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昆仑关歼敌卤获密件辑要》系列书籍系翻译自昆仑关战役中国军缴获的日军文件，由国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昆仑关战役中国军主力）翻译、编印于1940年1、2月间，此时昆仑关战役尚未结束。就笔者所见，整套书至少出版了12种。黄旭初后来回忆称，国军将昆仑关战役中缴获的各种文件，整理编印并呈送国民政府并分赠全国国军。这一说法确属实在，《昆仑关歼敌卤获密件辑要》这套书不惟被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所翻印，甚至被远至陕西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翻印。

本文介绍该系列的第六种，本来是日军独立步兵第20大队编印于1939年的《对义勇军战斗讲话案》。当时日语语境中的“义勇军”当指区别于正规军的各类武装，如托洛茨基所著的《被背叛了的革命》的日语译本中的“民兵”即被译作“义勇军”，东北沦陷以后，日本更有“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设置。具体这本书中所说的“义勇军”，自然不独指东北义勇军，而是泛指各类敌后抗日武装。

日军独立步兵第20大队并未参加昆仑关战役（可见此役缴获史料的丰富），自编成后长期驻扎在山东，而其编成担任部队日军步兵第2联队此前则曾参与“讨伐”东北抗日武装，故而这本书中有相当的东北、山东等地的作战内容，就不奇怪了。

本书一开端即强调情报的重要性。讲话人称自己初到一地时，“所感最困难之问题，即为情报蒐集”，并举例说明日军可以通过招纳降敌、四处交游等方式招募密探。不过，作者继而强调布置密探仅仅是搜索敌情的辅助手段，“至于根本办法，仍靠军队本身积极出动以行搜索为较紧要，此等密探，若不以积极出动搜剿之威力使其感服，则工作一停，而固定密探（至少一周间要连络一次）亦随之消灭”。这一观点反映了日军尽管早已意识到了招降纳叛的重要性，但是此时对培植汉奸等方面工作仍然不够信任，作用有限，而旨在主要依靠军队维系统治。

搜索敌情，语言障碍自然是一大难题，作者继而谈到翻译（为中国人）的重要性。作者指出，“在现状之下，诚不易得到一优秀之翻译”，若有有价值的翻译，“对伊予以一百至二百元高薪待遇，亦属值得”。因此，此时日军济南特务机关已经着手翻译教育了。

此处谈到的日军翻译人才的缺乏是发生在一定层级以下的，就该部来说，大概是中队一级一度缺乏翻译人才：“现在中队中所用之翻译，均系去年此时派来，当其初来之际，程度上极为肤浅，能否称职，殊属疑问，后经安田中尉与樱井少尉，加以适当教育，现已能相当使用，并能独立工作，单就检举潜伏敌人一项而言，已有十七八件（单手枪方面已获有廿枝），对于投诚工作，亦颇能发挥其手腕，甚至有以自己收入，激励密探而作情报搜集者，其活跃状态，方诸去年，实有隔世之感。”

不过，从上述成效即可看出，作者所指的翻译并不是“仅作翻译使用”，而是要使之“为情报将校之助手，或搜索情报，或调制审问口供，或活用于特种检举队”。换句话来说，作者对于翻译所期待的，并非只是在纯粹技术层面上辅助日军，而是要在内心等各个层面支持日军的侵略。

日军与杨靖宇部作战（其中部队番号当有误）

之后，作者的强调也值得注意。他指出，无论是东北四省还是哪里人，对于他们，不能止于恩威并济，而要恩三分威七分，因为中国人“对于有权威与能给金钱及享以吃饭之人，绝对表示服从，并不如日本人有为知己而死之观念”。易言之，则是“对于密探翻译，不问其有如何成绩，决不能开口褒奖，如其真正努力，可以暗送金钱，若予以夸奖，则反令其懈怠”。作者多次将这类观念与行动上升至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观察，由此可见当时日军对于中国人的看法。

