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代建筑大师贝聿铭（1917–2019）建筑梦的启航之地。

正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举办的“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每天现场需要排队进馆，国际博物馆日的周末两天，观展人数超过1.2万人次，创下该馆历史纪录，可见这一展览的热度之高。

1927年，10岁的贝聿铭随家人从香港来到上海，直到1935年赴美留学，这8年间，贝聿铭主要居于上海，偶去苏州，穿梭于具有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江南庭园建筑与国际大都会的现代景观之间。上海，到底留下了哪些贝聿铭的遗踪？《｜艺术评论》近日专程进行了走访。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的观展排队现场

上海于贝聿铭是一份城市记忆，多元文化体验成为他日后“用现代语言诠释传统”设计理念的萌芽。目前已知上海对贝聿铭影响最大的是国际饭店，这座1934年落成的“远东第一高楼”是贝聿铭建筑梦的起点。

国际饭店旧影

国际饭店｜让贝聿铭想成为一名建筑师

正如贝聿铭后来回忆：“我被它（国际饭店）的高度深深吸引，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国际饭店的设计者，是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在此之前，他已经设计了8层高的诺曼底公寓（今武康大楼）、大光明电影院等多栋地标性建筑。

国际饭店的设计师是邬达克，他目睹了美国城市流行的摩天楼、大酒店的建筑热潮。尤其，建筑师雷蒙德·胡德设计的芝加哥论坛报大楼，其哥特复兴和装饰艺术风格，以及竖直线条、底层退台、竖向长窗让邬达克印象深刻，他也希望实现自己的摩天大楼梦。

国际饭店细部

邬达克的设计蓝图显示，他从纽约、芝加哥的摩天大楼中汲取了灵感，并建议将原计划的办公公寓改为豪华酒店，因其预判酒店业利润更高。这一提议被采纳，项目定名“国际饭店”（英文名Park Hotel，因毗邻派克路），这个名字被沿用至今。从1932年8月，建筑地上部分正式开工，到1934年6月竣工，历时22个月，已经是当时建造条件之下的神速。

2025年5月，国际饭店大门。 记者 图

国际饭店内景

如今站在上海市南京西路黄河路路口，虽然周围已经高楼林立，但国际饭店依旧气势极大。抬头往上望，其轮廓修长，顶部层层收进，直入云天。遥想90余年前，也许少年贝聿铭看完电影从大光明电影院走出，迷恋地仰头看着大楼渐渐升高的建造过程，萌生了成为一名建筑师的念头。

从南京西路看国际饭店， 记者 图

但“贝聿铭：人生如建筑”联合策展人王蕾在研究中发现，贝聿铭对国际饭店的兴趣不只停留于建筑，还因为国际饭店的主要投资方是由华人精英创立的四行储蓄会。且不在以欧美企业大厦为主的外滩，而是位于市中心。“这对于当时华人而言，是一项巨大的成就，由此激发了他的家国情怀。他选择从事建筑事业，也带有一定‘实业救国’的情怀。”“他们这一代人对中国文化和民族性的深刻意识，让贝聿铭不仅仅把现代建筑视为西方的概念，更思考如何将现代主义融入中国的建设中。”贝聿铭一生的作品成就也远远超过了国际饭店本身。

贝轩大公馆｜主人并非贝聿铭父亲，而是“颜料大王”贝润生

上海市南阳路是一条与南京西路平行的小马路，“贝轩大公馆”位于南阳路170号，目前是一家高级餐厅和酒店，大部分时间不开放参观。

南阳路170号“贝轩大公馆”

从门口向内望，可见一个效仿苏州园林而建、布置有凉亭、假山、灌木和鹅卵石小径的花园，花园尽头有着一栋三层西式别墅。在花园水池边的草坪上，有一块记录建筑历史的铭牌，其上有：

“原为贝宅（贝祖诒曾任中国银行行长，是美国著名建筑师贝聿铭之父）。中部工程公司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1934年竣工。装饰艺术派风格。东侧入口照壁有面砖烧制的一百个不同字体的寿字。”

建筑花园草坪上的铭牌。 记者 图

1940年第23期的《良友》杂志以《东方建筑图案》为题介绍了这栋建筑如何实现中式传统与现代建筑的融合。这一切元素似乎都反映出中西文化对贝聿铭的影响。然而，澎湃艺术在采访中发现，南阳路170号贝宅的主人并非贝祖诒，更多线索指向的是贝氏家族的另一脉——贝润生。而1934年，应是该建筑开始建造的时间。

