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享誉全球的著名华人历史学家、教育家，王赓武的人生轨迹本身就如同一部流动的文明史——1930年生于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幼年随父母移居英属马来亚，1947年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翌年因时局动荡转入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后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此后移民澳大利亚，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

王赓武

1968年，王赓武应国际汉学泰斗费正清之邀撰写的《明初与东南亚关系》论文被盛赞为“大师之作”。史学大师钱穆鼓励其从外部视角研究中国历史。1986-1995年，他在担任香港大学校长期间，将研究视野从五代史、南海贸易拓展至中国现代化进程。1996年起王赓武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所主席、东亚研究所所长。

近一个世纪以来，跨越怡保、吉隆坡、堪培拉、南京、香港、伦敦、新加坡多城的人生足迹和跨文化的生命体验使王赓武对文明和文化、民族与国家的变迁融合有近距离观察，亦有深入思考。他与余英时、许倬云齐名，并称为三大“海外华人史学大师”。

今年6月，王赓武新著《中国现代性之路：文明与民族文化》在新加坡出版发行，以海外华人学者的双重视角，解构中国从古老文明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历程，进而思考当今中国面临的持久挑战：如何构建一种既能接纳全球思想，又能保持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

在王赓武看来，华夏文明的原始内涵体现为“道统”或“天下”观念，本身不具有边界意识。现代情境的转变始于西方民族国家概念的兴起，并在百余年前由革命先驱引入中国，这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王朝观念——国家属于全体人民而非特定阶级。自此，文明与文化的分野愈发清晰：国家文化具有明确疆界，而文明则超越此限。而中国的国家认同既建立在共同的政治框架之上，又包容着丰富的文化差异，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复杂格局。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概念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的模式，而需要从其独特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构成中加以理解。

王赓武先生接受了独家专访画面。视频截图

17日，王赓武先生接受了（www.thepaper.cn）的独家专访。即便年近期颐，这位94岁的学者仍保持着阅读与交流的习惯，笔耕不辍，敏锐健谈。

各国文化差异与全球化进程间仍存张力

：在您看来，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代表着什么？

王赓武：中国学者正在热烈探讨“什么是中国”这一命题。目前存在几种不同观点：一种是从版图角度定义中国；另一种是关于中华民族的争论，即它究竟是单一民族还是多元民族。这些讨论涉及历史、地域文化差异、语言和宗教多样性等多重维度，我认为这些学术探讨非常有趣。

作为一个海外观察者，我主要通过中国学者的研究来理解这些复杂问题。从国际视角看，中国是联合国190多个主权平等国家之一。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其庞大的体量、复杂的民族构成和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之一。这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当一个大国强调民族主义或作为民族国家时，周边小国该如何应对？是保持尊敬还是产生恐惧？大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是否会影响邻国？当几个大国关系如此复杂，那么邻近的小国该如何处理和他们的关系？

当今世界存在多个大国，它们之间的复杂竞争关系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各国都认同全球经贸发展、科技工业革命的重要性。然而相比之下，各国文化差异与全球化进程之间仍存在张力，如何平衡这种矛盾，仍是全球学者持续思考的重要课题。

：您认为文明差异是否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因？

王赓武：文明差异有影响，但不是最重要的根本原因，主因在于“富强”。任何国家都希望能富一点、强一点，能改善人民生活，能靠自己保护自己。但大国对富强的追求，会产生一种争取控制世界经济、政治的愿望或野心。现在科技如此发达，如果“你死我活”的概念长期存在，人类的前景堪忧。 

人们试图用文明、文化来化解冲突、避免这种野蛮的行动。但实际上，我看这是避免不了的。

比如美国的自由主义在原则上就是一种文明概念。最终，美国的主要手段还是依靠富强，因为只有最富最强，才有话语权。美国人自己也无法避免这种逻辑。他们很清楚，与苏联的成败之争，本质上是富强问题，而非文化问题。

那么中国呢？中国富强了，美国自然会视之为威胁，想方设法遏制，不让中国太富太强，以免与其争权。这种对立已经与文明文化无关，现在基本演变成纯粹的富强较量——无论中国如何谈文明，最终双方的焦点仍是彼此富与强的对比。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0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表讲话。

“边界安全”已成人类面临的核心挑战

：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以来，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正在终结，今天的世界正慢慢地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您怎么看？ 

王赓武：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体系确实承载着人类崇高的理想——通过主权国家平等共处的原则构建和平新秩序。我们这一代人曾对这个前所未有的构想充满期待，认为它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然而冷战曾使这一理想遭遇严峻挑战。本质上，这是西方文明内部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源自启蒙运动的两大核心价值）的深刻分裂。冷战结束后，美国错误地将自由主义视为“历史终结”的胜利者，试图将美国模式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普世化。

