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才是爱国工程师、抗日英烈，现有历史读物中关于他刺杀汪精卫的事迹虽然不少，但基本是根据民国时期报刊、军统官方史籍的记载以及知情人士的回忆，鲜少触及原始档案。近日，“澎湃私家历史”栏目刊出裘陈江先生《戴笠密电中的陈三才刺汪实录》一文，首次披露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函电中的相关原始证据，并作适切之梳理考证，解决了诸多历史谜团，丰富了后人对此一重大抗日锄奸案件的认知。

笔者没有深入研究过陈三才先烈的生平，但因近年来撰写《戴笠与军统秘档解读》一书，曾在军统内部资料中搜集到几件与陈氏刺汪案有关的戴笠文电，为裘文所未引；同时对裘先生未能判明的几位关键人物化名有所破解，另对裘先生解读函电之内容亦有若干不同观点。今草作此文，对裘文略事补充与讨论，期能更加完整、准确呈现陈氏生平，并就教于裘先生。

戴笠险些丧命于“五三大轰炸”

1939年6月9日，戴笠（化名“钟灵”，简称“灵”）自重庆致电军统上海区代理区长兼行动总队长赵理君（化名“凌秋云”，简称“秋云”），指示联络陈三才事宜，这是迄今所见戴笠函电中首次出现陈三才的名字。如裘先生所指出的，这封电报至少澄清了两点事实：一是直接交代了戴笠与陈三才之间的介绍人是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朱世明之妻谢文秋；二是陈三才最初与军统联系，“并非是已有明确刺杀汪精卫的打算”，而是“他认识一位参加汪伪特务工作的白俄人员”，该名白俄表示“愿意反正，可以提供伪政府在重庆的情报人员信息”。

关于第一点，裘先生早在《刺汪烈士陈三才事迹新探》（澎湃私家历史，2021年7月8日）一文中曾引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澍的回忆称：“三才先生是怎样与雨农先生相结识的，我不十分清楚，是否透过某将军的妻媵一位姓田的女士或姓陈的女士所介绍，实在不敢说一定。”并推断陈恭澍提到的“姓田的女士或姓陈的女士”极有可能是谢文秋。其实就笔者所知，陈恭澍提到之人应是杨虎之妻田淑君及前妻陈华，杨虎字啸天，抗战前曾任淞沪警备司令，与戴笠有金兰之交；上海沦陷后，杨虎转往后方担任国民党监察委员，田淑君、陈华仍往来香港、上海之间，有时协助军统上海区从事地下抗日活动，由于陈华原为杨虎的妾室，而非正妻，故陈恭澍并称田、陈为“某将军的妻媵”。就现存文电来看，陈恭澍是了解谢文秋将陈三才介绍给戴笠这一情况的，但他却误记介绍人为田、陈，这隐约透露了一个事实，即陈恭澍虽为上海区长，但对联系陈三才的工作相当隔阂，上海区负责这项重要任务的另有其人，笔者这一推测可为下文判断“浩然”身份提供线索。

前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左）及其“妻媵”田淑君（中）、陈华（右）。

笔者在此补充两条鲜为人知的回忆资料，以说明戴笠为何对破获重庆敌方间谍机关如此重视。1939年5月3日，戴笠在重庆海关巷军统本部主持局务会议，恰逢日军针对重庆进行“五三大轰炸”，据军统情报处长何芝园回忆：“先生（指戴笠）正召集各单位主管在海关巷一号开会，迄午未散。时大批敌机已飞临市区上空，经同志提议，先生始宣布暂时散会，并令同志各自疏散躲避。先生甫经出门，海关巷四周即多处中弹。先生幸及时伏地，未受伤害。”何芝园的叙述一板一眼，没什么画面感，而戴笠机要秘书毛钟新的回忆则要生动很多：“五三、五四大轰炸……听到紧急警报时，敌机即已临空。戴笠刚从楼上下来，附近即中炸弹，房屋震撼倒塌，戴笠卧倒在地上，警卫四、五人像迭罗汉一样蜂涌而上，伏在他身上，以血肉之躯防护万一之损害。”由此不难想象，戴笠之所以急于破获重庆敌方间谍机关，除因职责所在外，更因他不久之前险些丧命于敌机轰炸之下，这种命悬一线的切身感受，使他对于敌谍与敌机的一唱一和绝对无法容忍。

戴笠曾对陈三才刺汪抱有希望

自1939年6月9日至9月6日近三个月间，陈三才联络白俄的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白俄所承诺的作用显然已大大超过破坏敌方谍报网，而且是能够直接刺杀伪酋”。遗憾的是，这期间戴笠致陈三才、谢文秋的电报没有公开，以致裘先生未能引用，“无从知晓史事的完整轨迹”。笔者有幸在台湾“保密局”（军统后身）1954年内部编印的《戴先生遗训》第三辑中见过相关内容，现补充、解读于下：