南阳路170号“贝轩大公馆”建筑平面图

贝润生（原名贝仁元，1870-1947）祖籍江苏苏州。南阳路170号是贝润生为其次子贝义奎（号星楼）所建。贝宅主楼中轴线屋顶檐口有“星星”与“城楼”组成的图案，隐喻主人的名字——“星楼”，这在上海的建筑中为数不多，也是建筑原为贝义奎住宅的佐证之一。

主楼中轴线屋顶檐口有“星星”与“城楼”组成的图案，隐喻主人的名字“星楼”。

据沈默所著《从“颜料大王”到房地产业传奇的百年传承》一文中的梳理, “贝润生……姑苏贝氏第十三世孙，是近代贝氏一脉最为兴旺和出彩的一支……同为十三世孙的贝理泰，与贝润生关系笃密。两人的六世祖为亲兄弟，作为贝氏一脉，贝润生被称为‘颜料大王’，而贝理泰则成就‘金融世家’。”贝理泰三子为贝祖诒，贝祖诒长子便是贝聿铭。

贝润生

但贝润生年幼时家境贫寒，16岁经介绍在上海奚润如开设的“瑞康号颜料行”里学生意。“贝润生”之名源于感念奚润如的师恩，而他当时在颜料行里的师兄是日后闻名沪上的虞洽卿。

后因奚润如年事已高，“瑞康号颜料行”转由28岁的贝润生管理经营（据《吴中贝氏家谱·润生七十自序》中贝润生自述：“余乃得专心致力于业务，年二十八而任瑞康号经理，与世周旋，此其发轫，由是家道稍裕……”）。由于1917年中国在“一战”中对德宣战后，德国对华的颜料进口基本停止，作为“阴丹士林”颜料在华的主要代理商之一，贝润生依靠之前囤积下来的大量颜料发家，成为沪上“颜料大王”。也是在这一年，贝润生以9900银元买下早已荒废的苏州名园狮子林。

苏州狮子林  记者 图

此后，贝润生将自己经营许久的“瑞康号颜料行”归还奚润如之子。与此同时，他开始将大量资金投向当时沪上日益红火的房地产领域，一时间拥有各类房屋达一千余幢，面积16万平方米以上，因此，贝润生亦有“地产大王”的头衔。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贝润生退商归隐。

南阳路170号花园，其中亭子为五角亭，也是隐喻“星楼”之名。  记者 图

已故上海女作家程乃珊早在2010年就撰文提及南阳路170号是贝润生为其小儿子贝义奎所建住宅。之所以程乃珊之言有一定的说服力，是因为她丈夫是铜仁路“绿房子”主人吴同文的外孙，而吴同文则是贝润生的女婿。

南阳路170号主楼

上海弄堂文化研究者、摄影师寿幼森曾于2020年拜访过贝义奎孙女婿吕先生，吕先生亦证实贝轩大公馆曾为贝义奎住宅——在一份贝润生写下分产字据中所示：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为三个孙子（长子）所有，公共租界南阳路170号六个孙子（次子）每人六分之一。而苏州狮子林因作为氏族的义庄和祠堂为氏族共有。

吕先生（贝义奎孙女婿）提供了相关析产凭据。 寿幼森拍摄，经授权使用。

贝义奎一家于1940年至1948年底居住在南阳路170号，后举家迁往台北，再定居香港。1952年，贝义奎的大儿子贝聿新和三儿子贝聿炳携家人从香港回上海生活，但并未住入南阳路170号，而是住在南阳路134号（陔庐，曾因生意上的关系“陔庐”的主人张兰萍将此屋抵押给贝家）。

南阳路170号在国民党军队退守上海期间，被轻伤兵抢占。1949年以后随着世事变迁，南阳路170号逐步收归国有，50年代后期曾为上海医药工业公司宿舍，后期供一系列不同单位使用。

“贝轩大公馆”内101个“寿”字图案烧制成的照壁。 记者 图

虽然经历了不同时代，如今的“贝轩大公馆”依旧能看到过去的气息：一面由101个“寿”字图案烧制成的气势磅礴的面砖照壁、恢弘蜿蜒的天龙旋转楼梯、双龙戏珠浮雕等均保存完好。此宅也是上海最早安装私宅电梯的花园住宅之一。

“贝轩大公馆”内天龙旋转楼梯。

天龙旋转楼梯

屋外的花园，不由让人想到苏州狮子林。1917年，在购入狮子林后，贝润生又购得其东部的一处房宅并有所扩建。此后，他花了9年时间重修狮子林。峰石依旧，亭榭厅堂则掺糅了西洋手法新建。在新扩大的面积内，增建族校、家祠等。1927年开始，贝聿铭生活在上海期间，常会回到祖父位于苏州西花桥巷的宅邸，在狮子林也曾留下一张翩翩少年的旧影。

