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让-保罗·杜波瓦凭借小说《每个人》拿到了龚古尔文学奖，这是法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时任评审团主席的伯纳德·皮沃特对杜波瓦的评价是法国的约翰·欧文或威廉·博伊德，伯纳德·皮沃特提到的这两个作家，前者是深受村上春树喜爱的美国作家，后者是跟麦克尤恩、巴恩斯齐名的英国国民作家。

在从事写作之前，杜波瓦是一名法国本土记者，他先后为多家报社提供关于体育、法庭、电影等领域的报道，有社会学背景，还曾在建筑和家具摄影领域工作过。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以美国新闻杂志《新观察家》的记者身份在北美大陆生活了十五年，他的早期创作是关于这段经历的散文集。

让-保罗·杜波瓦

法国与北美构筑了杜波瓦的两段人生，也共同成为这部获奖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地。小说的主角是来自法国图卢兹的法裔加拿大人保罗·汉森。在法国，他是先锋电影工作者和牧师的孩子，出生于1950年代，在左翼热潮下成长，并见证了家庭在这股势力的影响下分离。在加拿大，他是父母离世的公寓管家，在为业主们服务二十六年的时间里又经历了妻子离世，最后因一起意外伤人案件被关押到蒙特利尔监狱。眼下，他一边想象逝去的亲友陪伴在自己周围，一边讲述跨越大洋彼岸的两段人生。与此同时，这间牢房里还有曾是摩托骑手的犯人帕特里克，日复一日，他们重复体验着“监狱把我们吞进它的肚子，消化我们，我们蜷缩在它编了号的肠子的褶皱里，在两次胃痉挛的间隙，尽我们所能地睡觉和生活”。

杜波瓦的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一部现在进行时的回忆录，如果说一部回忆录必须分配一个固定主题，那么留给保罗·汉森的很可能是分裂，他的两段人生，他身处牢房、但精神却滞留在回忆中的生存状态都关乎这个词。这一切的根源又必须追溯到他的出生，1955年，法国社会即将被一场革命撕裂的前夜，保罗出生了，他的父亲是来自丹麦日德兰半岛的牧师，奉守传统家庭的典范；母亲从小接受先锋艺术的影响，成年后继承了父辈留下的艺术影院。

1968年，新浪潮导演戈达尔

保罗的出生是两种相悖价值观暂时融合的结果，正如他回想这个时刻时的描述，“当时的他们或许还没有料到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对我的未来会有怎样的影响”，分裂的苗头从这刻就已经埋下。1968年，法国爆发了后来席卷欧洲的五月风暴，电影业也卷入其中，“我母亲，安娜·马尔热里，变身为当地的‘艺术与实验’女神，加入了戈达尔的战斗，把影院的档期全部推翻重排，开放斯帕戈的场地做各种大集会，组织五花八门的辩论”。在母亲的影响下，少年保罗接收到的是一个被全新的语言和思潮包裹的世界，一个跟布道的父亲背道而驰的世界。在争取无望后，父亲与母亲离婚，独自前往加拿大继续传教。

塞特福德矿城，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

家庭的分裂在小说中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尤其考虑到这对父母在一起，并不是因为对彼此所代表的世界的认可和包容——对这段婚姻抱有疑问的保罗后来多次问到母亲为什么要跟一个新教牧师结为夫妻，母亲的回答是：“你父亲太帅了。”。比起父亲的走出，保罗后来的选择更耐人寻味，在新世界成长起来的他却在成年后追随父亲去往加拿大，这也预示着他后来会经历跟父亲类似的幻灭。从革命点燃的法兰西到被工业化改造的塞特福德矿城，父亲替自己选择的这块自留地，“有着异常恶劣的采矿环境，到处飞扬着纤维和尘土，大片的土地被开掘、被撕裂、被轰炸，诞生出一座失真变形的城镇”，这是新世界的另一副面孔，没有大洋彼岸一切前卫和新潮的事物，破败，荒芜，这片被技术掠夺后的废墟并不是一个先前世代捕鱼的牧师有能力修复的，留给牧师在此安身的可能是放弃随身携带的宗教火种，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保罗目睹了父亲的落败，他从牧师变成了狂热的赛马赌徒，在被教会驱离前的最后一次布道中离世。

关于监狱处境的描述，书中反复使用的一个词是“消化”。这个重复运行的现代机器像一头巨兽，将人们吞入腹中，夺走他们感受温暖和饱腹的权利，当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的自由和尊严就成为奢望，剩下的便是任由巨兽将他们碾碎、消化。办完父亲的葬礼后，保罗成为一栋精英公寓楼的管家，“这是一幢像豪华邮轮一样巨大的流线体建筑，有机房、复杂的内部结构、巨大的游泳池、繁茂的花园，还有6层甲板上的68间客舱”。

