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四月初至八月淫雨不止，七八月间多次大暴雨，怀远、凤阳、五河等州县普遍“舟行树梢，人栖于木”“大水进城，关市几没”，为近500年水灾最严重一次。黄河决堤，水天无际，灾荒肆虐，河南、安徽、山东等多地受灾。朝廷懈怠应对，导致灾情蔓延，“两河连江北诸郡大饥”，人们既无充腹之粮，又无安生之地。次年，时任刑科右给事中的杨东明（1548-1624年），目睹灾民惨状之后，秉持凛凛风骨，向万历皇帝进呈《饥民图》，并附以图说文字描述，“请度支水衡各出十万缗赈之”。万历皇帝为之动容，下令立即赈灾，图像本身所具备的强大劝诫功能无疑在此突显。试想，杨东明大胆进呈的《饥民图说》到底是如何打动固执偏激的万历皇帝的？《饥民图说》又是如何推动晚明赈灾体制改革的？其在晚明救荒史中的地位如何？

关于杨东明《饥民图说》的历史叙事十分精彩，前人多以此为切入点进行历史化讨论，如美国学者戴福士（Roger V. Des Forges）在以豫东北区域为着眼点关注明朝衰亡的过程中，便以《饥民图说》为案例分析了晚明黄河治理、赈济灾荒等经济议题，还借此讨论了杨东明、吕坤等出身于当地的知名士大夫官僚之言行等社会文化层面的问题；刘如仲从图说看河南水灾，钩沉出万历二十一年水灾发生后的一系列基本史实，并分析由此产生的晚明阶层矛盾；台湾学者吴秀玉亦以图说为线索探讨晚明河南虞城的黄河水患大害之原因、治理以及河工知识等诸类问题，显示出晚明治河为民之举已然受到重视；郏颖丽、杨九策以江西省博物馆藏清同治七年木刻本杨东明《饥民图说》为底本，对于杨东明其人学行以及成书背景、内容、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梳理。此类研究多是借由图像探讨灾害史实，然而《饥民图说》图像叙事本身并未得到应有重视，以及针对于图说事件如何推动晚明赈灾体制的改革与完善这一议题尚有讨论空间。故本文将结合灾荒史视角，以图说叙事与赈灾体制变革为主线，进一步窥探晚明这样一个迷惘不安、聚讼纷纭的时代。

杨东明《饥民图说》的图像叙事与视觉呈现

杨东明《饥民图说》共计14幅，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江西省博物馆等地均收藏有相关实物图像。其中，河南博物院保存有虞城版本《饥民图说》木板雕刻共22块，刻板大体一致，厚薄不均，平均长27厘米，宽20厘米，乃杨东明第6世孙杨檈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重新刊刻。内容包括“水淹禾稼”“河冲房屋”“饥民逃荒”（图一）“夫奔妻追”“子丐母溺”“卖儿活命”“弃子逃生”“人食草木”（图二）“全家缢死”（图三、图四）“刮食人肉”“饿殍满路”“杀二岁女”“盗贼夜火”“伏阙上疏”（图五）14个场景，每幅图画都有对应文字解释，表现出灾民的各类惨状，其中不乏种种残忍悲痛行径的描绘。

图一 杨东明《饥民图说》“饥民逃荒”一节木印雕版，河南博物院藏（吴苏洪摄）

图二 “人食草木”一节版画，河南博物院藏

图三 “全家缢死”一节版画，河南博物院藏

图四 杨东明《饥民图说》“全家缢死”一节木印雕版，河南博物院藏（吴苏洪摄）

图五 “伏阙上疏”一节版画，河南博物院藏

杨东明《饥民图说》图绘饿殍、以谏灾情，是真正意义上关怀民生的“流民图”。正如杨东明在版画所附题本中言：“臣见四方多事，中土饥荒，日夜忧愁，恐成大变，皇上身居大内何从得？臣乃据所见闻，进兹图说。”正是杨东明图文并茂的直言进谏，才使宴安深宫的神宗深感震撼，并为之动容，解救万千灾民。纵观万历一朝，除杨东明之外，臣僚常以图进谏，相关事例，辑录如下（表一）：