在给密探、翻译的薪酬方面，作者对中国人的看法更暴露无遗。作者指出：“欲与以十元，切不可竟以十元给之，于谈话之间，示以二三百元钞票，然后于其中抽出十元给之，如此可使其非常感激，在日本人心理上，如此一定很不喜欢，以为为人轻视，但此亦即国民性差别之点……彼等于看到大钱时，眼光特别起敬，又同是给钱时，而于公众前给之，则觉面子好看，或于数人中给以差别之金钱，则尤能触其发愤之动机。关于面子二字，为统驭中国人最要紧之事。”所谓的“国民性批判”，在当时十分流行，对中国人的这一刻板印象，多少也为日军侵华推波助澜。在此，笔者无意于指出这一看法的是非曲直，毕竟，日军侵华后来的结果也是大家实所共鉴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要求警备部队在警备区域内要达到不用使用地图的水平，因为“昭和十二年七月参谋本部所发行之十万分一地图，其中地形地名，均不精确。又县公署发行之地图，其地名虽略一致，然梯尺不正，因亦不能适用”。于是，警备部队需要在警备区域内长期驻留，以熟悉地形、路线，进而布置情报网，加强对各机关的联系。

对于我军的情报工作，本书亦有大量的描述，作者指出：“吾人周围受有敌之密探包围集中攻击”，“敌人之密探网，其布置极为巧妙，使吾人几不能不佩服之。”并列举可能被敌后武装发展为固定密探的人员如下：

一、日军所信任之村长、区长、镇长等。

二、火车站的职员。

三、警察署署长、署员。

四、兴国会、新民会人员。

五、县公署内职员等。

日军与八路军交战，其中记录了日军警察署长的“通敌”

至于敌后武装发展的游动密探，亦值得注意。作者提到，日军曾于1938年7月在南流镇（今属潍坊安丘）捕获国军厉文礼（时任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保安司令）部的情报班长，发现“其采取我军之情报，诚巧妙之至。彼收买分遣队使用之儿童及维持会之苦力以之确实侦察列车转运之次数，输送汽车与兵器之数目，及分遣队之兵力、装备。一月之间，曾与在安邱之厉文礼连络达十七次之多。其他如牵骡马之农夫，与兵营四周之乞丐，均极为可疑。且有时尚有使用女子者，故于女教员、女宣抚官、女警察等，决不可轻易信任”。作者同时举例称，自己此前任职地（可能指东北）的日军所用的苦力，即受苏联领事馆收买，由垃圾中检取带有“秘”字的纸张送交苏联领事馆，即可受奖五元。

日军与杨秀峰部作战，“当时岞山方面‘通敌’者甚多”

1938年4月，作者在岞山（今属潍坊）任职时，宣抚班班长曾告诉他，岞山维持会会长王某“为一非常有学问之亲日派”，因此自己对他也特别信任。此时，即便日军的情报网已经过整备，但日军出动的情报仍然始终为我军所侦知，而对于我军的情报，日军则毫无所得。于是，一个月后，经过作者调查发现，王某是挪用胶济铁路公款的“著名不良份子”，此时他不惟一方面向我军通报日军行动，同时扣押下边密探上报的情报。

在保密方面，作者指出，“满铁”的总机室内，绝对不可用中国人（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华北铁路，自沦陷后，一度由“满铁”直接经营，即便作为“满铁”关系会社的“中国公司”华北交通会社于1939年成立以后，实质上，华北交通会社也与“满铁”统一经营华北铁路，华北交通会社也是“满铁”的延长）。目前县电话局内，则常有“通敌”之事发生，每至晚上，即有我军密探携带电话机，悬挂于路上的军用电话线上进行窃听。同时，日军士兵常有在出发前一天，在酒馆、饭店内开怀畅饮，每至酩酊大醉，而信口胡说进而泄露出发消息，至于在平时闲谈、私人信函中泄露军机的，则不可胜数。

在泄密的反面，则是运用反间、佯动、佯攻以欺骗我军。作者指出：“敌人似易中我阳言与反宣传之计。”同时，打听道路亦须打听数方面的道路，使我军不能侦知日军的目的。以上便是本书关于情报斗争的内容，相较其他史料或是单纯在技术上泛泛而谈，或是出于宣传、市场需要而未可尽信，本书实例与理论兼而有之，同时作为对内教材，自然有其独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