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首个区域一体化的先行区与示范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于探索中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制度体系和路径模式、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十四五”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继续发挥全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作用；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初见成效；产业合作日益紧密，产业链韧性增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一体化体制创新与功能平台建设作用突显，引领高质量区域合作；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共建共享成效显著，绿色一体化发展取得共识；共同富裕试点率先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走在全国前列。

在新阶段、新形势下，与国家赋予长三角战略定位的要求相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仍存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受制于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作用不强、尚未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环境、专业化分工格局还有待提升等问题。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产业链关键环节仍然受制于人

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尤其是欧美国家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的背景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

长三角区域要有更大的作为，必须打造高水平产业链，将关键环节握在自己手里。虽然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发展韧性和水平走在全国前列，但占据国际产业链高端环节还不足、产业链之间高水平融合发展不够。特别是部分行业的关键生产设备、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等依然无法实现自主可控，这与国家对长三角战略定位相比尚有差距，迫切需要强化自主创新策源能力。对江苏省269家高新技术企业进口产品的调查显示，“无可替代”类产品所占比重达35%，其中1-3年有望攻关突破的不到20%，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性依旧较大。

例如，长三角的集成电路生产在全国占据半壁江山，但依然存在四个问题：一是在图形处理器、软件工具等关键核心领域自主程度偏低；二是装备和材料仍然是短板，自主供应远不能满足需求；三是各自为战，缺乏联动，缺乏对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统一规划，同质化竞争依然存在；四是芯片产业人才缺口大，领军人物、平台级企业缺失严重。2020年以来，长三角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下的周期性错配、原材料供需不平衡等问题逐步显现，高技术产业链上游供给仍旧面临受制于人的困境，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多个关键节点相继出现“断供”及“失序”危机，内部结构的脆弱性在外部风险的影响下被进一步放大。

2、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作用还不强

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是长三角对国内相关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还较弱。长三角地区拥有大 量的重大科学设施、人才、技术、信息等优质资源，但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的协作创新合作还较弱，与中上游地区的技术合作、科技成果转化还不够，溢出效应较弱，相关先进适用技术多处于被动式转移，主动式转移还处于起步阶段。长三角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老工业城市产业合作还有较大拓展空间，如长三角可以利用其先进的技术标准、行业标准、信息优势来倒逼老工业城市提升能源、矿产、原材料、产品的供给质量和保障水平，进而全面提升中国产业链的整体层次，但目前这类合作模式还是零星的、散乱的，未形成体系。

二是将国际先进资源优势转化为中国先进产业优势的潜力还没发挥出来。长三角拥有 G60科创走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世界制造业大会、 临港新片区以及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国际重大平台，以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自由贸易试验区，具有聚拢优质资金、技术、人才资源的能力，但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长三角出口增速明显放缓。2018—2022年，长三角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从 4227亿美元增至4606亿美元，占长三角境内货源 地出口总额的比重从43.9%降至34.7%，下降了9.2个百分点，这与承接国际先进资源及带动国内企业有效出海的平台枢纽地位要求有一定差距。

3、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环境还存在差距

长三角各地创新创业环境的差异性较大，各地对人才的吸引力不相同。 经济较发达城市仍具有较强的人才虹吸效应，而经济水平较弱城市不具备聚集人才的功能。随着各地“招才引智”的“价码”水涨船高，少数地方政府存在为争取优惠政策而弄虚作假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扰乱了人才市场，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2018—2022年，长三角新增常住人口1108万人，其中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金华、合肥七座城市新增人口1030万人，安徽除合肥外的其他城市常住人口均为负增长。人口流入的差距背后隐含着营商环境好坏的差异。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统筹好不同区域之间的竞争关系，既调动地方积极性又将长三角区域视为“一盘棋”，这是深入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难点所在。