表一 万历朝“以图进谏”事例辑录（史料来源于《明神宗实录》《按辽御珰疏稿》《颂天胪笔》等）

据上表统计可知，在万历朝开豁赈灾、关乎民计的相关图谏事例中，多以仿效郑侠《流民图》用意而进行图绘制作，如朱笈、沈子木、吴达可、何尔健均是如此。不仅如此，除杨东明之外，明代士大夫积极仿效北宋郑侠为灾民请愿的图鉴行为，希望在成功先例的辅助之下，劝导皇帝开仓廪，赈贫乏，如成化年间彭惠安、周洪谟，嘉靖年间张禄、姚虞，万历年间朱笈、沈子木、吴达可、何尔健、张其猷、唐世济等人都曾进献过“流民图”。可见，郑侠以《流民图》叙述现实民生，揭示民变之先河，晚明士人已然将其视为约定成俗的经典图鉴范例，杨东明《饥民图说》亦与此主题传统一脉相承。

在尚存版本《饥民图说》中，残酷的现实已然逼迫受灾影响的底层百姓丧失理性，许多图版情节惊悚愕然，甚至部分图像与孝子故事图，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具有浓厚的反伦理、反道德的人性冲击之感。如“全家缢死”一图附文：“这几株树木，乃是先臣马文升之林。有一起逃荒饥民，一家大小男女七口，走到林中歇息，肚饥力倦，不能前进，商量着将十五岁女儿卖了，女儿挽娘衣哭不忍舍。又要将一儿一妇卖了，儿妇跪在地上，扯住父母痛哭不去，举家痛心抱头大哭一场，齐在树上缢死。丢下两岁孩儿，扒天扑地，声声叫娘，无人答应。”版画重点描绘了一位衣衫褴褛、气若游丝的难妇，无奈将孩童舍弃，烟云惨淡、死气沉沉，远处弥漫着浓郁瘴气，两位路过的难民在荒野中掩面痛哭、悲伤欲绝的场景。又如“卖儿活命”一图附文：“这是卖儿卖女的人家，生儿生女，惯养娇看，热气儿舍不得呵着，年荒无奈，母子不得两全，且将儿女来卖得几文钱，换得几升米，图救眼下性命。想那儿女离娘难割难舍，卖到人家酷刻得全没痛热，朝打暮骂，受冻忍饥，眼望亲娘不见，暗地偷哭几声，做娘的岂是狠心，自是顾他不得。”版画重点描绘了一对憔悴至极、悲伤哭泣的难民夫妇，在年荒无奈之际将儿女卖给别家、换取粮食的场景，小童想要挣脱束缚，逃回父母身边，而旁侧观望的难民更是同情叹息。

被虐待与被抛弃的孩童形象，成为了本套版画企图勾起统治者感情的一把“利刃”。婴戏图自古以来便是朝廷政府借以鼓励生育、维稳统治、昭显人民安居乐业的一类重要图像手段，宋元明时期皆十分流行。最喜小儿无赖，婴孩在图像叙事中往往都是以天真美好的形象出现于观者视线之中。不过，在《饥民图说》的图像情节叙事中，弱小无助的孩童境遇十分悲惨，他们或被自身难保的父母残忍丢弃（弃子逃生），或被父母卖给有钱人家当牛做马（卖儿活命），或在全家缢死之后孤苦无依（全家缢死），甚至被人以领养名义杀之食之（杀2岁女），种种反伦理、反道德的情景，以孩童这一关键画眼“利刃”尽显，社会秩序的底线被彻底突破，民生怨愤，百姓疾苦。万历皇帝应当深谙政治规则的弹性——每次社会危机都会变成继承的危机，而每一次危机的解决都要以体制本身应对未来威胁能力的下降为代价。《饥民图说》利用反伦常的图像叙事手段与视觉策略，希冀博得统治者的感念同情与情感共鸣。毕竟，恶劣的气象不仅是一种失衡的自然现象，而且象征着一种“道德气象”（moral meteorology）——代表着上天对于朝廷的谴责。万历皇帝于情于理，也应该主动维系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协调，下令赈灾自然是当务之急。