南阳路170号花园中的小桥。

贝聿铭在苏州狮子林湖心亭的一座桥上，约1930年代。由贝考弗及合伙人事务所提供。

贝润生病故后，狮子林由其孙贝焕章（贝聿炳）管理。1953年，贝焕章及亲属将狮子林捐献给国家，目前园内贝氏宗祠依旧记录着这段传奇。

至于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是否到访过南阳路170号，从族亲关系来说，到访小聚也不无可能。

明德里与武康路378号｜贝聿铭在上海的居所

那么，贝聿铭在上海的8年居于何处？根据上海史研究者薛理勇在《武康路》一书中所述，贝聿铭在沪期间主要成长的地方是延安中路明德里，在其父亲再婚后也会去其（贝聿铭母亲庄莲君1930年因癌症去世，此后贝祖诒与蒋士云在巴黎相遇并结婚）居住的武康路378号。

贝氏家族于上海福开森路（现武康路）贝祖诒住宅（属中国银行所有）的花园中合照，后排：贝聿铭（左三）、贝祖诒（左六），坐者：贝聿铭祖父贝理泰（左五），1935年。©版权所有，由贝洽提供

记者近日在武康路，试图找到照片中的花园。根据薛理勇书中所提供的线索，行至武康路378号。发现这个门牌号位于“武康庭”边，目前是一栋7层公寓，1、2层为商铺，现为咖啡店和服装店。早些年，这里曾有过一家网红法式面包房。

武康路378号现状

至于现有建筑的历史，附近的居民谭女士向记者谈起，目前的房子是1970年代后建的，最初是房地局宾馆。谭女士在这一带生活了60多年，对于贝聿铭与此的联系并不知晓，只是浅浅说了句：“就是条普通的马路，已经改建过好几轮了，从前的样子早荡然无存。”

现武康路378号主体建筑。 

至于延安中路明德里，分为老明德里和新明德里。老明德里1927年建，新明德里1934-1938年间建造，在二三十年代，因其良好的居住条件，吸引了众多名人前来居住。从时间看，如果贝聿铭在此住过，住所应在老明德里（现延安中路545弄）沿街的住宅。

这是一处联排三层里弄住宅，目前，门楣处的植物雕花、山墙的弧形山花，以及“1927年”字样的标志依旧清晰可见，只是对于贝聿铭曾经居住于此的往事，现在居住的住户，均已不甚清晰。

延安中路明德里（左为老明德里，右为新明德里）

明德里弄堂，不知此处是否留有贝聿铭足迹。

若要更清晰地梳理贝聿铭不同时期在上海时居于何处，或待更多相关学者研究。

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现址是今长海医院影像楼

贝聿铭在哈佛的硕士毕业论文设计了一座中华艺术博物馆，选址在上海的新市中心。有别于当时盛行的飞檐翘角式大屋顶设计，贝聿铭构思出一座扁平方正的混凝土结构建筑，外覆大理石饰面。博物馆展厅围绕景色优美的庭院而建，让建筑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展览现场，“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1946）模型，2024年M+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为“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制作的模型。

他的导师格罗皮乌斯在两篇聚焦其贡献的期刊文章中，对这位昔日学生的毕业设计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贝聿铭设计的独立庭院天井花园和素净的中式围墙，既凸显“中国建筑的特色”，亦“无损前卫的设计概念”。

展览现场，瓦尔特 · 格罗皮乌斯的文章《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刊于《今日建筑》第28期

在“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展出的场地平面图中可知，其选址位置，正是今杨浦区长海医院影像楼（长海路174号）所在，这个位置曾是20世纪20年代“大上海计划”公共建筑群中的旧上海市博物馆（当年上海特别市博物馆）。

现上海江湾区域地图（左）与展览中“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1946）位置平面图（右）。对比可见，路网依旧，“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位置是今杨浦区长海医院影像楼。

与如今上海江湾区域地图对比，依旧能看到当年“大上海计划”的路网模样。1929年7月通过的“大上海计划”将“上海特别市”的市中心划定为上海市区外东北方向的江湾区翔殷路以北、闸殷路以南、淞沪路以东，及周南十图、衣五图以西的约7000亩范围内。其中市中心分区计划将这一区域划分为政治区、商业区和住宅区。市政府等重要公共建筑，包括市图书馆和市博物馆就设立在中央的政治区。

