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第二十三届《哲学分析》论坛“观念之思与史：中国观念史研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们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高瑞泉新著《中国观念史的视域与方法》（以下简称《观念史》）所呈现的关于中国观念史的原创性研究展开讨论。

第二十三届《哲学分析》论坛“观念之思与史：中国观念史研究”会议现场  陈炼/摄

持续拓展中国观念史的视域与方法

在致辞环节，《哲学分析》总编、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教授认为，较哲学史著作而言，观念史更关注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虽然观念史研究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过去的观念”，但其研究的目标却是“过去的观念”与“现在的我们”及我们“现在的观念”之间的关系。中国观念史研究需要超出体系哲学的前后更替或逻辑关系，发掘出有助于中国人“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思想资源。

作为《观念史》出版方代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副总经理刘广汉提出，高瑞泉教授的《观念史》延续了冯契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方面的努力，从观念史的角度触摸中国近现代哲学之纹理，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效果。

《中国观念史的视域与方法》，高瑞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丨上海贝贝特，2024年8月版，344页，98.00元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黄凯锋研究员提出，中国观念史的研究应当始终立足于独特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或许应当以我为主、以人为鉴，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寻找源泉与根基。高瑞泉教授的研究，对我们当下思考关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意蕴问题，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话题都很有启发。

在评议环节，六位专家学者围绕着《观念史》展开对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敦和讲席教授吴根友表示，“实证的”和“批判的”是中国观念史研究的两种做法，这两种做法并不是截然分裂的。在对特定观念的谱系进行考察时，实证研究能够提供有力的依据。然而，实证的观念史研究无法取代批判的观念史研究，后者的理论旨趣必然超出实证研究的范畴。他特别提议，还应当对中国观念史的著作进行谱系学的考察、培养中国观念史研究的后继人才。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室主任张志宏研究员针对“观念史是一种既‘窄’又‘宽’的特殊哲学史”的说法展开评述。在他看来，所谓“窄”是从哲学理论层面来讲，观念及其发展史只是哲学或时代思想中更为基础的核心部分，并非宽泛意义上的观念意识；所谓“宽”是从这种更为基础的核心的观念渗透扩展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意义上讲的。

针对这种特殊的既“窄”又“宽”，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梁剑进而提出，中国观念史研究由观念“出入”哲学。从观念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的关系来看，偏于思的观念史研究可以走向一种以观念创制为旨趣的观念史研究。中国观念史研究的自觉不免反思“观念”，从而有一种专题考察观念多重结构和动力机制的“观念学”。与概念不同，观念除了“意”之外还有明显的“象”。观念研究需将观念“十字打开”，明其纵贯与横通。与概念不同，观念不仅内涵主体的“驱动力量”，而且外显为活生生的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的力量。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鲍文欣助理研究员以“隐喻”为例对观念创制进行具体地展开，“隐喻”始终在现代西方经典观念史中占据重要一席，但就中国思想研究而言，我们对隐喻学范式的运用似乎更集中于古代，在现代思想研究中则尚为少见，因此复兴对隐喻的研究能够拓展观念史研究的空间。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吴晓番副教授认为，在冯契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哲学领域工作的基础上，《观念史》以方法论自觉为特色，以“真观念”为对象，扩展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其所聚焦的观念世界的丰富面向，不仅能够体现知识之进步，还能够为自我的信念和行动提供动力，使观念者生命充实不虚。所谓“真实观念”，不仅“真”——具有知识意义的真确，而且“实”——有主体的真诚和真实的力量；因而能够转变为成己成人的实践。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谢牧夫助理研究员据此提出，《观念史》是作者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有益探索，这种方法论自觉不但能够纾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方法论焦虑，亦对青年学者的写作有启发。

以批评方式研读当代中国哲学家著作

在开放讨论环节中，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方用认为，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研究具有创新意义。中国近现代的思想世界之复杂性需要在当下重新理解与消化，据此各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观念得以产生，因而，《观念史》所倡导的进路能够彰显哲学的现实品格。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洪澄副教授表示，回应对观念史的学理基础的疑惑，或许无法绕开对如何区分“观念”与“概念”的回应。这就难免涉及汉语学界长久以来的对“idea”等重要哲学史术语自身涵义演变与译法的争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牛婷婷助理研究员从观念研究之“光谱”与“家谱”的比喻入手，以奎纳尔·希尔贝克等撰写的《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下》为对照文本，强调《观念史》一书中呈现出了一种“兼顾论辩性与情境性”的主体间性的写作视角。

中国观念史一方面是研究中国人的观念及其历史，另一方面它是汉语书写的观念史——现今较为可观的都是现代汉语的著述，但是它依然应该连接古与今、沟通史与思、融会中与西。“观念史作为一种哲学研究的形态，在中外著述界都是比较晚起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观念史研究缺乏应有的理论积淀。”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高瑞泉提出，尽管很多研究如“中国哲学范畴史”“知行观”“人性论史”并没有直接被冠以“观念史”的名目，但它们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中国观念史研究。与哲学史主要研究经典文本不同，观念史是多学科、跨学科的作业，和社会史的联系尤其密切，这意味着观念史能够成为沟通经典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桥梁，或许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

《哲学分析》杂志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素梅研究员在总结致辞时表示，中国观念史研究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论辩是致敬学人的最好方式，《哲学分析》论坛将继续倡导以批评的方式研读当代中国的哲学家的代表性著作，亦将继续致力于成为当代杰出学人之间的思想碰撞的重要平台。

论坛由《哲学分析》编辑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广西师大出版社共同主办。

《哲学分析》总编、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教授致辞  陈炼/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副总经理刘广汉致辞 陈炼/摄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黄凯锋研究员致辞 陈炼/摄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高瑞泉作分享 陈炼/摄

《哲学分析》杂志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素梅研究员作总结 陈炼/摄

参加第二十三届《哲学分析》论坛“观念之思与史：中国观念史研究”嘉宾合影 陈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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