《饥民图说》与晚明赈灾体制改革

明神宗极为爱财，对地方报灾多存怀疑，认为地方官员是想争取内帑赈济。按明制，地方发生灾伤之后，先由“所在官司踏勘明白，具实奏闻”，再汇总到巡抚处，由巡抚报至中央。报灾之后是由巡按覆勘，用以确定灾伤程度，提供治灾建议，明廷根据灾害奏报，做出赈济、蠲免、折征、停征等等处置。因此到皇帝御前，往往仅剩某地灾伤重大、灾伤分数多少之语，并不能了解灾情细节。当神宗怠政后，对奏疏也不再认真批答，对纸面灾情不肯破格赈济。万历十四年，山西大灾时，山西巡按御史乞“破格蠲赈，活此沟瘠”，神宗则怀疑地方欺瞒，认为地方平时未按要求积谷赈荒，及至灾时，虚文搪塞，抚按不察，便请内帑，推卸职责。最后，神宗并未发放内帑银两赈济，仅让巡按御史查核灾伤，按例蠲恤。所以，河南水灾初始，并未获得神宗特别关注和中央援助赈济。

万历二十一年五月，“二麦已见垂成，忽经大雨数旬，平地水深三尺，麦禾既已朽烂，秋苗亦复残伤。且河决堤溃，冲舍漂庐，沃野变为江湖，陆地通行舟楫，水天无际，雨树含愁，民乃既无克腹之资，又鲜安身之地。”时值二麦收获之际，河南地区突发大雨，冲屋倒房，收获无望。甚至水灾演化为饥荒，饿殍盈途，盗贼猖獗，情势恶化。入秋后，地方开始报灾申请蠲免赈济，而户部覆议认为开封（今河南开封）、归德（今河南商丘）、河南（今河南洛阳）三府重罹水灾，不应蠲免，照例折银，每石五钱，征解太仓，而彰德（今河南安阳）、卫辉（今河南卫辉）、怀庆（今河南沁阳）三府，原无重灾，尚堪出办，照旧征纳，运送至天津、蓟、密等仓，不许折银。因此，地方并未得到赈济，反而要继续上供赋税。时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1554-1621）上《蕲破常格用拯灾异》，请求神宗破格赈济，并对起运钱粮进行蠲免，然而神宗“未蒙发下”，只是留中，毫不在意。户部也不愿发放中央钱粮，只让地方筹集银两，动支贮银，委任贤臣，前去赈济。杨东明奏疏直言，批判当时朝廷不免赋税的做法，以致民伤。

直到《饥民图说》进呈，神宗阅后惊惶忧惧，让大学士及部臣传阅，并让议赈议蠲。最后部议，蠲免田租，发银8万两，令光禄寺丞钟化民（1545-1596）兼河南道御史前往赈济。神宗则下旨：“饥荒情状异常，朕心甚切惶惧。就着钟化民领教前去，多方便宜拯救。”然而神宗却由于忧心忡忡，一反常态，在发银8万两基础上，主动补给，连续增给，大破常格。先是主动捐金20余万，又让圣母、皇妃、亲王共出数万银两佐助，最后共计从皇帝内帑中发银30余万两，从漕粮中拨出11万石，主持赈灾的钟化民亦言，是从来未有之赈。在得到中央支持后，钟氏多管齐下、多方区处：广开粥厂，救济饥民。审别贫户，精准给领。择医以视，施药以疗，避免了灾后大疫。经过钟氏治理，河南地区很快从灾害中恢复过来，中土民众，可谓一片欢腾。钟氏还将本次赈豫经验，仿《饥民图说》作《救荒图说》，加以总结，“以救荒始末情形，及善后事宜，各绘一图，图著一说”，成为后来治灾者的重要参考。

《饥民图说》不仅帮助归德府（今河南商丘）速行赈济，拯救黎庶，还开创晚明巡按主赈之先河，对于晚明荒政卓有成效。杨东明上《饥民图说疏》以图文并用形式劝谏神宗，还举荐钟化民赈济，认为钟氏在县令与按差任上，救荒工作有所佳绩，民众皆歌功颂德，如今派其前往，必对荒政有益。《饥民图说》中的反伦常的图像叙事，使神宗为之动容，最后准允钟氏兼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前往赈灾。御史主持赈济，其关防印信为“督理荒政”，如钟氏之印即为“钦差光禄寺寺丞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督理荒政之印”，可谓是明廷尝试以新监察力量主赈的一次制度探索。

