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历史的魅力，也许也藏匿于一摞摞尘封书信的褶皱之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双手和土地的联系逐渐松动，人们扔掉锄头、走出村落，跨进流动的世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张乐天收集整理了大量劳动者的书信，它们来自乡镇工厂、民营企业、少女心房，也来自异国他乡。字里行间，不仅有商业意识的觉醒、政策变革中的裂隙，还有经济神话下的琐碎......它们是社会转型期的微观样本，描摹出八九十年代劳动者在城乡流动中流转的心事。

五一劳动节期间，我们整理了五组劳动者主题书信，让这些沾着机油与汗水的字迹告诉我们，一群人如何用最朴素的生存哲学，在流动的时代中为自己架起桥梁。

海报设计/王璐瑶

文/张乐天

悠悠岁月，乾坤旋转。

1980年代，在许多上海人的心目中，日本成为大家争相前往的热土，本文书信写作者方诗宁就是卷入当年“赴日打工潮”中的一员。1988年8月24日上午，她挥泪告别父母兄妹，登上前往日本东京的飞机，途径长崎短暂停留，于下午1点钟到达东京。

她“心情平静”地开启了日本打工的生活，此后，她不断写信给上海的父母兄妹们，直到1989年11月29日。我们搜集了方诗宁的19封书信。读着这些书信，感悟着书信里描写的生活场景：那个年代，那么多“流动”到日本的打工人，他们身上承载着那些永远不可能再重现的、带点悲壮色彩的故事。

她选择了日本

1972年，中国与日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最初感悟到国家“气候变化”的是知识分子，是城市居民，他们中的很多人敏感地意识到生活的新机会来了，上海的方弘远就是其中之一。

方弘远有三个女儿，1980年代中期，大女儿方诗岚结婚，二女儿方诗婉去了美国，此后，汪家小女儿方诗宁面临着出国的选择。她仅高中毕业，读书“一般般”，犹豫中，她把目光投向了日本。

1980年代，在许多上海人的心目中，日本是一个带着神秘光环的国家。新干线高铁的风驰电掣，东京地铁运行的分秒不差，大型购物商场商品的琳琅满目，冰箱、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各类音响设备品种齐全，甚至最简单的食品包装都让人眼花缭乱……

其实，方诗宁到日本东京才一个月，就在信中写下了她的真实观感：

世界各地的东西样样有，服务态度好的使你不敢走进店里，不买好像不好意思。我不管，看看也是一种满足，没有一只音箱昭阳看了不喜欢的，我简直是乡下人，洗衣机、冰箱大得吓人，造型漂亮得很。

当然，日本社会还有另一个侧面。

1986年12月19日，方诗宁的近亲，一位到达日本大阪才40天的上海人赵默声，来信谈到了自己的生存境况：

在这里时间相当紧，几乎连看电视的时间也没有，每天都象在抢时间一样，早上7点起床，然后用最快的时间吃完早饭，骑车到大学大约5分钟，赶上8点50分的课，晚上一般12点半到1点睡，基本在睡前看半小时电视，练习听力。说真话，我真不希望有能休息的时候。因为只要是星期天和日本的假期，这是我最难度过的时候，别人都有说有笑，可是我一个人在那小小的屋中，象我到了到处没有人问的社会多么可怕。我原来在上海永远是欢乐，从来都没有哭过，就是最不高兴的时候也没有哭过。可是我到了日本后，经常会哭。我是男子汉，我知道不应该泪流，可没有办法，只要一有时间让我静下来，我就会泪流。真的，在这个社会中，才是真正艰难的社会。每天都在考虑我明天怎么才能生存，很可怕。然而，努力属于我，我一定会努力的。方诗宁近况怎样？方诗宁怎么想的。请来信告诉我。开头难，我相信只要奋斗，会有见到光明的时候。

1988年7月30日，方诗宁的闺蜜子安，一位到日本才一个多月的女孩，向方诗宁诉说在日本的甜酸苦辣：

宁宁你好！

来日本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的甜酸苦辣真是一言难尽。我来日后很长一段时间才找到工作，……我来日本，什么都要靠自己，又加上语言不通，什么都难。我现在真正体会到一个人出来闯不容易。我们学校管得很严，所以不容易赚钱。我因为在上海日语几乎一点没学，所以现在什么都感到吃力。一个多月来，我还没碰上什么特别好运，每天五脏六肺都在疼，实在累得不可想象。（不要对我家人说），房子现在还是暂时的，（一个人回国内），我现在住的房子没洗澡，每月付3万，但只要付当月房钱，不用礼金、押金，我现在真希望你快快来。我们想办法去借房子，（房子很难很难借），住在一起这样开销等都较节省。到了这里，每个人都要算这笔帐。你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在这里吃的苦在上海时候无法预料，在这里不仅是体力上的苦，精神压力也很重很重。

