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安托万·华托（Antoine Watteau，约1684–1721）是18世纪法国洛可可时代最具影响力、产量极丰的艺术家之一。他将风俗、神话与洛可可的轻盈趣味巧妙融合，由此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体裁——“雅宴画”，并影响了数代法国艺术家。

华托多描画华丽高雅的场景，但其中潜藏着忧郁气氛，让人感觉到生活的琐碎和无奈。目前大英博物馆正在展出“色彩与线条：让-安托万·华托素描作品展”，并将展出至9月14日，将其素描与油画同时观看，在素描线条的纷乱之中，可以看到那些最初与最新鲜的创意迸发。

Rosalba Carriera，《安托万·华托肖像》，约1721

安托万·华托，《穿着条纹连衣裙的女子》，1716–1718，大英博物馆藏 

1712年，华托被法国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接纳为成员。他只需递交一幅作品，便可确认任命。然而，这件作品最终耗费了他五年，其间学院管理者不断发出愈加严厉的催促。对于某些艺术家而言，这样的拖延或许象征着天才灵感的缓慢酝酿，但华托很可能只是单纯地拖延。

安东尼·华托，《舟发西苔岛》，布面油画，129x194 cm，1717年，现藏于法国卢浮宫

事实上，《舟发西地岛》（The Embarkation for Cythera，1717年，现藏于卢浮宫）几乎是仓促完成，交出时颜料似乎还未干。在这段间隙里，他一直在画素描。1721年（因肺结核去世，年仅37岁）华托离世时，留下了成千上万张素描稿，上面跳跃着黑红白三色的线条，这是源自尼德兰艺术的“三色粉笔”（trois crayons）技法。

安托万·华托，《女子头部的五项研究》，1716–1717，大英博物馆藏

正如同时代人所察觉的那样，素描是他最钟爱的创作方式，带给他“远胜于完成画作的愉悦”。伦敦大英博物馆正在展出的“色彩与线条：让-安托万·华托素描作品展”，几乎囊括了馆藏中所有华托的素描真迹，这也是自1980年以来大英博物馆首次举办的华托素描专题展。

对素描的痴迷：比油画更纯粹的创作

华托的家乡瓦朗谢讷（Valenciennes）曾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荷兰的文化中心，但到1700年该城市已归属法国。当地缺乏技艺纯熟的艺术家，这使华托于1702年，前往巴黎，开启真正的艺术训练。

1709年，时年25岁的华托在巴黎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举办的罗马大奖赛（Prix de Rome）中获得二等奖。但像当时所有雄心勃勃的年轻艺术家一样，他想去罗马学习，也许是他对错失一等奖的失望迫使他返回家乡。

展览中的早期作品，正是他重返故里那年。华托描绘了四肢矫健的士兵们，他们举止优雅，一名用红色粉笔绘制的士兵端着一盘军粮，好似奉上一只鼻烟盒。

安托万·华托，《坐姿女子》，1716–1717，大英博物馆藏

回到巴黎后，那些在荒寒冬季里常出没于城市的“萨伏依女”（savoyardes，通常指的是从法国阿尔卑斯山区迁徙到巴黎等大城市谋生的贫困人群）也进入了他的笔下：她们被粗粝的褐色线条勾勒。一位女子坐在街角，身旁放着木箱——里面装着一只旱獭，只需付费便可拿出表演。华托始终着迷于服饰细节，这位“萨伏依女”的头巾、手杖与厚实的鞋子，以与上流社会服饰同样的方式被细致描绘。至于那些表现精致生活的图像，对当下的观众而言则更为熟悉，在展览也随处可见：一位年轻女子身着上一世纪的褶边领与骑装披风，悠然坐在草地上；一位吉他手用修长的手指轻轻拨弦；成叠的无名女性侧过头去，朝向某个我们无法看见的对象，她们的面庞被描绘得精美绝伦。

安托万·华托，《坐着的五个女子研究》，约1714-1715年，大英博物馆藏

与对油画的拖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托似乎几近痴迷地投入素描创作：他的朋友、艺术品经销商埃德梅-弗朗索瓦·热尔桑（Edmé-François Gersaint）曾形容，他几乎把所有空闲时刻都交给了铅笔。即便如此，华托的素描之所以独特，或许并不在于数量，而在于他极力保存它们——在当时，许多艺术家仍把素描仅仅视作通往油画这一更高目标的过渡。华托的素描与他的油画实践紧密交织，许多人物与母题直接移植到画布之上：大英博物馆展览中那位专注的吉他手，在《爱的音阶》（The Scale of Love，约1717–1718，现藏英国国家美术馆）中身着粉色，而在《雅致的消遣》（Gallant Recreation，约1717–1720，柏林绘画馆）中则换上银装。