此前，明廷主要以巡抚主管赈济，嘉靖十一年（1532年），都察院都御史王应鹏（？-1536）上《职掌十一条》，自此以后，赈济之事，专责巡抚，会同司、府、州、县，备查仓库盈缩，根据灾伤重轻，酌情散发钱粮。然而与中国传统地方政治体制一样，巡抚也出现了监察官员行政化、派遣单位实体化的趋势，设牙建府、辖制三司，于地方久任，形成新省级行政领导机构，其监察属性不断弱化，极易与地方勾结。因此，神宗十分怀疑巡抚主持赈济体制的可靠性。万历十三年，天旱、饥荒，朝廷赈济未获明显收效，神宗祭祀求雨后，与朝臣言，天旱后果严重，更多原因在于天下有司贪婪，剥害小民，以致灾异天谴。十五年，神宗视朝后见阁臣，再次强调各地出现灾伤都是由于“有司官贪墨，不恤百姓”。阁臣不解圣意，神宗为此对其严加苛责，尤其是对内阁首辅申时行（1535-1614）提出的蠲恤提议十分不满，称地方官剥削百姓，百姓安得不为盗贼？而一向主张调和君臣关系的申时行，不同意对官僚体系大动干戈，而是认为要先行赈灾，盘查地方现存钱粮，或散发百姓，或煮粥赈济，以救危急。神宗不认同此观点，坚持下敕书至吏部、都察院，要求严格督查巡抚、巡按。其实，神宗对地方赈济体制的不信任，主要表现在对地方官虚应故事与贪污害民的反感。神宗看来每当赈济时，有司官多侵充囊橐，小民不沾实惠，多视诏令如废纸，敷衍了事。为此，御史黄仁荣（1591年任御史）便进言，认为地方“贪、酷、慢、巧、远”五吏害民，建议于西北东南重灾之所，谨慎选择大臣出任监司勘灾。若是遭遇特重灾情，则需要选择才望帅臣，集中权力，特殊措置。

故神宗在改革赈济体制时，一定程度上听取黄氏建议——引入科臣，专责荒政，赈济灾民。万历十七年，“吴地大旱，震泽化为夷陆，斗米几二钱。袤至江以北、浙以东，道殣相枕借”。因对巡抚主赈之体制不认可，故神宗下令差遣有经验、有能力的给事中前往赈济。鉴于议论赈济方略时，杨文举（万历五年进士）先后列出诸多可行之策，如假以便宜，随勘随赈；宣布德音，以系民望；官方发银，籴买粮谷；拨船给照，押运接济；鼓励商贾，鬻贩豆麦。故吏部、都察院推举户科右给事中杨文举衔命而行、赈济灾民。神宗同意部议结果，并发内帑钱款，特赐赈荒科臣关防名号为“督理荒政”，此实为神宗首创之举。并且，神宗特允杨氏所提“任法不如任人”之策，对于不称职的府州县官，可以随时弹劾，直接就地处置。然而，坐拥人事权力的杨氏，行权乱用、收受贿赂。在其经过地方州县之时，杨氏通过各种手段索要行贿。其弹劾举荐的依据，便是按照官员所送钱财多寡，以上中下三等进行分类，多者美言举荐，少者弹劾去职。据传，当时所收礼物、古玩等逾万金。万历十九年，南京礼部祠司主事汤显祖（1550-1616年）、南京湖广道御史李用中（万历十一年进士）、南京福建道御史章守诚（万历十八年任御史）相继弹劾、上疏揭发，批评杨氏“贪肆不检，罔上行私，不能奉宣德意，以负皇上任使。”并指出崇明知县沈一德因为科举等第太低，未获得送贿机会，导致上任不足半年，便被弹劾。此类事件反映出在新的赈荒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科臣独掌监察与人事权力，而无制约，在地方肆意妄为。