你趁现在在上海，读读日语，享享福，在这里人象机器一样，永远停不下来。李昭阳，我认为暂时也不要来，等你出来后，你看看情况再说。男的不懂日语在这里没工作干很多很多，但都不好意思回国，因为当初出来太不容易了。

……在上海你要好好养养身体，我很希望你能快快来，我到这里一个多月，脑子也要坏了，写信也写不出什么。因为每天都是上学、打工、睡觉，很单调。这里确实很自由，但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这里交男朋友很容易，可能都太寂寞了，我一点没兴趣交朋友。

我来日后人瘦了很多很多，所以你现在在上海尽管吃，不用减肥，到这里自然而然会减肥。

我现在还很麻木，还没考虑以后打算怎样，因为身上负担还很重，特别经济上，每个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日本的日子那么苦，却有许多人“偏往苦处行”？因为日本开放了劳务输入，允许中国人去日本打工；因为日本打工再苦，收入也令国内的人们“眼红”。一时间，赴日打工成了很多上海普通人发财致富之道，戏称“洋插队”。

在这股赴日打工的潮流中，有一个上海女孩叫方诗宁。

东京的日子

1988年8月24日，方诗宁永远难忘。

那一天，她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国际航班，远赴日本东京。下午1点到达东京成田机场，她顺利办好入境手续，乘上到东京新宿的大巴士。大巴士在东京的土地上飞驰，她用带点贪婪的目光看着窗外不断逝去的景色，心灵平静，“一点也没有感到是在国外。 ”

在人生的转折点，她自己惊奇地发现，在挥手告别父母以后，自己突然“成熟了”，从一个“依赖别人”的小姑娘变成了能够充满信心应对各种人生挑战的成年人。

当然，方诗宁是幸运的。傍晚约六时，大巴士在东京新宿停下，朋友林执序以及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子安早已等在那里迎接她。子安叫了一辆出租车，不一会儿就到达了目黑林执序家。子安忙着打工，争分夺秒，没来得及吃饭就匆匆离开。方诗宁暂时住在韩家。林执序夫妻帮着方诗宁整理行李，安顿妥当，她吃了一顿韩太太做的带着日本风格的晚饭。晚上，林执序带方诗宁上街，给在日本的朋友打了电话，还专门走到方诗宁注册的日本学校，在校门口左看右看，似乎想看出点什么名堂。

她对这个日本学校十分满意，她在信中写道：

这个学校全部是外国留学生，中国人几乎没有。这个学校可以读大学，大专，职业培训班，不象其他学校专读语言。在法务省牌子算硬的。就是要自己请保证人。如汪宪要来，也可以在这里读书。这个学校还有一大优点，就是可以帮助在读学生去欧美澳洲读书，只要出钱就行了。所以象昭阳，加拿大如去不成，这个学校也可以出去，就是学费每月要4万日元，比较贵。再说目黑比较安静，离车站较近的房子租也不便宜，反正看情况再说了。目前的情况基本这些，过两天总有好消息。

尽管房租贵些，方诗宁仍然决定在学校附近租房子，她首先得把生活安顿下来。

1988年8月底，在林执序的帮助下，她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租房所需的礼金、押金共23万日元，她拿不出，只得向林执序父母暂借。房子几乎是一个“空壳”，她搬进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日常用品和吃饭炊具、煤气灶都新添起来……不过生活能照常。”同时，8月29日，她还在找到了工作，她高兴地写信告诉父母，“在留学生中我算幸运的。有的留学生不是工作远就是学校远，基本上都要乘地铁，买1万元一月的月票。这笔钱我省下了。到了东京，一个人立门户，要算算经济账了，真不容易。我原打算和别人一起合住，开销可以节省，但是与合不来的人一起住，会有麻烦。”

东京租房子的习惯与上海不同。在东京，承租人通常只租一个空房子，房子内部的家具、日常生活用具乃至煤气灶等，都需要自己配备。方诗宁买好一只煤气灶后，打电话给煤气公司，约好9月8日“上门安装”。那一天，她在家等着，但过了约定的时间，煤气公司的人仍没有来。约一个小时以后，她打电话去催，“结果煤气公司开大兴”，说临时有事来不了。她只得另约时间了。

