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挖掘与诠释上海作为近现代大都会的历史图景，丰富城市记忆的研究与传播体系，为相关展览奠定学术基础，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最新推出了以“近现代上海城市景观与社会生活”为主题的系列学术沙龙活动。2025年9月25日，系列学术沙龙第一期“大上海与现代性”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成功举办，众多知名学者聚焦“城市景观”展开讨论。

学术沙龙合影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周群华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周群华馆长代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对与会专家及观众表示欢迎。周群华指出，上海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化样本，其城市发展不仅体现在高楼大厦的崛起，更涵盖社会形态的变迁、生活方式的更新以及文化传统的延续。从外滩的宏大建筑到里弄风貌的心理寄托，从商业消费的转型到家居美学的细节呈现，皆彰显出独特的上海特质与现代性魅力。博物馆在业务建设中始终以城市发展与品格为逻辑起点，扎根本土，致力于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情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此次“近现代上海城市景观与社会生活”学术系列活动，旨在搭建开放的学术与教育平台，推动博物馆事业的转型与升级，并探索如何在激活历史的同时服务当下、创造未来。

主题发言环节，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会士（Hon. FAIA）常青作了题为《现代建筑学：从“祛魅”到“返魅”》的演讲。

常青院士

常青院士的发言，以“魅”这一核心概念为线索，讨论了建筑“现代性”的由来与内涵变化。他将建筑“表意的形式”，解读为人类精神依托在审美层面上的意象，其中就有集体记忆中摄人心魄、历久弥新的“魅”（enchantment），及其在传统观和现代性的博弈中所呈现的显魅、留魅、祛魅和返魅等，具四个阶段的时代特征。

“显魅”，是指始于欧洲15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释放了被中世纪幽禁的主体知性及人文精神，唤醒了希腊、罗马古典建筑的“魅”，从中衍生出章法严谨、柱式为范、纵横三段的古典主义建筑。直至17世纪，古典主义的“显魅”走向极致：既隐含秩序又绚烂奇异的“巴洛克”化。1671年诞生的“法兰西皇家建筑学院”（即“巴黎美术学院”），成为建筑“学院派”的典范，20世纪初染指美国宾大建筑系，中国建筑的“学院派”即源于此。

“留魅”，是指欧洲在18世纪启蒙现代性、科学进步和工业革命催化下，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以求新“留魅”，挑战古典主义的理性秩序及巴洛克、洛可可繁缛装饰的过度“显魅”。至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欧洲的工艺美术运动和新艺术运动流派纷呈，以1925年的“巴黎现代艺术与工业博览会”推出“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也称“摩登风格”（Moderne）为风向标，一时风靡世界。纽约曼哈顿和中国上海的摩天楼，分别是西方和东方的摩登“留魅”典型，其中上海外滩的沙逊大厦（和平饭店北楼），堪称中国第一栋“摩登”建筑。

“祛魅”，是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最终消解“魅”的因果描述。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的形式特征，直接缘起于黑格尔所称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决然地以“祛魅”为意向，与不合时代的传统“留魅”分道扬镳。以德国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建筑理念强调：告别历史，合理进化；拥抱工业，普惠大众；功能主导，形式适从；几何构成，简约装饰，具有极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同济大学的文远楼，就是这一理念的中国回响。然而，现代主义“祛魅”的极端化，也会使建筑的时代性失却史地维度，甚至导致精神世界的“荒漠化”。

“返魅”, 是海德格尔从批判现代性的存在主义理念出发提出的概念，本意不是回返历史，而是萃取历史、面向未来。以路易斯·康的“萨尔克研究中心”、文丘里的“母亲住宅”为代表，后工业时代的建筑学，反思建筑现代性的弊端，在现代形式中注重塑造人文意象，即类比性和象征性的当代“返魅”。而中国当下所倡导的守正创新，可以说也是一种全球在地的“返魅”。冯纪忠的方塔园“何陋轩”、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等，皆体现了与“返魅”意向趋同的中国“与古为新”设计哲学。陆家嘴的金茂大厦，则是20世纪末Art Deco建筑在上海的再现。