钟化民则对荒政十分留心，于京师名扬，故杨东明上《饥民图说》后举荐其为钦差赈济，钟氏不负所托，全活甚众，为另差御史主赈制度的延续，奠定了良好基础。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便对杨、钟二人赈济行为进行对比：“甲午河南一赈，则少卿钟化民力居多……若庚寅年给事杨文举赈江南，恣意冥行，虽以墨败，而孑遗已填沟壑矣。”明代制度的形成与“判例法”近似，多依前人故事与先例，初行者对制度形成有关键性影响，杨氏之后，赈荒科臣之制不再延续。钟氏赈豫，青史留名，为另差御史主赈创造良好范例，此后遂成定制。如万历四十四年，山东大饥，过庭训（？-1629）延续钟氏之例，以御史身份主赈，“星驰入境，设法区处，曲周民隐，条陈凡数十上，无不朝上夕下，事无掣肘，得随力展布，不数月而地方赖以全活者数百万”。又如崇祯四年（1631年），陕西大旱，李继贞（？-1642）希冀延续前例，上疏请赈陕北，效仿过庭训赈荒山东之法，宣布德意，安辑流民。二十六日，崇祯帝终为所动，发布圣谕，差遣御史吴甡前去赈济。此类由《饥民图说》引起的“钟化民——过庭训——吴甡”等一系列明代赈灾事件，不仅于当时挽救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数十万黎民百姓，由此总结的赈灾经验，形成的赈济制度，还为晚明灾重地方带来生机与希望。在晚明时期的河南、山东、陕西等重灾地区，均能看到御史赈荒救民的身影。

《饥民图说》引发的政治余波

杨东明上《饥民图说》原本目的是引起神宗同情，迅速赈济灾民。然而，在灾异政治传统与《饥民图说》的反伦常的图像叙事之下，相关文本图像的传播，掀起一股政治舆论风潮，汇聚着各方势力的目光。深宫帝妃利用官民对灾情的关心，试图塑造郑贵妃（1568-1630）贤良淑德的人设形象，并为福王夺嫡扫清障碍，在一定程度上致使《饥民图说》的功能产生异化，使得原本关乎民生的图像变为争权夺利的工具。

神宗便巧妙利用《饥民图说》掀起的舆论波澜，书写郑贵妃爱民之心，为其塑造良好形象。当时，国本之争日益激烈，大臣纷纷上疏批评郑氏，如雒于仁在《酒色财气疏》言：“艳彼妖姬，寝兴在侧，启宠纳侮，争妍误国。”即把郑贵妃当成“妖姬”，魅惑神宗，导致储位应建而未建，甚至神宗打算不承祖制，废长立幼。鉴于此，神宗亟待扭转郑氏在群臣心目中的负面形象，改善福王在储位之争中的不利境地。钟化民赈济收效之前，河南巡按陈登云（1550-1597）还奉上饥民所食雁粪，表明百姓处境艰难。当时，内阁首辅王锡爵（1534-1611）等臣僚担心国家财政不足支撑赈济，故建议神宗发内帑和鼓动后宫捐助内藏，分投布施，急救生命，以积福德。并说明这将引起中外百官万民仿效，引起好善之心。疏入内廷，神宗意识到此举将有典范意义，即下圣旨，诉说忧情，并谈及自身在观看《饥民图说》时，郑氏在侧，为之动容，问及何图，“画着死人，又有赴水的”。得知《饥民图说》来龙去脉之后，“自愿出累年所赐用外之积，以布施救本地之民”。通过此举，神宗希望借此表明贵妃见百姓之困苦而有恻隐之心，称赞其言行举止具有贤妃风范，而非外廷所言“妖妃”“祸水”。该贤妃形象亦被部分史家所称，如刘振（约万历末至顺治初）撰《识大录》时，便称郑氏“聪明敏捷”，其因便是在神宗看到杨东明所进《饥民图》之时，欲速行蠲赈，郑贵妃能闻弦歌知雅意，自愿捐赠累年积蓄，以救饥民，帝妃合心。