9月10日上午，盼望又久的煤气终于安装好了。方诗宁高兴极了，决定好好烧一顿中饭，慰劳一下自己。那一天，她烧了火腿冬瓜汤，还特别烤了一条鱼。吃着，觉得“味道真好”。此前，她已经花钱钱买了一只日本产电饭煲，她还托朋友帮忙拣了一只电冰箱，这样，她买一次菜，放在电冰箱可以吃几天。

一个人，怎么过？

1988年10月5日，方诗宁告诉父母自己在日本的生活情况：

这个月工资拿了15万日元，妈妈喜欢听我算账，我算给你听听。月房租38000元，煤气水电约2000元，饭钱约20000元，共6-7万元，开锁吃得不错，也可以吃饮料水果，其他零食我不大吃，没有时间，带来的猪肉脯也没有吃过。火腿一直吃不完，所以妈妈不要为我带什么吃的东西来。这里鱼很贵，蔬菜相比也很贵，我欢喜吃鱼，所以经常买，但与上海不同，没有河鱼。我在林家吃过二次大闸蟹、甲鱼、鳝丝（上海带来的），还有海哲皮，连中秋月饼也吃过（香港带来的）。我的吃福一直很好，我不会亏待自己的。

方诗宁节省每一分钱，却也关注着生活质量。她搬进租屋以后，子安来看她，看着子安的模样，她十分感慨：

昨天子安来看我的新房 ，不知她怎么搞得，人弄不整洁，脸也不洗干净，比在上海还难看，钞票是相当节约，节省是好事，总不至于不吃，她想回上海看病，人好象肿的。回上海看病，等于是浪费。林的太太说她是苦相脸，真好笑。

1989年10月初，方诗宁退掉了较差的旧房子，在朋友的帮助下，租了一间较大的房子。方诗宁十分满意，房租便宜，礼金押金都不需要，能租到，“真叫我们路子粗”。她在信中这样描写新租的房子：

总共两间房间，阳台连着卧室，写字台对面是浴室，写字台旁边一扇拉门，进去便是卧室，卧室里面的家具大概已看清楚了吧。从卧室出去便是阳台。有一张照片在我家对面的公园里拍的穿一套黑衣服的。还有家门口的一张，我抱着狗。总算是比以前的家要好多了。

但是，看看方诗宁在东京的日子，她与在日本的其他打工人没有什么区别。

方诗宁到达东京五天以后就开始了打工的生活。她最初找到了一家咖啡店当服务员，晚上7点上班，一直工作到凌晨1点，如果有客人，还会延长到凌晨2、3点。每小时工资1千日元，月底发工资。与很多上海赴日打工的人不同，谈到最初的打工，她认为自己算幸运的。1988年9月8日下午5点45分，她写信描述了打工的情况：

昨天，有一个日本老太来我们店，她1930年去过上海，知道我是上海人，她很高兴。讲了几句上海话。我跟她聊了半天，她给我她的地址，我也给她地址。她很喜欢我，跟我店的老板娘住在上下楼。讲着讲着她哭了，可能看着我，她想起了她在上海的情景。老板娘，我送了点东西给她还有我店的一个领班，她比我大，还没有结婚。她很照顾我，我也送东西给她。要拉拢关系，现在自己没有能力，语言又不能，要靠别人照顾，现在只好就过。我店来的顾客很多是很有钱的，我现在没有办法与他们交流。有的在中国有公司等可以交谈了。我自会拿出本事来接交他们。现在他们对我印象很好。我是店里最漂亮的，总共二个日本服务员，连老板娘三个人，二个男的在柜台上发饮料咖啡。连我6个人，算是很清静的。我基本上每天3点钟睡觉，上午不上课可以睡得晚点。我身体很好，饮食会注意的望放心。好了，快上班了。我会写信的。

1988年9月9日，星期五，林执序带着方诗宁去语言学校报到。9月12日，她带着书、练习薄等到学校上课。她所在的班开学已经很久，新课已经上完22课，语法内容更难，方诗宁“一点也听不懂”。怎么办？注册、上课、出勤记录是获得日本签证的前提，如果“不读，就会没有出勤率，就会影响第二次签证”。但如果硬着头皮上课，不仅浪费钱，还丢尽面子。那一天，放学的铃声响了，她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去找学校教务主任诉说实际情况。教务主任同情她，同意她一个月以后跟着新班级上课。既然学校同意，签证也一定不会受到影响。

