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历史学家向达（1900年2月19日-1966年11月24日）是敦煌学和中外交通史学的奠基者。上世纪初，他的《中西交通史》《中外交通小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著作，对于中西交通史学科体系的创立具有重要意义。近日，《中西交通史》和《中外交通小史》合并再版，经出版方授权，刊载其中一章的内容，标题为编者所拟。

向达，湖南人，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史学系，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等职

自十六世纪东西交通的海道发见以后，西洋诸国同中国的交通一天盛似一天。在文化方面，明清之际的西学，虽只植了一点根芽，而未能大成 ；明朝将亡的残局固然未能挽回，清初的西学，也只昙花一现。可是就文化交通史的全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收获也就算是开以前千余年未有之局了。其后同光时代中国的维新，说是导源于一二百年前，也不为过。这是文化方面的情形。在经济方面，自十六世纪以至于十九世纪之初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同西洋也有很显著的关系。如今且先说西洋。

西洋同东方的贸易，十六世纪时，完全在葡萄牙人的手里。到了十七世纪，荷兰人继葡萄牙人而起。葡萄牙人的东方海上贸易全然为荷兰所夺，十八世纪的前半期，葡萄牙船为荷兰所有的即达三百艘。以前所有对东方贸易的公司，至是都为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所并吞了。在一六〇三年至一六九三年之间，从东印度，尤其是从中国，输入欧洲的货物价值每年至一百二十兆利佛尔（livre）后来还两倍三倍于此数。到一六五三年，公司赢利五十一兆利佛尔，到一六九三年，几乎近一百兆了。中国货物输入欧洲之速于此可见。所以在一六〇二年至一七三〇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分红金有三百兆马克（marks），每一股分红利百分之二一点一七。到后来荷兰东印度公司内部腐败，营业遂至一落千丈，一七三〇年以后竟亏到四百兆马克。于是英国人遂乘之而起。在十七世纪末叶英国从东方运到欧洲的货物，一年就值到十八兆马克。而从秘鲁和墨西哥流入西班牙的金银，又到甚么地方去了呢？据福禄特尔说，这些钱都落到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荷包里去了。这些人在卡的士（Cadiz）做生意，把所有的出品又运到美洲去。而大部分的钱则流入东印度，用来买丝、绸、香料、硝石、糖茶、织品、金钢石和古董去了。这一时期欧洲同东方的贸易，从那时欧洲金银的增加也可以看得出来。在一五〇〇年，欧洲金银块的供给，金块约为八三六九〇〇〇兛，银块为七七〇〇〇〇〇〇兛，到一四九三年至一六〇〇年，金增七五四〇〇〇兛，银增二二八三五〇〇〇兛。一六〇一年到一七〇〇年，金增九一二〇〇〇兛，银增三七八三五〇〇〇兛。这是欧洲同中国通商以后在经济上所生最显著的影响。

中国方面的情形正不下于欧洲。中国在明以后，同西洋交通贸易，最重要的场所就是广东。广东之同海南诸国交通远在汉武帝时，徐闻、合浦为中国通海南诸国发舶之所。六朝时候，广州同外国的交通大盛：当时以为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而国家所须，取给于广州的也自不少。到了唐朝，阿拉伯人兴起，南海方面海上贸易极盛，唐时曾设立市舶司，以掌海外通商事宜，市舶司到底设于何时，今不之知，最早的市舶使是开元二年（七一四年）的周庆立，然则市舶司之立，在西元六七世纪便已有了。那时广州，中外称为广府，广州城下的海南诸国如波斯、师子、昆仑船舶，云屯雾集。外国人同基督教徒住在广州的至十多万人。外国人所住的地方名为蕃坊，有蕃长，以管辖蕃人，依本国法处断，有人说这就是治外法权的发端。蕃船入港，有舶脚、进奉、收市等名目：舶脚相当于今日的进口税；进奉则是专指进贡的货物而言；收市则是宫廷收买所需各外国货的名称。收市的价格大概比普通要高两倍。宫廷收买过以后，才准一般人民自由买卖。

到了宋朝，对外贸易制度才算完备了。在广州、宁波、杭州、泉州地方置市舶司，以掌理征收关税和商人一切事务等等。外国商人之有蕃坊，大致与唐代无异。不过宋朝的对外贸易完全是官府独占，于京师置榷易务，市舶司交付市舶本钱，由宫中派遣内侍经理其事，蕃商携来的香药、犀牙、真珠、龙脑为当时重要的输入货品，由政府全部收买，名为和买。和买的货物送京师榷易务，以高价卖出。禁止民间自由买卖，犯者处重罪。禁榷以外的货物抽分以后，由商人购入，许其在市上发卖。其时设有牙人以评定货价，名为舶牙；牙人乃是货主同买者之间的中间人也。