这种“胜利者”心态导致其在不到20年里过度扩张，但既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维持这种全球霸权，最终难以为继。这种失败直接引发了本土的民粹主义反弹——这个最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竟滋长出民粹主义政治秩序，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发展。

：您在多元背景的经历下成长为“专业的世界主义者”，如何看待当今全球范围内许多地方民族主义回潮、民粹主义上升的现象？

王赓武：当民众明显看到不公与日益扩大的差距时，他们的不满会变得难以抑制，民粹主义便成为一条必经之路——这种现象既令人惋惜又相当可怕。如今民粹主义本质上就是对现有统治权力的反抗，比如特朗普宣称自己代表新的“天命”，他以同情百姓的姿态出现，声称要帮助他们推翻建制派统治。

：在历史被频繁武器化的今天，许多国家都将历史描绘成有利于己方，普通人应如何辨别各类历史叙事？

王赓武：这与启蒙时代后民族国家概念的形成密切相关。民族国家的基本理念是每个国家都有其永恒的历史边界，但实际上这种观念更多是人为建构的想象。以欧洲为例，现有二十多个国家的边界大多仅确立于最近一百多年，许多划分非常新近。例如俄罗斯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这一问题至今充满争议——无论是基于宗教、文化还是历史叙事，各方都能提出不同解释来主张边界应在此处或彼处。

俄罗斯当前的核心论述在于：乌克兰的国界虽是既存事实，但整个东欧地区仍属于其传统势力范围，与大西洋集团的西欧分属不同地缘板块。这种“势力范围不容外部介入”的论调，本质上仍是关于国家边界的认知之争。波罗的海三国、巴尔干地区的问题更凸显这种结构性紧张——当某个区域被不同文明板块同时认领时，冲突几乎难以避免。因此，国家边界、文明疆界等不同维度的“边界安全”，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核心挑战。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7日，乌克兰基辅，救援人员清理一栋被俄罗斯袭击摧毁的多层住宅楼的废墟。

而亚洲国家对此缺乏类似经验，必须格外谨慎。亚洲多数国家几乎是近百年才划定的新边界，且普遍存在模糊性，因此各国更需保持克制与互让。若对边界采取绝对化立场，必然引发灾难。现实选择是，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持续探索和平共处的路径：承认边界的现代性，相互尊重现有边界，确保内部发展不对外部造成冲击，也反对外部干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理念，关键在于各国领导人能否在共同愿景下构建新共识。尽管当前对抗思维盛行，但通过努力削弱极端立场仍存在希望。这种可能性虽充满不确定性，却值得全力以赴。

技术发展更需追求和平

：今天全球局势经常给人一种极大的不确定和混乱感。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在爆发战争，您曾经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您认为人类是否又会经历重大的动荡？ 

王赓武：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经历。中国作为一个古老文明，历经生存危机后实现复兴，通过两次大革命建立起统一强盛的国家，这一过程充满艰辛斗争，是全国人民付出巨大努力才取得的成就。在维护国家富强的原则上，中国必须持续发展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这是保卫国家前途的必然要求，也是历史赋予的使命。

中国在追求经济繁荣和国家利益的同时，领导人始终坚持向国际社会传递和平理念，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避免人类遭受战乱之苦。然而现实情况是，当前乌克兰危机、巴勒斯坦问题以及伊朗局势等冲突持续升级，如果各方都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由采取对抗措施，最终不仅将损害全球利益，更会反噬自身。

人类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智慧中的理想原则和伦理道德。这一使命任重道远，中国需要联合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共同构建新型国际合作机制，通过集体力量影响更多国家。这实质上是人类文明面临的最重大考验——唯有让和平理念战胜对抗思维，才能为世界开创光明的未来。

：最后，您想对年轻一代分享什么经验或建议？ 

王赓武：我对科技发明和进步的了解确实比较浅显，而且根本跟不上其飞速发展的节奏。因此，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如何演变，我并不完全清楚。但我始终抱有一个强烈的希望：在这场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必须设法维持和平环境，才能避免自我毁灭——因为我们现在的毁灭力实在太强。

面对这种新挑战和科技革命的未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帮助人类减少斗争的本能和历史惯性，避免那些企图利用科技进步来挑起冲突的行为。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思想体系来维系世界的生存。

纵观人类历史，我始终相信，因为全人类追求生存的天性，我们必将竭尽全力避免自我毁灭。这种生存意志本身就是希望的源泉。

（实习生孙旺琪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