最后，常青院士将自身代入发言主题，分享了其主持设计的奉贤龙门阁（藏书楼）设计意向。该建筑以现代钢结构表达中国古典楼阁意象，扬弃其繁复装饰，再现其风姿韵味，尊古不复古，尝试了中国当代建筑“返魅”的空间与场所塑形。

随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卢永毅以《近代上海：大都会的多重景观》发表演讲。

卢永毅教授

卢永毅教授从城市化进程、媒体传播与遗产保护三个维度，解析了上海城市景观的形成机制及其演变逻辑，指出，“多重景观”是认识上海城市特征的关键，一方面，它的丰富性是其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由中外交流和多元力量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城市景观存在于动态过程，其复杂性需回到历史语境下理解。

首先是“城市化进程”。上海以“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城市形象蜚声中外，但它不全然是有意为之的“景观”城市，而是自19世纪开埠之后，由国际资本、民族资本以及教会影响等力量的叠加与互动、合作与交融乃至竞争与对抗中演进而成的工商业大都会。以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构成的三界四方格局，因发展模式和功能分化而各有各自特色，必须回到历史过程去认识城市景观的形成。如外滩建筑群是经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第三次建设形成现在看到的标志性城市立面，占主导的新古典主义样式，是西方银行金融建筑类型的惯用风格移植到此，以象征资本在“远东”的实力与身份。近代上海的国际化和西方文化冲击，也催生了最强烈的民族自觉以及空间与景观的竞争，最突出的是江湾大上海计划及其民族固有式风格的市政建筑。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则更加凸显上海特色的民族性，它们完全由民族资本兴建，建筑类型是外来的，但屋顶花园游乐场的使用模式和主导城市天际线的塔楼却充满本土特色，体现民族资本力量的进取，与外来者的竞争，其摩登景观也深刻挑战了传统的审美与伦理。

在“媒体传播”层面，强调近代上海印刷出版、摄影与广告兴起，画报、地图与商业宣传迅速发展，这些媒介不仅记录了城市生活，而且对城市景观形塑和城市形象建构，甚至 “摩登上海”意象的逐渐固化和传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是《良友》画报、月份牌还是中外报纸甚至专业期刊，媒体既是现代进程的见证者，是景观认知与传播的重要推动力，也不断打开对世界和未来的想象。

在“遗产保护”层面，结合正在公示的《上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4–2035）》，观察与思考当代城市遗产保护对再塑城市景观的重要作用。新规划明确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为认识上海文化的核心框架，反映了当代对上海城市遗产的更完整的理解和更多元的价值评判。近年来对红色资源的大量挖掘，使越来越多“霓虹灯外”的石库门里弄提升为为国家叙事和革命教育的基地，居住建筑成为城市景观获得了更多内涵。而以“武康大楼现象”为例，随着遗产保护公众意识的提升和社交媒体的介入，历史建筑被赋予了新的文化意义，这种“网红化”现象既提升了社会关注度，也引发了遗产真实性与价值认定的学术讨论。

上海城市景观不仅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不断重构的结果，其形成机制背后交织着资本、制度、社会、文化与认同的多重逻辑，是现代都市复杂性与开放性的生动写照。