既然延迟上学，她托林执序再帮她找一份下午的工作，她想抓紧一切时间赚钱，“白天在家也没有事的，浪费时间。”9月20日，她开始“白天也去打工，工资不高，做一阶段再说。”她怕父母担心，写信说：“如果吃不消，我会不做，你们放心吧。”

在东京的日子，打工让方诗宁精疲力竭，另一件事让方诗宁心事重重。

方诗宁难忘上海虹桥机场候机楼里父母的嘱托，难忘送别那一刻大姐姐方诗岚渴望的双眼。是啊！汪家三姐妹，老二去了美国，老三即赴日本，唯独留下大姐姐在上海，几乎成了全家人的一块心病。方诗宁是个念情的人，脑海里时而浮现大姐呵护自己的动人情景；她决心尽全力把大姐“弄到日本”。

1988年9月4日，她还没到学校注册，就匆匆写了封信，要求大姐尽快把申请材料、毕业证书（正本）以及10张二寸照片寄过来，只要有可能，她马上给大姐“先报名”。她说：“现在年龄大的，比较困难。保证人要自己找。等报好名再说。总之，要办还是快点，否则政策总有变化 。”9天以后，方诗宁刚到学校注册，又一次催促大姐：“方诗岚的材料尽快寄来，能早办护照就早办，不过要来的话，估计要明年了。今年恐怕挤不进，许多学校明年四月份前才批，因此自己要抓紧，听说法务省现在又有新规定，今后总越来越难。”

方诗宁是个有心人，一方面写信催大姐寄材料，另一方面，她琢磨着怎么才能办成功。她知道，大姐的最大障碍是年龄偏大。那一天，她拿出大姐的照片看了又看，发现大姐的黑白照片头发式样太老式了，照片里的人显得“老相”。她写信叫大姐去拍彩色照片，拍得时髦点，年轻漂亮点，以有助于签证。

很快，大姐寄来了彩色照片与其他材料。方诗宁认真核对了材料，把材料交给林执序。她拿出10万元日元作为大姐的报名费，请林执序去给大姐报名。但大姐签证的保人仍然悬而未决。

根据当时的形势，方诗宁写信告诉大姐，成功率只有50%，希望方诗岚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果然，方诗岚的材料被拒签了，方诗宁继续想尽办法为大姐办赴日本的旅游签证。

钱的诱惑

日本打工苦，没完没了的深夜，没完没了的劳作侵吞着生物钟显示的睡眠时间。

日本打工闷，方诗宁信中写到了日本留学生中普遍的心理状态：“一个人在家，总觉得孤独，这种孤独感在国内的人永远体会不到的。”

日本打工郁，方诗宁生性敏感，到达日本不久，她就从日本人的举手投足间、言谈微笑中觉察到“被人看低”的生存状态，她总因此而郁郁寡欢。1989年5月中旬，她第二次回国后重返日本，从来“报喜不报忧”的好女儿忍不住告诉父母：“一回到日本，又开始做下等人，非常的不习惯。这种感觉比上次回国还强烈，主要是这次玩得好，吃得好，又跟你们大家见面很是高兴，所以这一阵子情绪不好。”

既然如此，何必赴日？

方诗宁的书信提供了答案。1988年9月11日，星期天，林太太带方诗宁去看东京银座。方诗宁边走边看，感叹着银座与上海南京路之间的巨大差别，惊讶于银座商品的高档与昂贵。不久，她写信给父母亲说，现在拼命赚钱，“以后肯定买得起”。她对在日本打工赚钱信心满满！

9月19日，方诗宁生日，她独自点亮蜡烛庆祝生日，心中许愿：“一人闯天下，总会碰到许多困难，解决困难的办法靠得是头脑冷静机灵，年纪轻，吃点苦没什么，赤手空拳闯世界将来定能发财，你们信吗？”她还遥望上海，想象着“今天可能你们大家也在吃蛋糕，为我将来能发财而干杯，是吗？” 方诗宁是一个孝子，她知道“有了钞票过日子非常舒服，”她要为这一目标而奋斗，让爸爸妈妈也享享福。她在信中告诉家人“相信我总会有这么一天。我会成功的。”

1988年9月29日，东京地震，她写信说：“我可能死在东京了，开开玩笑，妈妈不要怕，我钞票也没赚到，怎么可能死呢？”11月20日，方诗宁打电话给美国的二姐方诗婉，方诗婉问方诗宁去不去美国，方诗宁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她问我目前想不想去美国，我说等挣了钱再去。她也问起了方诗岚的事。她说若有什么困难，打电话或写信都可以，还问我经济上要不要帮助。我现在与她一样，自食其力，可能我挣的钱比她还多，因为日本普遍的打工收入要比美国高得多。