第一件，1939年8月24日戴笠致香港谢文秋电：

别后至念！顷接港电，悉嫂为某事特至香岛，热忱为国，至为钦佩！某事最近有发动之望，日前由亮兄转来由交通部电台发来之明电，已经奉悉。惟此等重大事案而由明电发来，殊属危险！亮兄与弟均甚担忧也！此事如能成功，即对方所要求之美金壹万七仟五百圆，吾人当可照给，惟事成后逃来香港一节，一时殊不可能，因须经过吴淞，必受检查也。弟意事成后该四俄人可潜迹于法租界，俟风声稍平后再往外埠，至该四俄人是否绝对可靠？若辈进行此事有无绝对把握？此应请陈先生密切注意也！因弟道途远隔，个中真相不明耳。与陈先生联络之王某，已电沪促其速谋恢复矣。嫂何日赴沪？盼复。

此件由该书编者题写“二十八年×月敬巳復朱公亮夫人文秋嫂（渝）”，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敬即24日，但未注明月份。查戴笠于9月1日致上海谢文秋电中有“嫂在港致亮兄及弟之书均已奉悉”等语，说明当时谢文秋刚刚从香港来上海，而戴笠在此“敬巳”电中询问“嫂何日赴沪”，就常理判断当系8月下旬发出。

谢文秋摄于1936年，时任上海中西女塾体育科主任。

和谢文秋的“外行”做法相比，戴笠的手段显然要老道很多，他的电报不仅复杂加密，而且用语也很隐讳，其日常电文中对于某些重要汉奸如汪精卫、丁默邨，常以“某逆”代称，而不直称“汪逆”、“丁逆”，对于针对这些重要汉奸的暗杀行动则以“某事”代替，此电提到的“某事最近有发动之望”便是这种情况。至于“某事”究竟针对何人？可由白俄提出的报酬中一窥端倪。全面抗战初期，军统针对大小群奸分别订有制裁赏格：暗杀一般伪政权官员（如伪司长、伪局长）之奖金约为数千元，暗杀高级伪政权官员（如伪部长）之奖金约有数万元，暗杀头面汉奸如周佛海、褚民谊、丁默邨等人之奖金则在五万元至十五万元不等。而在此电中，戴笠许诺“某事”如能成功，可发给“美金一万七千五百元”，按照当时汇率，其价值在法币二十万元以上，如此之高的赏格在军统锄奸记录中绝无仅有，而戴笠特将金额大写，以昭慎重，可知“某事”无疑是指针对逆首汪精卫的暗杀行动。

此电显示，至迟在8月下旬，白俄已向陈三才提出了暗杀汪精卫的设想，并就此事向军统方面讨价。这时戴笠对白俄的态度将信将疑，一面许诺事成即给重赏，并具体规划四名白俄的脱身办法，“可潜迹于法租界，俟风声稍平后再往外埠”；一面则提醒陈三才密切注意“该四俄人是否绝对可靠”以及“若辈进行此事有无绝对把握”。

第二件，1939年8月27日戴笠致香港谢文秋电：

别后想旅祉定必佳胜也。嫂致公亮兄书已转去矣。叶同志赴美一切，多蒙指导与关照，甚感激也。……沪事尤望嫂与陈先生详加考核，妥为运用，以期大功之告成，即一切条件弟必履行也。特此奉恳，敬祝旅途平安。

此件由编者题写“二十八年×月感午電香港朱公亮夫人文秋嫂（渝）”，感是27日，但未注明月份。电中提到的“叶同志”指叶霞翟，系军统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戴笠好友胡宗南的未婚妻，经查她于7月16日由重庆来香港，8月12日由香港乘轮赴美国留学，此电有“叶同志赴美一切多蒙指导与关照”等语，应是7月以后所作。再查此电有“敬祝旅途平安”等语，可知谢文秋即将启程赴沪，而谢氏9月1日已在上海，那么此电应该也是8月下旬发出。

此电显示，戴笠仍对“沪事”也就是陈三才策动白俄刺汪之事抱有相当希望，叮嘱谢氏“与陈先生详加考核，妥为运用，以期大功之告成”，并强调军统对于白俄之奖赏必能履行。同一天，戴笠还电嘱军统驻港会计张冠夫照给谢氏“来往旅费”，为刺汪行动提供后勤保障。

第三件，1939年9月1日戴笠致上海谢文秋电：

嫂在港致亮兄及弟之书均已奉悉。某事如确能成功，且有事实证明者，则所允报酬之数目当如数照办。但其进行之办法如何？该俄人有无进行之可能？因此间不明真相，一切均赖陈先生详细考查，密切注意也。白俄穷困而多诈，此应请严防者也。此间固极盼望此大事之早成，事成后，该俄人万一不能于沪上潜伏，则可至宁波登陆，请先以姓名及照片见示，当电宁波负责同志遵办也。嫂何日回渝？盼复。

