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父亲。那时的他温柔敦厚，对我疼爱有加，我最喜欢与他为伴。他带我打棒球，教我学数学。我七岁那年，每周六，他都会带我去图书馆。他还说服了管理员为我破例，让我每周借走14本书，那可是常规借阅限额的两倍。父亲自己没能读完高中，但他极为看重学业，所以他身体力行地让我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他和外婆一起花了大量时间陪我学习，他们帮我提高词汇量，和我玩智力游戏，变着花样教我学习各种知识。冬天，父亲带我去滑雪橇，跟着他，我看到了夜色下耀眼迷人的雪光，切实体验了快速滑到山脚的那种刺激和兴奋。他还带我去看赛马，在赛马场，我目睹了马儿飞奔疾驰的壮观场面，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押马赌博的惊险、激烈的气氛。父亲喜欢动物，受他影响，我也交到了很多动物朋友。父亲友好和善、喜与人交，我们一起外出散步时，总能结识到新朋友。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女儿，父亲很自豪，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妈妈在他眼里也格外重要。每个周末，他都会带我们外出用餐，在我们居住的那座城市，我们吃遍了各种风味的民族餐馆。父亲经常带母亲去跳舞，他们会一直跳到深夜。那时，我们家在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我们的生活犹如华丽的冒险，有许多奇闻等着我们去挖掘，有数不清的趣事等着我们去体验。

然而，不知何时，不知何故，一切都变了。父亲先是深夜不归，回来就怒气冲冲、大吼大叫，吓得我经常从睡梦中惊醒。起初，这种情况只是偶有发生，但很快就演变成了每周一次，接着每周两次，最后几乎夜夜如此。一开始，我很困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总在星期天早上对父亲唠叨不休、百般挑剔，我甚至在心中为他打抱不平。九岁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父亲竟然是个酒鬼，左邻右舍尽人皆知！他连工作都难以维系。我真的为他感到羞愧。我有一张那时的照片，照片上的我和先前神采奕奕的我判若两人。那时的我看着像一个孤苦伶仃的弃儿，脸上没有笑容，眼里没有光彩，嘴角耷拉着，眉眼低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对父亲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复杂。我还爱他，但是，因为他，我备受煎熬，甚至无地自容。我实在无法理解，曾经那么美好的父亲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如此不堪。

父亲经常在深夜醉醺醺地回到家，扬言要伤害外婆。妈妈和我被逼无奈，通常只能叫来警察，强行把他赶出家门，而大部分时候，我就是负责打报警电话的那个人。有时，父亲情绪太过激动，我没有机会靠近电话机，惊恐万分中，我只能逃到门廊上大声呼救。有一晚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晚，父亲异常暴躁，警察一来，就看到我蜷缩在角落里啜泣。一位警察转身质问父亲：“你怎么忍心让你的女儿承受这些？”显然，连陌生人都看不下去了，开始为我担忧。此后很多年，那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一再浮现。甚至可能就在那一刻，在我心灵深处的一隅，这本书的种子已悄然埋下。

在我即将步入青春期时，我对父亲的感情已不再复杂，所有那些纠结的感受都凝结成了纯粹的仇恨。我不再爱他，甚至不再怜悯他。我厌恶他那些粗鄙的行为，恨之入骨。我向老师和朋友隐瞒了父亲的真实情况，所以我无法邀请任何人来家里做客。除了邻居，没人知道我的父亲是个酒鬼。我想，如果我守口如瓶，一定能盖好这块遮羞布。我和他彻底划清了界限，拼尽全力只为与他泾渭分明。

为了自保，我活成了“双面人”。在学校，我认真、刻苦，各科全优。作为老师的“宠儿”，我并未恃宠而骄，而是努力做到了友善、开朗、低调、包容，与同学们相处得极为融洽。表面上，我是可爱、文静的乖乖女；而我的内心却五味杂陈、混沌不安。我无法抑制对父亲的愤怒和仇恨，作为他的女儿，我无地自容，日夜担心有人发现我有一个如此荒唐的父亲。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一切看似风平浪静。14岁那年，我开始出现面肌痉挛的症状，而且，我并未像其他女孩一样开始谈恋爱，我才意识到，或许我哪里出了问题。但由于我跳过一级，我在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矮，大家并未发现我的异常。在学校，我通过勤奋学习和讨喜的个性换得了一些慰藉，也找到了自我价值。但在家中，生活就是一场场清醒的噩梦。每晚，我都在担心，那个疯疯癫癫的父亲会把我从沉睡中惊醒，但具体何时，我无法预料。我好害怕，某个夜晚，他会带着枪回来，把我们一个个都打死。