万历二十三年，郑贵妃令其伯父郑承恩、兄弟郑国泰重刊《闺范》，延续利用了版刻图说塑造形象的方式。《闺范》（图六）原由吕坤（1536-1618）辑录历代贤良淑德的女性事迹与女教之说，由焦竑（1540-1620）为其作序，在士大夫家庭中十分流行。当时神宗喜好市坊之书，博览载籍，太监陈矩（1539-1607年）迎合圣意，不断为神宗购置新书，“凡所进之书，（神宗）必册册过眼，如《人镜阳秋》《闺范图说》”，并将《闺范》一部赐郑贵妃。郑氏时常阅览，别有用心，萌生利用《闺范》塑造自身“模范妇女”形象的想法，便下令让其父兄重刊，效仿《饥民图说》名为《闺范图说》。郑氏亲自撰写序言，提及两者关联：“予昔观河南《饥民图》，则捐金赈济，今观《闺范图》，则用广教言。”可见，郑氏渴求利用图像手段，传播其贤良淑德之形象。此《闺范图说》以汉明德皇后为开篇，而以郑贵妃为终篇，为博得势要重臣的支持，新刊本较之原本多增明节烈妇17人，多为万历时名臣豪族之家，且地域多属顺天府（今北京）。可见，郑氏之目的显然是想要利用图说，拉拢亲信力量，间接减少朝中反对声浪。前文所述，神宗是利用《饥民图说》在百官中树立郑贵妃良好形象，希冀大臣减少对郑氏批评，而郑氏则通过《饥民图说》在官眷中书写自己同情弱势、怜悯饥寒的形象，希望走“内闱路线”，在士大夫家眷中建构慈善形象，继而提升自身在朝野中的影响势力，从而为其子福王夺嫡扎实根基。显然，郑氏希冀借助图说余音，进一步推波助澜，为下一步的政治斗争，铺垫良好的舆论基础。

图六 吕坤《闺范》版画局部，清康熙（1662-1722）吕应菊重刊本，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

救荒拯民：杨东明的乡里实践与思想渊源

杨东明《饥民图说》将灾区颠沛流离、生灵涂炭之景象，浓缩于方寸版刻图景之中。其效仿郑侠《饥民图》之意，垂怜民众穷苦，大胆以图鉴方式上疏神宗、请求赈济，此举是否拥有可以寻觅的思想渊源？一般而言，个人思想的形塑与变化，多与师承脉络与友朋经历相关。接下来，本文将从杨氏自身经历与其所受思想浸润出发，一窥杨氏救荒拯民、万物一体的理念路径。

在《饥民图说》面世之前，杨氏朴素的亲民理念，于其早年乡里实践中便已萌发。吕坤赞其：“所过劝分士绅，输粟千百，顾即于所在储之，以备大祲。列社学科条以养蒙，设敬老约会以劝孝。分人以财、教人以善之心，恳切浓至。其所口说，皆其所躬行者也。”焦竑亦赞：“乃以其所蕴公之乡人，如义学、社仓、助婚、平籴，以至修学、筑堤，无不曲为之所。”二者言论均指出，杨东明于乡居时，重视乡里实践，劝分富户之财，推行乡约讲会，建设地方仓储，完善防灾体系。现存杨氏自撰《山居功课》，则清晰勾勒其乡里实践之行迹。如万历十六至十七年，其曾目睹“旱戏为虐，生民相食”，囿于社仓未能存留粮谷，致使百姓流离、社会动荡。因此，杨东明基于切身之体会，怒斥当时富户无视灾情，囤积余粮，只顾享乐，漠然不动，而灾民只能啼饥号寒、辗转沟壑。此外，杨东明积极号召宣言“夫重莫重于民命，急莫急于救民命”，希冀身体力行，以唤醒众人“恻隐之心”。万历十八年，为汇聚多方力量实行理想，其特于家乡创设“同善会”，组织富户士绅，接济贫苦百姓。

日本学者夫马进研究指明，“同善会”与“同乐会”“亲睦会”具备密切的亲缘关系，并认为“布德施会”是其附属理念。但有国内学者认为，虞城“同善会”是一个兼以怡情和行善为目的的民间结社团体。自杨氏重订会约、更改纲领之后，行善便成为了“同善会”之首要目的，重视“救难恤贫”。万历十九年，杨氏还将此行善救济形式，推而广之，增设“广仁会”，并提倡仁义心学理念。此种以同善与广仁为号的组织形式，亦渗透至江南地区，被高攀龙（1562-1626）、钱一本（1546-1617）、陈幼学（1541-1624）、陈龙正（1585-1645）等东林学人仿效，并最终促成了明末大规模的同善会运动。入清以后，依旧延续。至近现代，仍有回响。受益百姓，难以胜计。