上海市博物馆旧影

今杨浦区长海医院影像楼（长海路174号，旧上海市博物馆）。 摄影：尹舜（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畎亩建筑主持建筑师，他对此文亦有帮助）

“大上海计划”的初衷是振兴华界、与租界抗衡。自1929年始，市政府逐步完成了在市中心开辟道路、建设市政府大楼、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市医院和市卫生试验所、建造虬江码头一期工程等计划。如今的旧上海市博物馆建成于1935年（这一年，贝聿铭由上海启航，乘坐“柯立芝总统号”前往美国留学），与旧上海市图书馆是一对“双子楼”（且同期施工），建筑平面都呈“工”字形。博物馆位于当年的市中心区府东外路，坐东朝西；图书馆位于市中心区府南右路（今黑山路181号），坐西朝东。这两座建筑均由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主任、建筑师董大酉主持设计。市博物馆建筑的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间及两翼高两层；其上有重檐歇山顶门楼，铺设黄色琉璃瓦，高四层；朱红的梁柱外露，四周设有平台。

今杨浦区长海医院影像楼（旧上海市博物馆）。 摄影：尹舜

杨浦区长海医院影像楼内景。 摄影：尹舜

建筑天花板上有大量结合了北京故宫和江南格调图样的花草纹彩绘。

1937年1月1日，上海特别市博物馆正式开馆。常设展览有历史陈列厅和艺术陈列厅。然而，开馆的半年后，“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沦陷于日军的炮火之下，“大上海计划”也至此定格。上海特别市博物馆停止了运营，博物馆楼也在战争中饱受创伤。

待1946年，贝聿铭在哈佛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完成了题为《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的毕业设计之际，博物馆已迁入四川北路1844号三楼，更名为上海市立博物馆。从此旧上海市博物馆楼再未承担过展览的功能。

缘何贝聿铭依旧将中华艺术博物馆选址在旧上海市博物馆楼的位置？展览并未讲述，但贝聿铭的设计，无疑颠覆了当时建筑师多采用的“大屋顶”这一飞檐翘角的传统形制。贝聿铭在给同学弗雷德里克·罗斯（Frederick S. Roth）的信中解释其毕业论文设计的初衷：“我始终在思考如何寻求建筑中地域性或‘民族性’的表达……难就难在如何不借助任何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建筑装饰元素与符号体系，创造出本质上属于中国的建筑语言。”

展览现场，贝聿铭致同学弗雷德里克 · 罗斯的信

上海圣约翰大学怀施堂（今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楼）即为典型的“大屋顶”形制。贝聿铭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并于该校攻读工程学。对于“大屋顶”，贝聿铭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正是这种复杂心绪，驱使他持续探索如何超越对传统形式的简单模仿，转而以现代语言诠释地域特色。

展览现场，关于贝聿铭上海经历的讲述。

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楼（原为圣约翰大学怀施堂）  记者 图

在贝聿铭硕士论文提出的博物馆设计方案中，他基于对中国艺术“师法自然”传统的深刻理解，认为博物馆本身也应让人同时体验艺术和自然。他在设计中创造性地加入了一个茶亭，使室内的展览空间和室外的景观庭院得以衔接。这个茶亭位于中央庭院，可由连接上下楼层的斜坡进入。这一设计展现出贝聿铭的博物馆建筑理念——它应是集艺术展示、自然体验与社会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复合空间。

贝聿铭，《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硕士论文中“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设计的剖面绘图》，1946年。由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弗朗西斯·洛布图书馆提供。

这份早期、未建成的设计与时隔60年的苏州博物馆存在诸多关联，包括设计具有文化特色的艺术品展示空间，以及运用自然元素连接室内外环境的理念。

苏州博物馆（2000–2006）大厅框起了花园中的石景等主要景观，苏州，2021年。摄影：田方方。M+委约拍摄，2021年。© 田方方

从1946年在包豪斯框架下尝试中国元素植入的实验，到2006年以现代技术重构江南的空间经验和文化基因。贝聿铭的“全球化”，不是形式上的混搭，而是“经历”空间，感受中国传统的意味——他设计的也不只是建筑，而是空间。

“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贝聿铭：人生如建筑”观展人群。

据悉，2025年6月19日，M+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共同主办一场公共讲座，邀请贝聿铭之子和艺术家徐冰展开对话，揭秘艺术对贝聿铭的启发与影响，以及他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与艺术家展开的合作。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举办的“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将持续至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