安托万·华托，《两幅弹吉他的男子习作与一幅男子右臂习作》，约1716年，大英博物馆藏

安东尼·华托，《爱的音阶》，布面油画，50.8×59.7cm，约1717-1718年，现藏于英国国家美术馆

与此同时，华托轻而易举地将人物单独提炼出来并加以延展，使不少素描具有一种近乎电影般的瞬间感，而这是他在绘画中未能完全再现的。比如，《三幅头像》将同一位女性的面庞从三个角度并置，仿佛我们正看着她缓缓转身。在此，素描不仅仅为油画的构思而画，它们是最初与最新鲜的创意迸发，而这些灵光在转化为油画时，华托认为已不可避免地被削弱。

安托万·华托，《对一位女子头部的两项研究》，1716–1717，大英博物馆藏

在画下一名身着围裙的侍从多年后，华托又补上了一位女子低垂的头与肩膀，她裙褶的韵律与那件日常亚麻布的褶皱呼应——艺术家与早年的自己对话。对旧作的反复回返，使得华托的创作日期常常难以确证，却也孕育出无数机智的闪光。

安托万·华托，《对一位女子头部的两项研究》，1716–1717，大英博物馆藏

虽然华托对自己素描的珍视在当时颇为少见，但并非绝无仅有。18世纪初，随着艺术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藏家开始关注纸上作品。素描往往比油画便宜，而且还能通过“反印稿”（counterproof）复制。在一个崇尚自发性的时代，素描还提供了一种更为直接的途径，使人得以洞察艺术家的创作过程。

最终，对素描的尊重成为华托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他去世后不久，1728年，让·德·朱利安（Jean de Jullienne，法国纺织品制造商，艺术品收藏家和业余雕刻家）便出版了华丽的《各类人物形象》（Figures de différents caractères）。这是一部两卷本的素描图集，专门呈现华托的纸上创作。朱利安选择以生动的蚀刻版画（而非更为呆板的雕版）来再现华托的作品，这在当时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对一位去世不久的艺术家的纸上创作进行了致敬。

从《舞会的欢愉》，看光线的质感

在伦敦杜尔维奇美术馆（Dulwich Picture Gallery）收藏着华托的《舞会的欢愉》。虽然这幅画充满了精妙的描绘，但若仅仅从题材入手去描述，似乎并不能触及其核心。具象绘画是否真的“关乎”它所表现的对象？很多时候，故事或表现的对象只是作为骨架，使某种更为微妙的东西得以存在——如同捕梦网，真正捕捉的，是其中稍纵即逝的痕迹，正如波德莱尔在华托的画中看到燃烧漂浮的蝴蝶：“在那里无数高贵的心灵/像蝴蝶一般，炽烈游荡。”

《舞会的欢愉》的画面气质极难捕捉。当查尔斯·莱斯利（Charles Robert Leslie，1794-1859）将自己的临摹展示给朋友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时，后者说：“你的看起来比原作冷淡，原作仿佛是用蜜糖绘就的，那样圆润、温柔、柔和而美妙……这种难以捉摸、精致绝伦的东西，甚至会让鲁本斯或委罗内塞都显得庸俗。”尼古拉·朗克雷（Nicolas Lancret ，1690–1743)在内的诸多华托追随者，尝试去寻找某种“公式”，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却无一不失败了。

这是什么特质呢？它或与“均衡”有关。虽然这幅画中发生着许多事情——私语、靠近、拥抱、拒斥、音乐（尤其被一条狗听到）——但其中没有主次之分。画作充满了细节，但一切区分皆由光线完成，而且光线所照之处，仿佛只是暂时的，并非永恒不变。来自画面左前方的光，打亮了那位背对观者的女子裙褶、她舞伴的左小腿、酒杯与银器、右侧一位女子的膝盖。

光是公平的。尽管画中大多数人物看似上流社会，但精神却是民主的。在那位戴着头巾、带有委罗内塞式风格的男子身下，站在栏杆背后的，是些未被光线照亮但依然清晰可见的黑衣乐手与宾客。若单独看这部分画面，几乎能让人联想到西克特的剧场绘画：当光线转移之时，那些灰褐色调的阴影浮现出来。

画面的后方，在那位舞女的视线延伸线上，一座喷泉，被表现为一束耀眼的亮光。更远处，则是一些微小的人影。若走近，或许会如乔尔乔内的《暴风雨》般令人难忘。就像舞台上半透明的纱幕，可以因光线的投射而变得或不透，或通透，从而显露更深层的场景，这幅画没有明确的终点，而是暗示总有“更多”在背后。光可以落在此处，也可以落在别处。

安东尼·华托，《贝松的集市》，布面油画，106.7×142.2 cm，约1733年，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安东尼·华托，《弹吉他的梅兹坦》，布面油画，55.2×43.2 cm，约1718–1720年，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在看华托的作品时，画面中的“音调”和“质感”，比主题和故事更有启发。人物仿佛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来，如同记忆深处的残影，带着一种温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