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本文介绍《国际反侵略运动伦敦大会各国代表讲演实录》，从一个侧面反映战时中国对外寻求支援的工作。

《国际反侵略运动伦敦大会各国代表讲演实录》为“反侵略运动丛书”中的第二种（本文介绍的史料为1939年在重庆三版的版本），由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编印，“反侵略运动丛书”基本上都是由该分会出版的，其还出版有“反侵略运动小册”、“反侵略运动专刊”等丛书。这本书的内容是1938年2月在伦敦由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召集的援华制日大会各国代表演说辞的汇集。“反侵略运动丛书”的第一种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对日本之经济制裁方案》，是这次会议决议案的汇集。

RUP、IPC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英文、法文缩写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1936年成立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本名为“国际和平运动大会”，因应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而改译为此名。该会的成立与法西斯主义的张扬与国际局势的紧张直接相关，主要领导为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与皮埃尔·戈特（Pierre Cot）。

罗伯特·塞西尔为英国保守党议员，被称为“国际联盟最忠实的工作人员之一”，是国联的发起人之一，曾任英国封锁大臣、外交副大臣、掌玺大臣、无任所大臣等职，为国联反对日本侵略东北和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辩护，在议会中是反对在慕尼黑向纳粹德国让步的少数几个议员之一，1937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皮埃尔·戈特为法国激进社会党议员，时任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空军部长。值得一提的是，皮埃尔·戈特后来被共产国际招募为“苏联特工”，并于1953年获得斯大林和平奖。

除此之外，该会的发起者与组织者包括世界各国的保守党人、自由党人、激进分子、合作运动者以及其他非政治团体，乃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尽管“参加运动的人还没有想像的那么广泛”，不过该会成立之初曾在政治上取得一定成绩，至1939年在43个国家设有分会。事实上该会的主要支持者为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党、共产党，有人认为其中有共产国际的存在，故而该会主张与苏联合作对抗法西斯。该会而后历经迁址、改名，于1943年在美国结束。

1938年，该会的中国分会成立于武汉，领导人为邵力子。在此之前，陈铭枢、李石曾、陶行知、钱俊瑞、胡秋原、陆璀等人即参与总会的活动。中国分会成立后，毛泽东为之题字，蔡元培亦特地为之写了会歌。可见，中国分会的参与者与支持者包括国共两党与其他势力。必须指出的是，该会的中国分会，特别是其下辖的地方支会受中共影响很深。

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次会议中的一个插曲：因为该会的成员大多是“英国的一些开明人士”，苏联驻英大使亦参加了这次会议，以示支持。但是，苏联驻英大使曾向会议主席塞西尔请求允许他演讲，却未获后者的同意，于是便在顾维钧演讲完毕后突然离开会场，引起了观众的注意。会议结束时，塞西尔宣布唱英国国歌，结果听众却以高唱《国际歌》作为应答。

书中塞西尔的漫画

同样可作参考的是，参与中国分会地方支会的中共党员陈原，后来称该会相较公开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人民战线”，“‘左’倾味道更少些”。而国民党官员，作为更核心的组织者的胡秋原，1960年代在台湾公开承认自己参与该会的历史，并称该会“幕后有‘共党’鼓动，但不完全是‘共党’”。由此可见，无论国民政府有无发现该会有着若隐若现的共产国际背景，均未影响其向该会寻求帮助。

回到《国际反侵略运动伦敦大会各国代表讲演实录》，其主要由各位代表的讲词、大会宣言组成，并相应录有国内一些知名人士的言论作为附录。一开篇，邵力子在该书的序文中指出：“大家所常引为遗憾的，是一般国际性质的会议，大多只有空泛的演说，没有切实的决议。即令议有所决，也是决而不行。可是这次却不然。这次的大会非但有明确合理的决议案，并且议决之后，全世界各地都已经在开始自动推行。”

至于这次会议的讲词，邵力子继而指出：“在一般国际会议席上，各国代表，每因立场问题，说话总不免有点期期艾艾。这一次的会议因为是全世界民众的大会，所以各代表的演辞大都直率坦白，理直气壮。”邵力子所指出的这两点，反而反映出这次会议恰恰侧重的是宣传功能，实际效力必然有限，一如该会所标榜的其性质与宗旨：该会“制度非常宽松”，并“跟列在了国际联盟的盟约内的制度紧密相关，不可分割”，国联的效力如何，早已为国人所知。但正因为该会侧重的是宣传功能，其讲词对于了解当时中国向外寻求援助与对外宣传的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这次会议，在“援华制日”这一问题上，焦点是什么？可从大会宣言中看出来：“日本军阀所发动之攻击，只能借助于我们各国仍在供给的军用品与购买力才能继续：所以我们对于这种侵略，无论情愿与否，是直接有责任的。”故而，该会要求“我们的政府断绝与日本合作，停止其军事供给，不与以财政便利而削弱其国外购买力”。对这一点的强调反映出了与会者对当时中日战事分析的鞭辟入里，但是要真正落实，却要等到几年后了，不是单单是由这样的会议所能促成的。