元朝也仿宋朝的办法，于上海、庆元、澉浦、泉州置市舶使，取缔市舶。并且由官府自备海船，选取贾人派赴海外贸易，所得利益贾人得三分，其余七分归官。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年）制定市舶则例，那时所设的市舶司有广东、温州、澉浦、杭州、上海、庆元、泉州七处。对于官吏人等出资经商以及偷运货物等事俱严厉禁止，只准商人从事贸易。这种商人有舶商同海商的分别，舶商经营海外贸易，海商通商南洋，市舶司对于本国海舶出海的规程定得很是详密，出海时俱须受市舶司的公验，对于船上一切都要详细书明。航海时并行保甲制度。外国船到中国来，所携带的金银珠玉，皇帝以外不许卖给任何人。皇帝则有舶牙十二人以专理此事，任货物评价之职。这种舶牙，大约即是后世洋行的滥觞了。

明朝如太祖、成祖都有很大的野心，成祖之极意经营南海即可见一斑。广东、福建、浙江都设有市舶司：宁波与日本交通，泉州则近取琉球，广东则与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来往。泉州有来远驿，宁波有安远驿，广东有怀远驿，都是安顿外商的处所。不过明初的市舶司，对于国外贸易只许以入贡的形式行之：“贡船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商船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当时也兴牙行，同元朝的舶牙一样，为贸易的中介。隆万以后西洋如葡萄牙诸国人相继东来，至广东通商，于是以前入贡的制度，不能复行，那时广东文武官吏的月俸也多用番货代替。一禁止通商，番舶不至，于是公私都窘迫起来。恢复同外国通商以后，则抽分（即是抽税）可以供御用，可以充军饷，可以上下交济，可以使小民衣食其中。所以明朝末年禁止广东同外国通商的事，竟没有办到。

明亡以后，郑成功据台湾，反抗清朝，支持明朝的残局，纵横海疆一带，清初所以有海禁之起。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郑氏既降，于是始解海禁，许船只出海贸易。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恢复浙江、福建、广东的海关，许外国人贸易。浙江由巡抚，福建由将军兼理海关监督。广东则特派满人为海关监督，外国人称之为Hopoo，这即是户部，因为广东的粤海关是归户部管的。那时外国方面，英国代葡萄牙而起，活动于澳门、广东、厦门等处，最后选定舟山列岛中定海的红毛馆为居留地。而中国则不之许，只准其仍在广东贸易。

康熙以后中国同外国贸易，大概以对英为最多。葡、荷两国都已衰歇，英国起而握东方贸易的枢纽。这两国的贸易彼此都脱不了专卖一途：英国方面有东印度会社（East India Company）来垄断一切，中国方面也有所谓行商操纵中外贸易的大权。中国的行商，即是宋元以来舶牙同牙行的蜕变。清朝之有此，大约起于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年），那时有一种官商，由官府指定一人为经纪与以独占中外贸易的特权：外国人经彼之手以购入绢茶等货，输入的外国商品也经由官商之手以流通国内，外国商人同中国商人以及中国官府，都由特许官商为之中介。后来因为这种制度很有流弊，遂改为行商；或名公行制度，由一人独占的官商分而为若干行来共同担负对外的贸易。这种制度只限于广东一处。外国商货入境征收税项，以及外国商人的管理等事，全归这些行商负责；各公行负债，则彼此连带责任。到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封锁其他海港，专限广东一处同外国通商，于是这种公行制度才实行确定。

广东的公行，一称为洋行的，即是一种基尔特制度的组合。清初，广东的贸易全握在这种行商的手里。乾隆十六年时候这种商人有二十八家，二十二年减到二十六家。行商中又因地域而分，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年）计有：外洋行“专办外洋各国夷人载货来粤发卖输课诸务”，共有九家，本港行“专管暹罗贡使及夷客贸易纳饷之事”，共有三家；福潮行“报输本省潮州及福建民人往来买卖诸税”，共有七家。后来公行因为负债太多，曾一度由官府将公行制度废止。乾隆四十七年左右，又行恢复对西洋贸易的公行，并规定为十三家。（至于十三行的名称，则清初即已有之，屈大均《翁州诗外》卷十六《广州竹枝词》可证也。）本港行到乾隆十年左右，因为三家负债，遭官府革除，以至消灭。所有事务，虽由外洋行代管，终于不振。洋行本身也因排场过大，负债倒歇，所有数目也时有增减。李调元时十三洋行只存丰进、泰和、同文、而益、逢源、源泉、广顺、裕源八行。乾隆时泰和行欠债到一百多万元，裕源行有四十几万元，当时洋行欠债之巨，可见一斑。道光四十七年闭歇同泰行，八年闭歇福隆行，其后又有东生行，都因拖欠外国商人的款项，以至倒闭。到《南京条约》时，十三洋行的名目是怡和行（外国书称此为Hawqua，即伍浩官，官名伍纪荣，刻《粤雅堂丛书》的伍氏就是这一家的后人）、广利行（Mowqua，卢茂官，卢继光）、同孚行（Ponkhequa，潘正炜，潘绍光）、东兴行（Goqua，谢鳌官，谢有仁）、天宝行（Kinyqua，梁经官，梁丞禧）、中和行（Mingqua，潘明官，潘文涛）、顺泰行（Saoqua，马秀官，马佐良）、仁和行（Punhoyqua，潘海官，潘文海）、同顺行（Samqua，吴爽官，吴天垣）、孚泰行（Kwanshing，易昆官，易元昌）、东昌行（Lamqua，罗福泰）、安昌行（Takqua，容有光）、Hintes Háng（Sunshing，严启祥）。