4、专业化分工格局还有待提升

长三角推动高质量一体化必须建立在各城市差异化发展基础上，而不是平均发展、同质化发展，要成为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最强、产业链韧性最足的区域。各地政府“十四五”规划中均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列为重点，产业同质化、相似度较高，跟风现象严重，区域内的产业竞争激烈，资源配置过于集中，无法形成错位发展，但是研发投入与产业体量又不相称。2023年长三角地区电子信息技术领域和生物医药行业研发与世界性巨头公司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产业相似度主要体现在加工环节，在技术储备环节投入不足，产业链的垂直分工不充分。此外，各城市对自身定位和适宜发展的环节还相对模糊，导致各城市专业化、特色化和品牌化发展不充分，产能过剩和重复投资的现象时有发生。

“十五五”时期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1、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高水平一体化合作路径

长三角地区理应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走在前面、作出表率。

一是充分发挥由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共同构成的长三角战略科技力量的带头作用与辐射作用。要瞄准产业的共性技术突破，在事关科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主要领域，尤其是集成电路、生物科技等领域加强合作。上海、江苏的基础力量和科研优势更明显，安徽、浙江在应用开发和国产化替代方面可优先试点。

二是要作为世界科技前沿技术的突破口。重点把张江、合肥的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利用好，更好地服务产业端的技术创新研究，力争加速在光子芯片和器件、生物医药、纳米材料、 量子科技、核能科技等前沿技术领域产业化等方面取得突破。

三是推动产业模式根本性变革，积极将产业发展中的爆发点转化为新质产业、新质产品。 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产业领域，通过与新技术的结合培育新质生产力。

四是采取强链补链延链方式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世界级产业链能级提升。在更大范围内联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三链”融合发展，以链带动新质生产力的爆发。

2、推动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必须有制度保障，创新体制机制，打破地区分割和行政壁垒。在三省一市政府层面要坚持一盘棋思想，达成一体化共识，深刻认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和作用，加快探索创新步伐，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一是进一步强化制度体系顶层设计协同能力，促进部门协同、地区协同，按照新的标准、新的要求推动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推动长三角四大自贸试验区高水平建设，要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可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重点突破难点问题。特别要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货物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率先对接，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二是关注国际前沿技术，提升创新联动机制。发挥长三角创新资源富集、产业梯度较大的优势，跨区域、跨部门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完善各项跨区域创新联动机制，推动协同攻关，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推动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两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同创”，完善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合作机制，发挥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作用。研究制定科技创新策源地与重大产业基地协调发展规划，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一体部署、深度融合，加快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孵化和转化应用。

三是深化跨区域协同机制。依托省际毗邻地区的重点平台，加强规划、土地、项目建设的跨区域衔接，在破解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发展突出问题上探索新路径。高水平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进跨区域共建共享，探索跨区域项目审批机制，加强各项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和协同配合，加快从区域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为提升特大城市治理水平、推动上海高质量发展提供区域层面解决路径。推进上海白茅岭农场与江苏宜兴、溧阳，安徽广德、郎溪，浙江长兴、安吉“一地六县”跨省域产业合作区建设。

四是探索“龙头带动”协调机制。上海应对标“五中心”建设，疏解非主要功能，充分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用好苏浙地区发展优势，进一步完善机制、夯实平台。加快推进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建设，总结用好“浙江山海协作”“江苏南北结对帮扶合作”等经验，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有序推动产业跨区域转移，打造“飞地经济”升级版，发展“产业飞地”“科创飞地” 等，提高长三角内部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在更大范围内辐射带动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3、继续发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龙头带动作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要进一步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人才等要素市场改革，破除其障碍因素，健全人才共享和流动机制，探索完善用水权、用能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交易机制，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 动、高效配置。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置规则、标准跨区域衔接，强化跨 区域能源互济互保机制。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进一步推进跨区域业务“同事同标”，探索企业资质互认机制，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

[作者孙承平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本文首发于《财经智库》2024年12月号，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区域经济学重点项目（资助编号：DF2023ZD24）；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项目“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研究”（GJSZY2024026）成果。经授权再编辑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