杨氏所秉持的亲民观，无疑受到晚明心学理论的思想浸润，弘扬主体意义，深得纯正阳明之传。黄宗羲（1610-1695）在《明儒学案》中，将杨氏列入北方王门之中，赞其“能得阳明之肯綮（真传）”。王阳明（1472-1529）强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之说，与“致良知”思想并立齐驱，均为其晚年的主要思想。而杨氏学贵得之心，深得阳明心学精髓，志在推广“万物本吾一体，仁者天下为家”的学术理念，诚爱恻怛，万物一体，以唤起大道之公，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此外，泰州学派所强调的“百姓日用即道”纲领，亦可视作影响杨氏“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观念形塑的重要氛围基调。杨东明师承杨起元（15471599），上接罗近溪（1515-1588）、颜山农（1504-1596）等泰州学派巨擘。余英时便曾指出，明代儒家“外王”路线由传统的“得君行道”向全新的“觉民行道”转变。因此，杨氏重视拯饥赈贫，患难相恤，无疑吸收泰州学派关乎百姓之理念，且经世致用、拯时救危，并未陷入泰州学派曲解心学的流弊。

值得一提的是，杨氏交游网络所形成群体环境，亦是其坚持道义、心系民生的重要支撑。与杨东明交游诸君，多是一时名士，如邹元标（1551-1624）、冯从吾（1557-1627）、吕坤、孟秋（1525-1589）、耿定向（1524-1596）、张元忭（1538-1588）、魏允贞（1542-1606）、徐即登（1583年进士）、马从龙（1592年进士）等，他们忧心国家未来，力求尽除夙弊，挽救时局颓势，注重乡里实践，提倡居官恤政。在此一众文士的群体认知中，积贮防灾之举尤为重要，是关乎王政与民生的重要根基。想必，杨氏《饥民图说》的创作与传播，亦得到了志同道合好友们的声援支持，方能逐步深入人心。如此看来，此图后续饱受关注，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社会舆论，也绝非历史偶然。

结语

杨东明及其《饥民图说》在此前的研究中，多是作为图像材料佐证万历二十一年水灾之重，或以此探讨当时的生态环境与地域社会，却忽略了其形式、内容以及后续引发的政治波澜。《饥民图说》的突破性在于其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叩击皇权，通过“全家缢死”“卖儿活命”等反伦常画面，杨东明将抽象的灾情转化为具象的情感冲击，突破了传统奏疏文本桎梏的限制。此种视觉化的信息传播手段，呼应了晚明社会对大众文化（如小说、戏曲）的接纳趋势，体现了士大夫的行为开放尝试，不过其内核仍深深植根于儒家“为民请命”的伦理传统。放眼晚明大变局，杨东明上疏图说之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赈济、佐益治灾，发挥正向作用，而且被后世视为道义之典范，成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箴言的真实诠释。《饥民图说》推动的赈灾改革，展现了晚明体制在危机下的被动调适。钟化民以御史身份主赈、专设“督理荒政”关防，标志着监察力量介入地方赈济的制度创新。然而，这一改革的本质仍是皇权对传统官僚体系架构的不信任，试图以垂直监督的方式弥补横向行政失效。可以说，晚明时期的赈灾实践，始终在技术修补与制度惰性间摇摆，折射出王朝“裱糊匠”式的治理困境。

细究杨东明上疏图说为民请愿的自身内因，可以发现其深植于晚明思想变革的土壤。杨东明深受阳明心学“万物一体”理念浸润，以乡里实践（如社仓、同善会）践行“觉民行道”，将儒家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基层社会的组织力量。这种从“庙堂”到“民间”的转向，既是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延续，也预示了明清之际士人角色转型的萌芽。然而，在皇权体制的压迫下，这种努力终被限制为局部改良，未能撼动根本。可以说，杨东明的《饥民图说》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晚明社会守旧与开放交织的复杂光谱。在王朝衰颓与变革暗涌的夹缝中，这一事件既是士人阶层坚守儒家道义的写照，亦是社会矛盾倒逼体制局部调整的缩影，更暴露了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困境。无论如何，如今对于杨东明《饥民图说》相关材料的进一步挖掘与分析，无疑为洞察诡谲变化的晚明社会生态，提供了更为细致而微妙的历史视野。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黄河文献的搜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批号：22&ZD241）阶段性成果。

（本文首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5年第5期，作者董帅[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吴苏洪[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