长大后，我决心逃离。我深知，留在家里就是坐以待毙。父亲像寄生虫一样蛮横地赖着我们，母亲为填补丈夫的情感缺位在我身上一味越界索取。为远离家中这令人窒息的喧嚣和混乱，我拼命地在知识和逻辑思维的世界搭建避风港。这一策略也使得我与母亲保持了足够远的距离。我意识到，如果我听从母亲的要求，陪她留在那种环境里，我将困在过去的牢笼中，永无出头之日。我试图切断与母亲和父亲的纽带，从那个我无力左右的家庭中脱身。

此后很多年，我始终保持着一种六亲不认的理性。事实证明，这招颇为有效。起初，我远走他乡，在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小型日报社做了一名新闻记者。后来，我又研读哲学，锻造思维方式，以求更深入地探究生命的意义。大约在那个时候，我嫁给了一位学识渊博的男人。在我接触过的所有人中，他与我父亲最为不同。他鼓励我继续深造，努力攻读博士学位，勇敢踏上自己的学术之旅。

那几年，父亲的酒瘾越来越重。但出乎意料的是，我21岁生日那天，他竟然送了我一枚蛋白石戒指。蛋白石是我的生辰石。像他这样的无业游民本就没有经济来源，搞到手的每一分钱又都用来买酒了，但不知怎的，他竟攒下了25美元，给我买了那枚戒指。那是多年来他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戒指很漂亮，蛋白石泛着神奇的光泽。但我不愿意戴。在父亲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我曾回家探望过他几次，他多次问起那枚戒指，我都只能闪烁其词。尽管心中歉疚不安，但我依旧不愿戴。直到许多年后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时，他已不在人世，我才鼓起勇气戴上那枚戒指。如今，我更是一直戴着它，希望能借此弥合我与父亲之间那深不见底的裂痕。

婚后，我潜意识中被压抑的部分莫名爆发了，焦虑和抑郁同时向我袭来，如洪水猛兽般势不可挡。为了解读自身的遭遇，我一一拜读了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和克尔恺郭尔（Soren Kierkegaard），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黑塞（Hermann Hesse）、卡夫卡（Franz Kafka）和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以及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的作品。最终， 我翻开了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心理学著作。出于职业性的自我防御，我打着立志成为心理治疗师的幌子去了苏黎世（Zürich），开始了荣格心理分析之旅。在这个过程中，潜伏在我体内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式的特质突然间涌现了出来。有一天半夜，我突然从噩梦中惊醒，那是我接触荣格心理分析后做的第一个梦，非常可怕。梦里有一艘搁浅的船，希腊人佐巴（Zorba the Greek）被吊在船椽上。但是，他还没有被勒死！他冲着我大喊，求我救他下来。我慌了，手忙脚乱地折腾了一通，最终还是他自己费尽周折解开了绳子。但是，下来后，他还是伸出手拥抱了我。

这个梦让我心慌意乱，但不得不承认，对我来说，佐巴也象征着对生活的热情——一种逍遥自在、快意人生的狄俄尼索斯式处世态度。佐巴的生活让我想到了父亲，看到了一个人在失去理智、陷入泥潭后所遭受的致命暴击。由于我刻意疏离了父亲，压抑了自己非理性的一面，所以佐巴的世界在我眼里一度显得混乱、可怕和粗鄙。荣格将人类进入无意识状态的过程形容为“夜海航行”、死亡和肢解之旅，认为那是一种面对令人生畏的未知之域时战战兢兢的体验。确实，这正是我所经历的。踏入父亲的世界犹如纵身跃入深渊，虽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事，但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我也是被迫为之。我强烈感觉到，我在悬崖边站着时，有一个人悄无声息地站到我身后，一掌把我推了下去。跌入深渊后，我看到了自己的失常、醉态和愤懑。原来，我竟和父亲如此相似！很多时候，我的所作所为和他简直如出一辙。渐渐地，我开始任由自己在各种派对上喝得酩酊大醉，整个人也变得狂放不羁、肆无忌惮。在失控的世界里，我感觉自己被生生撕碎，像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一样。我的阴暗面彻底爆发了。在暗无天日的深渊中，我苦苦挣扎。甚至在外形上，我都和以前判若两人。以往，我一直留着精干的职业短发，而在那段时间，我特意留长了头发，逐渐向嬉皮士风靠拢。我在公寓内挂上了德国表现派画家的作品，那些画作色彩丰富、夸张怪诞，有些甚至让人不寒而栗。外出旅行时，我会故意在陌生城市的治安乱点挑选便宜的旅馆住宿。之前，我曾极力避开父亲的世界，现在我却一头扎了进去。终于，我也体验到了父亲曾经独尝的罪恶感和羞耻感。这一切看似如痴如狂，但我却莫名预感，那条路有宝可寻。在那段混乱的时期，我做过这样一个梦：