学术报告围绕“城市化与都市景观”“近代设计与海派家居”“建筑风格与城市文化”三个专题展开。

专题一“城市化与都市景观”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教授钱宗灏作了题为《博物馆视域下的外滩建筑》的报告。钱宗灏教授以博物馆学的独特视角，结合自身在博物馆工作的经历，从建筑遗存、文化渊源及艺术细节三个方面解读外滩建筑的具体案例，阐释了外滩建筑在文化遗产保护与艺术解读中的价值，揭示了建筑细节背后所蕴含的跨文化意味，并强调博物馆不仅是文物收藏与展示的空间，更在建筑遗产保护与历史记忆传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教授刘刚的报告题为《有机的历史：数字化视野中的衡复风貌区城市肌理》 。他分享了其研究团队开发的衡复风貌区多维时空信息模型（MST-HUD），通过数字化分析的技术现象初步揭示该区域城市肌理的有机特征，在传统叙事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定量与数字化工具，通过空间分析揭示城市形态背后的规律。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讲师赵越的报告题为《从花纹到神经：世纪之交欧洲的装饰艺术与感官科学》。她通过德国北部城市克雷费尔德的案例，深入探讨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装饰艺术（Decorative Arts）由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向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转型的过程，揭示了艺术、工业与科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互动机制，并指出这一研究对理解上海装饰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交流互动环节，现场讨论主要聚焦于装饰艺术在上海的传播与独特接受方式。与会专家回顾了其在西方的兴起与演变，认为该风格既承续新艺术运动，又因几何化处理和历史元素的吸收而具备独特特征，尤适用于高层建筑，从而塑造了上海鲜明的城市天际线。相较于工艺繁复的新艺术，装饰艺术更具商业性与普及性，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更易落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作为开放港口城市形成了积极吸纳新事物的社会氛围，使其与装饰艺术的融合水到渠成。整体交流既回应了装饰艺术百年纪念的语境，也深化了对其在上海城市风貌与建筑文化中深远影响的认识。

主持人乔争月

当天下午，“近代设计与海派家居”“建筑风格与城市文化”两大专题讨论依次展开。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左琰的报告《近代上海文化名人故居中的家具与陈设：鲁迅、巴金与柯灵》以鲁迅、巴金与柯灵三位近代文化名人的故居为案例，探讨了室内陈设与家具选择背后所反映的社会背景与个人经历，揭示了上海居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演变。信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高正的报告《摩登之家：海派家具及室内陈设的多维探究》围绕“海派家具”的概念界定、历史演变、区域对比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展开，系统回顾了上海近现代家具的发展脉络，并探讨了家具史研究的学科路径及其在城市现代性中的意义。上海工艺美院建筑遗产修复方向副教授蒲仪军的报告《摩登都市的技术支撑——上海近代建筑设备及保护》以“摩登都市的技术支撑”为主题，系统梳理了上海近代建筑设备的发展历程、文化意涵及其在遗产保护中的现状与挑战。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华霞虹的报告《上海摩登的建筑基因》围绕“摩登”与“现代性”的关系展开讨论，从风格、类型、空间、技术与人文五个维度，对上海近代建筑的现代特征进行了系统阐释。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学理论博士后研究员高曦的报告《“总体艺术”的中国实验——“东方斐帝亚”刘既漂设计艺术展》以“东方斐帝亚——刘既漂设计艺术展”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刘既漂在中西艺术交汇背景下的“总体艺术”探索。刘既漂作为中国第一代留法艺术家，1921年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初习绘画，后转建筑。深受该校“大美术”教育理念影响，强调绘画、雕塑、图案与建筑的有机融合，为其“总体艺术”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助理研究员周慧琳的报告《十里洋场“造梦机”：近代上海百货公司与南京路景观的建构》探讨了近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先施（1917）、永安（1918）、新新（1926）与大新（1936）——在南京路景观建构和都市文化形成中的作用。这些由民族资本创办的百货公司不仅是商品流通的场所，更是集建筑、空间、服务与媒介于一体的“造梦机”，通过物质与视觉手段销售现代生活方式与身份想象。

在交流讨论中，与会者围绕上海都市文化中的“摩登”与“海派”概念展开了深入交流。有提问指出，二者常被混用，是否可视为同一文化现象？摩登究竟是20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一种短暂风尚，还是持续塑造上海城市认同的文化逻辑？专家回应认为，“海派”是一个更宽广的历史概念，源于清末，体现上海开放、包容、创新的城市气质，并随时代演进不断被赋予新内涵；而“摩登”更多指20世纪初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阶段性现象，体现在建筑、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中，其内涵不仅限于形式，也包括技术、卫生与城市管理等现代性要素。

此外，讨论还延伸到上海近代公共建筑的内部设备及其社会影响。提问关注建筑内部设施（如水电、卫生设备）是否被系统研究，以及其与市政服务（如电力、自来水公司）运营推广之间的关联。专家指出，建筑设备是近代公共建筑功能实现的关键，其推广过程涉及租界法规、权利博弈与社会接受度等多重因素，需结合建筑学、社会学与经济学进行跨学科探讨，从而更完整地理解上海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与社会互动。

学术沙龙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