此件由编者题写“二十八年×月东酉复上海朱公亮夫人文秋嫂（渝）”，东是1日，但未注明月份。查9月6日戴笠致谢文秋电中有“事成时吾方决履行诺言，并嘱其至宁波进口”等语，此电亦提出“该俄人万一不能于沪上潜伏，则可至宁波登陆”，推断当系9月1日发出。此电中，戴笠根据多年从事特务工作的经验，首次表达了对白俄反正诚意的严重怀疑，指出彼等“穷困而多诈”，一再提醒谢氏与陈三才密切注意。

第四件，1939年9月5日戴笠致上海陈三才、谢文秋电：

四俄人相片已收到，事成决请其至宁波登陆，此间当电告彼地当局准予放行也。惟某事何时可进行，究竟有无成功希望，盼示！

此件由编者题写“二十八年×月微亥复上海陈三才、朱公亮夫人文秋嫂（渝）”，微指5日，但未注明月份。查9月1日戴笠致谢文秋电，请提供四名白俄之姓名与照片，此电谓已收到照片，当系9月5日发出。

以上四件电报虽不能完整勾勒陈三才决意刺汪的轨迹，但至少表明，在8月下旬至9月初，戴笠对此事尚抱有较大希望。只不过到了9月6日戴笠致电“浩然兄”时，其态度已明显转向消极，关于其中原因，裘先生已有精彩的分析，笔者不再赘述，下文仅就“浩然”身份稍作讨论。

关于“浩然”“燕骥”身份的推测

裘先生认为，“浩然”应是军统上海区负责人之一，“据陈恭澍回忆，赵理君代理（区长）时间不长，此后军统上海区长为王天木，因此不知是否为其化名”；又指出陈恭澍回忆称，当时军统指定上海区新一组负责联络陈三才，“因此‘浩然’以及下文其他化名人员很可能是该组的具体负责人”。关于这两点推测，笔者有不同看法。

首先，“浩然”不可能是王天木的化名。查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军统首任上海区长为周伟龙，周氏于1938年11月遭租界当局逮捕，经营救获释离沪，上海区由赵理君短暂负责，旋于12月间由王天木接任；1939年2月，王天木调任平津特别行动组组长，仍由赵理君代理上海区长并兼行动总队长；同年7月，王天木因生活糜烂，叛国投敌，带领日伪特务大肆破坏上海区，赵理君以环境险恶，不再负责区务，虽延至年底始行离沪，但自8月起已由陈恭澍接任区长。根据上述人事变动，王天木早于2月脱离上海区工作，7月即已变节附汪，戴笠不可能在9月以后仍与他商议刺汪大计。

其次，“浩然”也不可能是上海区新一组负责人的化名，因就戴笠指导军统外勤工作的惯例而言，其致电对象一般为各单位一级主管，如区长、站长、书记、督察等，越级联系各组负责人的情况并不多见。且据台北“国史馆”藏军统局1939年度工作总报告记载，新一组成立于9月11日，组长毕高奎毕业于军统外事训练班第一期，该班9月3日结业，因此毕高奎由重庆潜入上海建立新一组是在9月3日以后；但查早在同年4月间，戴笠就有致电“浩然”的记录，这与毕高奎行迹不合。另查戴笠致电军统内部年资相仿之人员多称对方为“某兄”，致电学生辈则多称“某弟”，就毕高奎出身而言，该人为戴笠学生辈，不太可能被戴笠称为“浩然兄”。

据笔者推断，“浩然”仍是赵理君的化名，理由有三：1、1939年4至6月间，戴笠曾电令“浩然”注意汪精卫来沪活动情形，也曾将“上海杨浩然”搜集的汪派人物活动情报呈送蒋介石参考，这与赵理君代理上海区长的时间相吻合。2、如前文所述，虽然陈恭澍在1939年8月接任上海区长，但他对联络陈三才的工作非常隔阂，负责此项任务的应该还是最初与谢文秋接洽的赵理君，至于赵为何既化名“凌秋云”，又化名“杨浩然”，可以参考时任上海区书记郑修元的说法：“沦陷区工作人员，每个人都有好几个化名，而且时常更易。”3、9月27日，“浩然”致电戴笠，报告谢文秋来函内容，该电开头便说“据朱（太太）函区称”，裘先生曾引此电，但将“区”字误为“电”字，其实这个“区”字相当要紧，这表明“浩然”是以上海区负责人自居，间接证明其人应是前任区长赵理君。