我梦见父亲住在一个地下室里。穿过一扇狭窄、破旧的小门，我走进了他的房间。一进门，我就看到斑驳的壁纸大片大片地从墙上耷拉下来，不禁浑身一颤。满是裂缝的地板上，油光发亮的黑蟑螂窜来窜去，仓皇爬上了一张棕色桌子的桌腿。那张桌子破烂不堪，是空荡荡的房间里唯一的家具。那个地方充其量只能算个小隔间，真不知道怎么能住人，而且这个人还是我父亲。一想到这儿，我的内心瞬间被恐惧淹没，我想逃离那个房间。我拼命地寻找出口，但借着昏暗的光线，我怎么都找不到那扇门，它似乎彻底消失了。我紧张得喘不过气，两眼疯狂地扫视着房内的每个角落。终于，我发现了一条狭窄的通道，就在之前进门处的正对面。那个房间阴森可怕、令人作呕，我急于逃离，没有多想就一头钻入了那条幽暗的通道。走到尽头时，光线突然照进来，我的眼睛被刺得一阵模糊。视力恢复后，我发现自己已来到一个庭院。我从未见过如此奢华的庭院，抬眼望去，花卉、喷泉和精美的大理石雕像熠熠生辉。庭院方正对称，位于一座东方宫殿式寺庙的中心，四角筑有藏式角楼。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父亲竟然还悄悄拥有这些。这简直匪夷所思，我陷入了惊恐和困惑，颤抖着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或许，父亲那肮脏不堪、蟑螂横行的地下室里确实藏着一个出口，径直通往那座金碧辉煌的藏传寺庙。要是我能找到那个出口就好了。

虽然我深陷泥沼，疯疯癫癫，无法自拔，但我还是挣扎着勉强维持了日常生活。然而，一个更为重要的发现闯入了我的意识。在那些灾难性的时刻，我的身体内竟然自然而然地流淌着一些神秘而美妙的体验。美术、音乐、诗歌和童话的大门逐渐向我敞开，我变得越来越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那之前，我腼腆、内向，只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闷头读书；自那以后，我变得松弛了，能够自在地展露内心的热情和感受。渐渐地，我变得更加自信，不再刻意隐藏真实的自我。

那段时间，家里连遭重创。醉酒的父亲在抽烟时睡着，引发了火灾，整栋房子只剩下一具黑糊糊的空壳。外婆被困在楼上的一间卧室里，不幸丧生。父亲曾尝试救出外婆，但为时已晚，他自己也因严重烧伤被送进了医院。他一定内疚不已，余生都在炼狱中煎熬。因为无法面对这项过失，他始终未曾开口谈及此事。也许是因为常年酗酒，他的状态越来越差，两年后，他也去世了。

父亲的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悲从中来，痛入心脾。我忽然意识到，再也没有机会和他谈心了，永远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有多么后悔疏远他，没有机会向他坦承我后来其实也有些心疼他一生千疮百孔、备尝艰辛。我们之间没来得及修补的隔阂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一道伤口，一直无法弥合。

他离开后，我很快迎来了38岁生日。生日当天，我戴上了那枚蛋白石戒指，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我并不在乎这本书能否出版。我知道，我必须将我们父女关系中的创伤付诸文字，这是我个人迫切要做的事。也许写作的过程可以适当拉近我和父亲之间的距离。客观上，我和父亲已再无亲近的可能；但主观上，我或许可以通过文字救赎我的“内在父亲”。写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动笔之前，我并非胸有成竹，甚至连提纲都没拟定。我就只是等着，相信一切终会水到渠成。我认为，写作需要全情投入，需要坚信灵魂深处自然会浮现出一些东西，而我有能力识别它们并立刻用文字表达出来。另外，我深知，无论我写什么，都有可能在照亮父女关系创伤暗角的同时，投下新的暗影。受认知所限，我肯定无法做到面面俱到，所以，我只能接受这种局限性和可能性共存的矛盾局面。巧的是，父亲的一生也挣扎在矛盾的旋涡中。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经常怒气填胸，也经常痛哭流涕。虽然成文的语句看似波澜不惊，但实际上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都藏着我的怒火和泪水。