在此后的书信中，方诗宁仍不断强调钱。她知道，“一切的一切都需要钱”；她说，“在国外，钱是关键，有钱，什么都好办，钱的重要性我认识得相当清楚。”

方诗宁打工刚满一个月，就收到了打工工资计15万日元，根据当时的汇率，约合人民币7000多元。那可是个天文数字。1983年10月，上海女孩双玉在香港打工，第一个月拿到工资收入1200元[1]，钱在手中，双玉欣喜若狂。那时候，在上海即使研究生毕业，每月的工资也不到100元。相比之下，天差地别，日本成为打工人的天堂。苦点怕什么，有钱就行！

在日本，除了打工收入以外，还可能有其他的赚钱机会，方诗宁的书信中曾几次讨论赚钱的可能性。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会刻印章，方诗宁在日本找到了帮助父亲赚钱的机会。

1989年5月17日，她写信问父亲：

有一件事我想问问爸爸，刻图章的石头是还有“石昌”这种石头，日本人很喜欢。若连盒子一起买一个生肖的石头大约多少钱，可能的话，刻些图章卖给日本人，很多人叫我打听。能挣点钱也好。爸爸你说是吗？来信时评有详细地谈些这方面情况，因我什么都不懂。

在同一封信里，方诗宁还让父亲打听熊胆的功效、价钱，希望做熊胆生意。

钱是诱人的，却不能“当饭吃”。

1980年代，中国人仍生活在缺米、少油的短缺经济中，渴望着自由采购的日子。日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988年9月19日，方诗宁刚到日本不到1个月，就体验了难以置信的“购物天堂”：

吃的东西我非常习惯，跟中国的差不多。买菜的超级市场样样有，全是很新鲜的，从干点心、面包、冷饮、饮料、蔬菜、荤菜、香烟、油盐酱醋、水果、日用品一直到衣服化装品、文具，凡你想要买的，这个超级市场都有，非常方便，离我的住房又很近，有钞票过生活非常愉快。

除了各种日常生活用的食品、用品，方诗宁更被从来没有见过的漂亮冰箱、彩色电视机、复杂的音响设备、洗衣机、自行车等等高档消费品所震撼。有趣的是，在东京，打工人竟然可以“拣”到这些高档消费品。

1980年代，一旦有人从日本回来，消息总像风一样迅速传遍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一时间，多少双眼睛投向林林总总的日本商品，嘴里还不时发出“啧啧”的赞扬声……

1989年3月17日，方诗宁在信中写到了辛苦打工的目的：

……昭阳电话里和信中都说起你们俩人闹矛盾的事后，我足足闷了一天，这次大姐又提到，看着信中的一段，我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不知你们俩是否理解我现在的心情。对我来说，你们两人的和睦是异常重要的，我觉得夫妻之间有矛盾是正常的，不能讲一些要“分开”之类的伤感情的话。你们俩都上年纪了，我们又不在身边，更应该相亲相爱才是，这样也可以使我们放心。要是二姐知道了，也一定会不放心的。我们出国一个目的是为了将来，为了生活得更富裕更好。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你们能在晚年时过得幸福美满，尽我们的一片孝心。不是我说你们，你们俩人现在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两人是其中一个发脾气，另一个就应该谦让，忍耐一下，这样就少了很多矛盾。爸爸你现在忍耐的程度湖北省象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发脾气，上次我回家，妈妈告诉我东山这事，因为妈妈哆嗦点，你就不高兴，这样很不好。两人不和好的时候，想想对方对自己的好的时候，就应平静下来。我们三个女儿脾气很象你们俩。记得我小时候，爸爸你常告诫我要学会忍耐，现在一人在外，总碰到不顺心时候，忍耐二字立刻在我脑子 里出现了，学乖了许多。若你们俩要分开，在外奋斗的我们都会觉得没希望了，再奋斗也没意思了。我们的情况总是趋向于越来越好，总要把我们的家庭搞得越来越好，你们俩说是吗？我们虽然很不容易地在奋斗，但想到有你们身体，为了你们，再苦点也心甘情愿。这是我的内心话。你们把我们三个女儿养大不是一件易事，作为我们来说，对你们尽孝心是我们的应尽义务。所以以后我不希望再听到“分开”两字，好吗？你们知道吗？

方诗宁赴日打工，只为将来幸福美好的生活。那么，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哪里？在日本吗？

（作者：张乐天，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本文经作者授权节选刊发，文内人物均为化名。

[1] 张乐天编，《南方来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第一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