军统上海区代理区长兼行动总队长赵理君的真实面貌一直鲜为人知，此照录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人事登记表，该卷档案现藏台北“国史馆”。

接下来10月26日，戴笠致电“燕骥”并转谢文秋，极言陈三才所运用之白俄完全系骗局，并指示应对办法。裘先生对此亦有深入中肯之解读，笔者不赘。在此仅就两点提出讨论：其一，裘先生未曾判明的“燕骥”应是陈恭澍的化名，这是因为王天木叛变后，上海区形势愈发恶劣，戴笠因于10月中旬指示赵理君等人从速离沪，此后即改由陈恭澍与谢文秋、陈三才联络。其二，戴笠致谢文秋电有“俄人欲在渝报章发表，无非图索诈奖金也，此事万难发表，弟意可请陈君速行离沪，或勿与见面，一面密报捕房，以索诈罪予以逮捕”等语，裘先生认为“从主张谢氏切断与陈氏的单线联系着眼，（戴笠）已有‘丢卒保车’的意味”，但就上下文语意来看，戴笠所谓“勿与见面”似指陈三才勿与白俄见面，当不存在叮嘱谢氏与陈氏切断联系之意。

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澍化名“燕骥”。

冰箱里的穿甲枪、白俄的出卖、军统的复仇

诚如裘先生所称，陈三才运用白俄刺汪的“具体进展到底如何”以及“这一场刺杀行动如何因故失败”，在10月26日以后的戴笠档案中便戛然而止了，这部分史实的重建有待于军统上海区原始文书的披露。笔者在此仅根据台湾方面晚近公布的档案，提供三方面间接材料。

其一：1939年9月9日，也就是陈三才加紧刺汪之际，戴笠曾电询军统香港区长王新衡（裘先生误为“张新衡”）：“前定之能穿过保险玻璃枪已到否？”同年11月29日，戴笠再电王新衡指示：“前定能打保险玻璃之枪弹，务请速催香港枪店设法运来。”据当年负责逮捕陈三才的汪伪特务头目马啸天于战后供述，陈氏被捕后，日伪特务在其经营的北极冰箱公司内“抄出了一支穿甲枪”，陈氏“知道汪精卫出入都是坐的保险汽车，他准备在汪精卫出来时，用这支枪把汪打死”。抗战时期，军统虽然经常暗杀日伪要员，但用到穿甲枪的机会并不多，马啸天所供“穿甲枪”会不会就是戴笠叮嘱王新衡从速运来的“能打保险玻璃之枪”呢？如果是，那就说明陈三才最终决定的刺汪计划是伺之于途，博浪一击，以穿甲枪将其轰毙，而且这一设想得到了戴笠的支持。

军统香港区长王新衡      ▲1939年11月29日，戴笠指示王新衡（化名“定南”），在香港暂缓购买毒气枪，从速把能打保险玻璃之枪弹运来。

其二：抗战胜利后，原上海邮局信差范日新因涉嫌于沦陷期间充任伪特工总部情报员，勾结白俄陶次兄弟二人拘捕陈三才，于1946年2月20日被军统逮捕。军统对该人之判决书近年来已由台湾档案管理机构公布，其中记录该人供称：“我只认识伪七十六号翻译朱学古，他与我是同乡关系，他有一次对我说，北极冰箱公司有两个俄国人报告他，该公司经理是重庆份子，以后北极公司经理陈三才被捕，是宋（朱）学古对我说的。”这或许能为陈三才刺汪事败提供若干参考。

其三：裘先生在文末指出，当陈三才殉难后的1941年3月15日，戴笠曾电令陈恭澍查明出卖陈氏之白俄，以便复仇，“只是从结局来看，……白俄陶次兄弟在战争期间一直逍遥法外，要等到抗战胜利之后才被最终清算。”诚然，陶次兄弟没有及时受到惩罚。不过当年出卖陈三才的白俄或不止陶次兄弟二人，据上海区新一组组长毕高奎回忆：“陈先烈有学识有抱负，贡献一切乃至牺牲一切，成仁之后，高奎深为哀痛，遂即许下心愿，誓为陈三才先烈复仇。所幸苍天有眼，卒于民国三十年九月十八日，由本组将出卖陈烈士的伊凡诺夫一名击毙于上海慕尔鸣路梅村弄口。”毕高奎提到的伊凡诺夫又译作依斯诺夫、依伐洛夫、仪万福，该人被杀事件在当年报刊以及戴笠档案中均有记载。伊凡诺夫是否出卖过陈三才，尚无原始档案可资印证，不过其人确系沪上知名的“亲日白俄领袖”，而他经常活动的慕尔鸣路又是陈三才北极冰箱公司所在地，毕高奎指称其出卖陈氏，或不为无因。

军统上海区新一组组长毕高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