该书收录的演讲辞较多，塞西尔与顾维钧的演讲辞最能反映这次会议中各位代表的关注内容。大会主席塞西尔所言与大会宣言相类，他指出：“我们要求这些国家所有的人民都应祛除自身与日本的罪恶发生任何同谋关系之嫌疑。我们一日购买日本货物，即一日帮助日本军队进行侵略中国。”由此可见，这次会议的召开具有相当的经济色彩，事实上，正是一些论述战时经济的书籍会提及此次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塞西尔继而指出两个现实问题：“这次伟大运动将为教育世界各民族及其政府的一种伟大工具。摆在他们面前一个伟大问题——对于世界前途无上重要的问题——即在国际事件中，对于人民与国家，法律是否有效”；“近来我同大家一样，听到许多关于国联失败的话。”尽管他在演讲中仍然强调法律对于处理国际纠纷依然重要，国联为国际和平所付出的努力能够实现，但是这至少足以反映出当时人的一种普遍心态与焦虑。

顾维钧时任中国驻国联代表，并在欧洲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援。顾维钧在演讲中，延续塞西尔的思路，详尽地讨论了国联的利弊。对于有人指摘国联应对目前世界不安的局面进行负责，他指出，这种责备有些浅薄，因为国联并不是各会员国的上层政府，没有一个执行机关，也没有独立的军队，任何重要决议都需要一致通过，尽管有一个法庭，也只有承认这个法庭的国家才可以受其裁判。即便如此，顾维钧认为国联于避免战争、维护和平仍有一定用处。

书中顾维钧的漫画

为什么国联面对九·一八事变、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与中日战争“缺乏效能”呢？他指出了三种可能：“几个重要会员国不愿实施盟约”，“各会员国的无热心的努力和彻底的办法”，“国联制度本身之基本缺点”。面对这三种可能，他指出：“如果保有最大权益，具有最大富源与力量的会员国不愿起而实施盟约，那末国联之主要目标因而失败，又何足啧啧称奇？他们之缺乏诚意其实是国联困难之渊源。”

简而言之，他不认为国联的失败是因为制度，而是因为会员国特别是大国不愿意诚心为之奉献。但是，他亦承认，目前的问题在于有的国家没有参加国联，甚或有的从前参加了，一危及本国利益便退出了，故而“国联实在不能采取任何有效行动”。尽管如此，他仍然强调：“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国联，各自本国的遍于世界之权益，一定可以蒙受许多便利。”

此外，面对国联目前软弱之现实，他呼吁全世界民众应该积极关心国联的工作和利益，使国联避免战争，主持和平的任务不至于失败。但是民众具体应该怎样去做呢？顾维钧指出，目前正在进行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无疑是民众对于维护和平的工作中最突出的表现。除此之外，正如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抵制日货便是普通民众能做的一种切实而重要的工作，并且，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民众“可以督促政府强制和平”。

由顾维钧的演讲可以看出，尽管他并非不了解国联制度的缺陷，并且还详尽地列举出来了，但是，由于当时除了向具体的国家求援以外，无法突破这一既有框架，于是，他只能寄希望于通过这一并不与国联完全重合的国际组织，来呼吁大国与他国民众支持中国的抗战，遏制日军的侵略。

出席大会之中国代表团

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同时，蒋介石亦对该会发出致词，内中称：“贵会为世界最有力量一部份民众之代表，倘能使日本深感全世界爱好和平之民众，痛恨其残杀掠夺之行为，实足予中国为公理和平之奋斗以强有力之奥援。贵会共同情绪若能以具体步骤之表现，促成日本侵略之结束，则贵会推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之努力，庶几见显著之成效。”

由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政府尽管十分感谢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对于中国抗战的宣传与帮助，不过对其成效仍有一定的怀疑。但是，不管怎样，这仍然体现出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尽量克服意识形态歧见，通过各种途径，在国际上为中国寻求帮助的努力。此类运动在国内、国外的进行，在直接的物质援助以外，于精神上对国人抗战的启发与鼓舞，亦是颇为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