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江西的唐先生将身患重症的孩子从江西省儿童医院转运至上海某医院，800公里路程被“民营救护车”司机收费2.8万元。他质疑该“民营救护车”的资质及收费问题。6月中旬媒体报道此事后，非急救转运话题备受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吕国悦曾表示，非急救转运服务大体包括：院后医疗转运（含长途跨区转院）、院后助行转运等。但是，我国对非急救转运的认定划分、救护车分类管理、施行办法各地各不相同，并不统一。在此背景下，非急救转运服务需求缺口加大。

有专家认为，目前全国多地的非急救转运服务，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和管理。也有专家建议，非急救转运需求缺口大，有必要建立非急救转运系统，可探索政企联合，企业出资，实施社会化运营，政府制定准入门槛，核准申报机构资质，符合条件的纳入名录，接受管理和监督。

院后转运如何进行？怎么收费？我国非急救转运服务现状如何？近日，（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转运中心、业内人士以及关注转运服务的专家。

江西病情危重患儿跨省转运风波

跨省转运话题，起源于浙江媒体潮新闻的一则报道。该报道载明，今年4月，唐先生将身患重症的孩子从该省儿童医院转运至上海某医院，800公里路程被“民营救护车”司机收费2.8万元，且没有说明价格明细，也未开具发票，甚至费用都是转入个人账户。因此，他质疑这笔费用是否合理。

舆论热议之下，6月19日，江西省卫健委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调查核查，患儿唐某某因病情危重，4月8日19时20分许，家属提出急需连夜转运治疗。由于就诊医院无符合跨省转运条件的救护车，经家属请求，诊治医生联系了赣医医院救护车。救护车司机与家属沟通，约定转运费2.8万元，分两次支付。江西省儿童医院派出两名医护人员随车护送，并携带使用ECMO（体外膜肺氧合）等相关抢救设备和药品。4月9日5时许，救护车到达家属指定的上海某医院紧急救治，患儿转危为安。

调查发现，救护车所有方南昌赣医医院存在收费不合理等问题。目前，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已责令其退回了不合理收费，并暂停医疗转运服务。

近日，记者致电南昌赣医医院有限公司，该公司负责人冷某表示，相关情况需联系上级主管部门，他不接受任何采访。

某转运中心报价800公里1.93万元

通报之后，网友持不同看法。更多网友认为，事出紧急，且车上配有两名司机和两名医护人员，还有ECMO等大型设备运作，2.8万元的转运费合理。

这样的收费是否真的合理？我们不妨多看看一些案例。

四川乐山的君君（化名），3个月大时被确诊为心力衰竭、重症肺炎等疾病。此前在四川华西医院治疗，在民间爱心人士的联系下，于今年5月底转院至武汉协和医院。

经打听，爱心人士得知，常用的跨区域转运有两种，一是转运救护车，一是高铁转运。考虑到患儿心衰，不宜颠簸，爱心人士决定高铁转运，并联系了转运公司，由该公司购买一名家属和患儿的高铁商务座，并配有一名具有资质的医生，还提前联系了当地的120救护车，由救护车运送至高铁站乘车，到达武汉高铁站后，由当地的120救护车接送至协和医院。

爱心人士称，转运公司配备的医生携带婴幼儿氧气仪。此次转运，共支付该公司9000元。君君在家属和转运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当天早上7点多出发，同日下午4点多抵达，成功办理入院。

近日，记者以需要转运为由致电上海交运非急救助行转运中心“962130”客服热线。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从江西到上海，按照约800公里的路程计算，不配备医生护士和急救设备的情况下，费用约为1.1万元，过路费自付。同样的路程，如果配备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一名司机、一名担架员（兼司机），且配有呼吸机、高流量氧气、心电监护仪、吸痰设备、微量泵等设备，则大概需要1.93万元，过路费自付。如果有新增其他设备，则另外计费。此外，患者有用车需求，一般需提前两至三天联系预约。

至于车上是否能配备ECMO设备，该转运中心另一名客服人员表示，一般车辆很难配备这一设备，至于该中心是否有配备ECMO设备的车，他需要再咨询后才能告知。

业内人士称曾转运骨折患者，收费300元被投诉

6月24日，在山东烟台从事了六七年非急救转运的刘仁（化名）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公司在全国多地配有转运车，如果有用车需求，可以尽快从当地调配。他们的转运车，仅做院后转运，比如病人需要转运至上级医院或者是北京上海等地医院，或者是脑出血、脑梗病人，无法坐立或起身，行动不便也无法坐私家车。

他称，转运车在运营前要报卫健委审批。他所在公司的转运车，根据患者要求，也可配备氧气仪、监护仪、吸痰器等设备，但没有ECMO。

“我们不做（转运）婴幼儿（业务）......会帮忙联系专门做的人。”他解释，首先，转运婴幼儿的设备，多为婴幼儿专用，价格较贵难回本。其次，他根据经验来看，因家属非常重视、在意孩子，转运婴幼儿被家属投诉的概率也更大，容易产生纠纷。“转运小孩，特别小心的，风险性会加大数倍，费用也会贵一些。”

在这些年的转运工作中，刘仁也常被投诉。他举例称，几年前，有一名骨折的患者，要转运到住所，除了用车，刘仁和同事还把这名患者抬上楼，送到了家里，收费300元。但刘仁却被其投诉至卫健委。卫健委调查后，要求刘仁所在公司整改。