鸦片战争前，外国商人在广州十三洋行地方租建的商馆

十三洋行因为握有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权，无论输入输出，都得经过他们的手，所以最容易发财而成为大富豪。清初时候广东有银钱堆满十三行之谣。彭玉麟也说：“咸丰以前，各口均未通商，外洋商贩，悉聚于广州一口。当时操奇计赢，坐拥厚资者比屋相望。如十三家洋行，独操利权，丰亨豫大，尤天下所艳称；遇有集捐之事，巨万之款，咄嗟可办。”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时，怡和行伍浩官的财产一共达二千六百万元美金，合现时一万万多，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有数的富豪，十三洋行之富，于此可见一斑了。关于十三洋行的琐琐屑屑，也很有足以资谈助的地方。洋行商人因为同外国人接洽的机会多，所以容易感受欧风，第一个表现就是西洋式房屋。十三洋行在广州幽兰门西（至今广州还有十三行街的名称），结构与洋画同，中有碧堂，连房广厦，蔽日透月，扬州的澄碧堂即是仿此而作。不仅房屋建筑，即是器物之微也多采用洋式，如十三洋行的茗具白地彩绘，精细无伦，且多用界画法，能分深浅。而因同洋商交易，于是所谓Pigeon English的也随之而产生了。

凡是洋行商人都要从户部领到一种部帖。请领部帖，须交纳帖费，有时要费到二十万的光景。得了部帖之后，加入洋行公所，由洋行全体作为保证：一行破产全体负责。后来洋行设立，总先试办几年，有了成效，方准正式开办。洋行设立公所，议有条规：对于同洋人买卖的价格，要同行公议决定，与洋人私行买卖者处罚。内地运到广东的货物要卖给洋人，也得由同行集议，公定价格，不遵者罚。与洋人交易宜正直。负绿茶斤两证明的义务，严禁搀杂他物。对于磁器的买卖，一任他人，不过洋行要抽取百分之三十的税。这是比较重要的。中国那时同外国的贸易情形，在这些规条中可以见出大概来。

当时外国船到了广东，船舶货物都要课税。由澳门到香山，通事同引水人征三百二十五两至四百两。到了黄埔，要补充粮食的特许状以及雇用买办要征五十两至一百十六两。到了埠头，再要征收船钞。此外还要收取其他的费用，如属四百二十吨的船，正税收八百四十两二八五，合其他各种费用，一共要二千六百六十六两六六七。这是船舶所要征取的税。至于外商货物则于船到黄埔后，商人即寄寓夷馆（factory，这是外国商馆，为数也有十三，由十三洋行商人建造，租给各国商人）。货物搬上交给行商，于是货主拱手无为，一概听行商处置。海关对于输出输入的货物课税都很重，如棉花百斤，正税为一两五钱，此外正当的附加税二钱五厘，不正当的附加税达一两五钱。茶的正规课税每百斤一两二钱七九八，实际上的课税要到六两。归入官府，算是国家正式收入的正税，真是微乎其微了。

到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只能住于夷馆，受有严厉的限制。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颁布八条规则，大致：禁止外国兵船进入虎门；妇女、枪炮等不准带入夷馆；外国商人所雇诸人俱须在澳门同知处登记，每一夷馆只准雇用八人；不许外人在河中泛舟取乐，洋人不得直接请愿，须经行商之手；行商不得欠外国商人的债；外国船到广东应直泊黄埔，不得游行各处。这些规条都由行商负责，监督洋人实行。

号称夷馆的外国商馆，自东至西为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瑞典、比利时、美国、法国、西班牙，共是八国，共十二行。中以东印度公司为最有势力，同中国的十三洋行一样，也是采取独占贸易的政策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创始于一五七九年，其后又有一新公司出现。到一六〇〇年，两公司正式合并，改名联合东印度公司，垄断中国的贸易。在广东设立永久的组织，管理英国在华的商务。于国家特许状的范围以内，实行独占的贸易，自好望角至麦哲伦海峡之间，所有中国茶的贸易，严切保有其专卖权。在国内市场，也以东印度公司的地位为最高，公司的职员在规定的范围以内，可以自行做生意。中国同印度之间的贸易，英印人民都可参加，不过要向公司取得执照。这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概况，同中国的十三洋行政策似乎正同。英国不堪于中国十三洋行的轧取和官吏的剥削，东印度公司于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特派总商哈利逊（Harrison，《中西纪事》作喀喇生）通事洪任辉（Flint）至宁波通商，都未能达到目的。但是英国之想自由贸易的心思无已。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遣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正式通使中国，谒见清高宗，要求自由通商，在浙开港，并通市天津，又要援俄罗斯例遣人寄住北京。马戛尔尼的请求自然无一能够实现，中英第一次的正式通使也告失败。但是中国的新局面也快要展开了，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鸦片一战，中国同外国的交通方始急转直下，由蒙昧而入于明显。

《中西交通史》，向达/著，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202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