。城市的历史需要在真实的、自然的变化中延续。

展览现场，外滩源的更新。

事实上，很多当代地标在诞生时也曾饱受争议。例如，巴黎埃菲尔铁塔在刚建成时，曾经遭到众多文化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东方明珠在建成初期也并不被所有人接受。然而，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这些建筑如今已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遗产，成为城市认同感的一部分。因此，对城市变化的理解与接受，本身也是一个长期习惯与认知变化的过程。

西岸美术馆特展单元“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建筑、城市与文化”，展览现场，西岸美术馆，摄影：Alessandro Wang

：上海的不少新建筑和规划，很多由著名外国事务所带来。您如何评价当代本土建筑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表达？在快速变化的上海，同济建筑学科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李翔宁：我认为，上海和巴黎一样，都是具有强烈世界主义精神的城市。我策划本次展览的初衷之一，也是希望让大家感受到，上海是一个多元文化、不同意志不断碰撞与交流而生长起来的城市。这种多元共生，正是上海的伟大之处。

我从不认为只有中国建筑师才能设计上海的建筑。事实上，当年国外建筑师事务所进入中国，带来了许多先进、开放的理念，激活了原本在苏联影响下相对死板的建筑市场，为中国建筑界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建筑师也在这一过程中迅速成长，已具备了强大的实力。像王澍、刘家琨等建筑师，已经可以在世界顶尖的舞台上与国际大师比肩，我们也有了充足的文化自信。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本土”或“外来”的身份来评判建筑优劣，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同台竞技，选择出最优秀的设计方案，这一点至关重要。

阿里巴巴上海总部，资料来源：Foster + Partners

至于同济建筑学科未来的任务，我认为首先是要对上海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与探索。比如，上海一直强调的城市特质，如开放性、精细化治理、15分钟生活圈建设等，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具有一定的引领性。此外，生态文明建设也是重要方向，包括“一江一河”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如鸟类、鱼类重回城市水域，体现了城市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同时，结合当下智能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上海也在积极推进量子城市建设，比如复兴岛上海量子城市时空创新基地等项目，探索以数字技术打造人民城市示范地。同济大学也深度参与了这些新的技术探索和城市发展趋势。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C楼，资料来源：致正建筑工作室

除了实践层面的参与，我认为在理论与话语体系上也需同步推进。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上海学派”概念，我们需要将上海城市发展的经验加以总结、提炼，既为自身未来发展提供指导，也能将这些成果转化为一套可以对外传播的理论体系。这不仅是上海作为现代化城市持续建构的需要，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展览将持续至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