刚开始动笔时，我的脑海里浮现的大多是消极的画面。父亲生前酗酒成性、自暴自弃，我意识到自己有蹈其覆辙的倾向。我能感觉到，这种“遗传”特质正左右着我的生活，它来势汹汹，浸渍肌肤，渗浃骨髓。我承认，父亲身上也有积极的一面，他也曾对我产生过正面的影响，但在写这本书的初期，这些影响在我的内心完全无迹可寻。写到“救赎之路”那一章时，我迟迟未能动笔。由理论的角度切入后，我得以从新的视角审视了我内心的冲突。在描述女性的各种生存模式和其原型基础时，我更好地理解了，这些模式如何影响和塑造我的生活以及我的那些女性来访者的生活。开始写自己的故事时，我对父亲那些正面的印象才完整地浮现出来。我记起了小时候他想方设法托举我、引领我，死后又以佐巴、藏传寺庙的形象在我的梦中给我力量，而那枚蛋白石戒指在现实中也一直陪伴着我。神话中的伊卡洛斯（Icarus）一时忘乎所以，飞得太靠近太阳，高温熔化了封合他翅膀的蜡，失控的他一头栽落下去，命丧大海。从这个角度看，父亲很像伊卡洛斯。他也曾有望振翅高飞、鹏程万里，但他把远大前程淹没在了酒精里。他曾卖力地托举过我，这是他给予我的积极影响，但在他自甘堕落、判若两人后，我看到笼罩在他身上的光环瞬间黯然失色。起初，我试图通过掌控一切来抹去他曾对我的托举；后来，当我发现我无法掌控一切后，我认同了父亲自甘堕落的一面。我似乎只能在两个极端中取舍：要么360度无死角克己慎行，要么如狄俄尼索斯般任性恣情。认识到自己的极端心理后，我分析了这两种心理模式，我将这两种模式分别称为“永恒少女”（the puella aeterna）和“全副武装的亚马孙女战士”（thearmored Amazon）。其实，对我而言，蜕变和救赎之路就藏在佐巴、藏传寺庙和那枚蛋白石戒指的意象中。我若想重获父亲的托举，就得在心里认可并安放好这些意象。

这些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女儿在父女关系中所经历的创伤。同时，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在工作中发现，许多女性来访者都曾在父女关系中受到过伤害。当然，她们的遭遇不尽相同，创伤表象也是形态各异。许多女性来访者也提到了父亲酗酒，自己因此对男人不信任，觉得丢脸、内疚和自卑。从她们的描述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另外一些女性来访者的经历中，我发现，严厉、专制的父亲或许能让他们的女儿过上稳定、精致、有序的生活，但几乎无法给予女儿关爱和情绪支持，也不会重视和认可女性特质。还有一些父亲原本希望妻子生个男孩，所以就把女儿（通常是长女）当作儿子养育，期望她们完成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有些父亲太爱自己的女儿了，甚至拿女儿来填补爱人的缺位，这些女儿通常被父亲的爱所桎梏，无法心无旁骛地去爱其他男人，因而无法成长为成熟的女人。还有一些父亲选择了自杀，他们的女儿需要努力对抗自残和自毁的念头，以防步其后尘。父亲早逝的女性需要应对失去亲人的创伤，活在缺失感中。父亲多病的女性往往会感到自责。有些父亲甚至会虐待女儿，比如殴打或性侵。还有一些父亲对强势的妻子言听计从，任由妻子主宰女儿的生活。

创伤不胜枚举。至此，有人可能会将这些创伤直接归咎于父亲。我们要提防这种粗暴的归因，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父亲本身可能也在亲子关系中受到过伤害。创伤可能来自母子关系，也可能来自父子关系。责备他人犹如身陷流沙，绝非疗愈女性的良方。常怀责备之心可能会使人作茧自缚，沉溺于受害者的角色，无法自我负责。我认为，对在父女关系中受伤的女性来说，认清父亲的不作为和父爱缺位对自己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女性需要打破隔阂，修复与父亲的关系，以便有机会在内心形成一个正面的父亲形象。如此，她们才有望获得父亲这个角色给予的力量和指引，才能由衷地欣赏外在男性与内在男性的积极面。她们需要抱着开蚌寻珠的态度，努力挖掘出父亲身上不易察觉的优点，那是父亲可以给予她们的宝藏。如果父女关系已经受损，女性一定要看清这种创伤，觉察和识别自己的缺失，这样才能在内心生发出力量，有针对性地补苴罅漏。同时，看清这些创伤后，我们需要去接纳这些创伤的存在。因为接纳创伤就意味着疗愈的开始，对女儿、对父亲、对父女关系来说，皆是如此。

本文为《女性困境：父性职能对女性的禁锢》一书的序，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女性困境：父性职能对女性的禁锢》，【美】琳达·希尔斯·莱纳德/著 冯华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蓝狮子文化，2025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