刘仁称，这名患者在被转运后咨询其他公司，同行告诉他仅需200元。但在刘仁看来，同行未了解详细转运过程和实际情况，患者仅凭一句“200元”，就投诉至卫健委，“我们摊上就认倒霉了”。

非急救转运需求缺口大，各地并不统一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吕国悦去年曾带着《关于加快完善非急救转运服务体系的建议》上两会。他在2024年3月6日接受《医师报》采访时表示，非急救转运服务大体包括：院后医疗转运（含长途跨区转院）、院后助行转运等。

吕国悦介绍，以吉林省长春市为例，据向有关部门调研显示，每年仅长春市内的吉林大学附属的第一、二、三院和省医院，院后需转运患者就近万人次。加上全市二级以上的33家公立医院和109家民营医疗机构，每年全市非急救转运需求可达2万至3万人次。再结合日益完善和发展的社区卫生服务、老年慢病、医养结合等工作，非急救转运服务有着巨大的需求缺口。

6月24日，唐先生的一名亲友通过潮新闻回应称，唐先生把此事诉至媒体，本意只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对2.8万元的转运费用做出解释，他希望有正规的价格收取标准、发票。

针对“非急救转运”，各地做法并不相同。2018年12月1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答网民关于“‘黑’救护车活跃，院前急救、院后转运需加强规范管理”的留言》中提到，根据《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非急救患者转运是指经医疗机构治疗康复后出院送至非医疗机构，需要特殊车辆进行转运且不需要任何医疗行为的相关业务。

而在2023年7月12日，江苏苏州颁布的《苏州市非急救转运车辆管理方案》中规定的非急救转运车辆主要提供运送服务的对象为：在医院获得有效救治后遵医嘱可以回家或去养老院、护理院、康复医院等接续性医疗机构进一步恢复、康复的行动不便患者；不属于院前急救转运范围的行动不便患者看病就医。上述患者转运有特殊需求（如卧位、担架等），但不需要专业医疗护送，包括市内短途转运和跨行政区域长途转运服务。

记者注意到，2025年2月19日，海南出台的《海南省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则把“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定义为：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之外，不需要实施急救措施但需要配备医护人员及搬抬人员、急救药械、搬运工具的转运服务，如非急救院际转运、出院患者转运，或为行动不便的就医患者提供的医疗转运服务等。

在此背景下，一边是像唐先生这样的家属，怀疑转运公司是否有正规资质、是否合理收费；一边是刘仁这样有资质的转运公司叫苦连连，他们“斗”不过那些游走在中间地带可随身坐地起价的“黑救护车”。

吕国悦在前述《医师报》的报道中还提到，2013年实施《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以来，将非急救转运从院前急救业务中剥离出来，导致填补非急救转运服务空白的“黑救护车”现象愈演愈烈，客观上增加了构建规范的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6月25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中心副主任苗常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急救资源还未十分充足的情况下，非急救转运的发展就慢一些，甚至出现服务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大量“私营救护车”在未经行政许可的情况下，进入非急救转运市场，从而出现坐地起价等问题。

专家：应建立统一的全国非急救转运系统，规范管理

苗常青表示，对于跨省或长途转运的病患，他所任职的医院有急救车，协商好价格后，可以长途转运，但仅解决其院内病患转运问题，比如需要器官移植的、危重症的患者，车辆不对外开放，不解决院外需求。

在非急救转运服务的管理方面，2023年5月2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开展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主题活动的通知》（国卫医政发﹝2023﹞11号）载明：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等要率先开展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试点，建立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平台，实现统一呼叫号码、统一受理呼叫、统一指挥调度，对急救与非急救进行分类调派和管理。

安徽合肥就开通了非急救转运热线。安徽商报2024年11月27日报道，同年11月26日，“96560”非急救转运正式上线，呼叫该号码，或通过微信“96560合肥非急救转运”小程序，即可预约市内短途和长途转运等服务。6月25日，记者以想用车为由，拨打该热线咨询后，一名负责整体调度的工作人员致电称，可为记者调配合适的车辆，该热线调配的车辆，公开明码标价，接受公众监督，如公众发现有违规行为，可进行投诉举报。

浙江嘉兴也探索实行急救与非急救分类管理，在不影响急救的前提下，为公众提供96120专业的“非急救转运”服务。而当记者以家人从嘉兴医院转至上海医院预约用车时，对方却告知，该热线提供的车辆仅支持从嘉兴医院出院回家，不支持转到外地医院的转运，转院需联系120救护车。

据苗常青的观察，目前全国多地的非急救转运服务，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和管理，“市场不规范，各弄各的。”

吕国悦在《关于加快完善非急救转运服务体系的建议》中提及，非急救转运服务市场混乱且缺乏有效监管，有必要建立非急救转运系统，并加以管理，卫生健康、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执法，落实好非急救转运服务的管理。

此外，他还建议，要加强队伍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为综合解决转运车辆缺口、雇佣人员管理和非急救转运公司管理，可探索政企联合，企业出资，实施社会化运营。政府从机构规模、硬件配置标准、运营人员资质、运营管理制度等方面制定准入门槛，对申报机构资质进行核准，为准入机构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明确其非急救转运业务范围。符合条件的机构纳入非急救转运服务转运机构名录，接受管理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