居住在公寓最底层的保罗觉得“一直生活在巨兽的腹中”。他的感受验证了他接下来的遭遇，在这个比监狱更精密和高级的巨兽体内，追随父亲的他换了种方式——牧师服务教徒，管家服务业主，但他表现得比父亲更虔诚，以远超管家职责范畴的诚意照料公寓和里面的每一位业主。此外，与保罗相爱的妻子是一名印第安原住民，在古老神话以及对自然心怀崇敬的环境中长大，同样深受宗教的影响。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保罗所依赖的父亲和妻子释放出的来自传统世界的真诚和爱意，在公寓象征的新世界伦理中逐渐失效。担任公寓管家二十六年，随着“深谙现代社会的为人处世之道，擅长套近乎，扬扬自得，态度轻浮”的新任业委会主席塞奇威克上任，像BUG一样游动在巨兽胃里迟迟难以被消化的保罗最终被“这个时代的领导者”驱逐出去，代价是他因故意伤害塞奇威克被判服刑两年。

新世界蒸腾而起，持有旧世界信条的人只能被迫领受一再降格的人生，父亲猝死，妻子意外离世，保罗挣扎在不同巨兽的腹中，科马克·麦卡锡的《长路》在末日世界里传递的火炬并不能保护他们。而那些拥抱新世界的人似乎也没有好到哪里，保罗的母亲自杀，为了赚钱投身保险估价的好友里德，因重复见证人命被核算而无法摆脱内心的煎熬。“世界只会变老，不会变得更好或更坏”——哈罗德·布鲁姆的预言还在生效，新旧世界的交替仿佛一个没有恶意的玩笑，它已经懒得再释放恶意了，而我们也懒得将这个无人幸免的结局再当作悲剧，剩下的只有虚无。但就像保罗总在夜深时听到死者的呓语，或许这虚无会在某个相似的时刻从我们周围升起，重新化为啃啮身体的牙齿。

约翰·厄普代克

保罗是杜波瓦的中间名，他确实像这个角色一样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图卢兹，角色在北美大陆的经历自然也融入了杜波瓦在十五年驻外生涯里对这片大陆的观察。在2017年的文集《关于美国》里，杜波瓦将美国形容为“地球上唯一一个容许这么多具有有害且扭曲思想的外来物种自由游荡的动物园”，为了向反复出现在约翰·厄普代克笔下的兔子致敬，杜波瓦将他小说里的角色都叫作保罗，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我总是讲述一个无法忍受权威、拒绝将权威强加于人的男人的故事。对我来说，每个叙述者都是一样的，有着相同的声音和心理特征”。

杜波瓦在2004年出版的小说《一种法兰西生活》是关于一个叫保罗·布利科的男人从1950年代到20世纪初的大半生，与《每个人》一样，小说以保罗的自述展开，哥哥死了，他的死像一道阴影笼罩着家庭，父母变成“两段空心木”，年幼的保罗满足不了他们对死去的另一个孩子的完美想象，他被遗落在家庭的边缘，成为一个局外人。在叙述自己的过往时，保罗似乎早已习惯矫饰，他高高在上，语气冷淡、讥讽，曾经为了文凭学习、在搭上革命快车的青春期享受放纵、跟一个社会地位不匹配的女人结婚生子的生活看上去好像都跟他关系不大。但他又会在某些时刻真情流露，这样的时刻大都关于悲剧：父母病逝，妻子坠机身亡，女儿精神失常。伴随悲剧而来的是他的家庭破碎，财产尽失，经历了学监、体育记者和自由摄影师，他最后的职业是一名园艺师。

从《一种法兰西生活》到《每个人》，两部小说里的保罗都有着类似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历，但他们应对生活的态度并不一样。保罗·汉森始终持有对生活的信念，他付出了，争取了，对抗过，他更像是作家口中“拒绝将权威强加于人的男人”。而童年时代的放逐却让保罗·布利科学会了随遇而安，他的婚姻是被妻子选择的结果，为他带来高光的职业是家庭关系网施舍的，正是这两点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跨越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的全部阶梯”。关于这样的人生，保罗·布利科有清醒的认知，“人生好像是一种孤独的演练，一种没有目的的横渡，一次在既平静又令人恶心的湖面上进行的旅行”，让他在慢慢滑向湖底时触底反弹的甚至不是这种漫无目的的人生带来的虚无感，而是对恐惧的本能。保罗·布利科，一个依靠本能活着的人，生活给予什么他就接受什么，生活夺走的他也不再继续争取。

需要提及的是，保罗·布利科在自述中时常传达来自左翼视角的批判态度，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历任总统和他们影响下的社会生态都在这样带有讽刺意味的视角下被描述，也都被拿来为这部个人回忆录当历史注脚——即便这些出产自左翼精神的言论大都跟这位批判者的生活背道而驰。从这个层面来说，《一种法兰西生活》与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有类似之处，后者在这部作品中以无主角的形式呈现了法国社会从二战开始为期六十多年碎片般的社会生态，如果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安置在某个人物身上，很可能就是保罗·布利科。

冷峻如安妮·埃尔诺，通过没有主角实现“扫射”所有人的目的，杜波瓦的保罗·布利科最终站了出来，替每个人披上画像——“长长的无忧无虑、自由、幸运的，与1968年5月相伴的时期一去不返地结束了。所有的人已经收回了他们的幻想，振作起精神，熄灭了含大麻的烟蒂，把头发甩到后边，让自己重新投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