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永恒和一日：安哲罗普洛斯访谈录》是希腊国宝级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访谈文集，收录了1971-1999年他接受的18次访谈。作为欧洲艺术电影的中坚人物，安哲罗普洛斯以其独特的诗意影像、折叠时空的长镜头和对历史创伤的持续凝视著称。从《重建》到《永恒和一日》，他始终关注政治与想象的边境、地理与内心的流亡、破灭与新生的梦想，坚信“没有什么比我们的梦想更真实”。尽管与祖国希腊长期爱恨交加，他仍坚守美学信念，用镜头穷尽几代人的历史，传递史诗般的哲思。本文摘自《永恒和一日：安哲罗普洛斯访谈录》（ [以色列]达恩·弗伊纳鲁编，静恩英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2025年5月版），是英国资深电影评论家杰夫·安德鲁（Geoff Andrew）在1998年撰写的《他的生命时光：<永恒和一日>》。经也人授权刊发。标题为编者所加。

《永恒和一日：: 安哲罗普洛斯访谈录》， [以色列]达恩·弗伊纳鲁 编，静恩英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2025年5月版，242页，68.00元

在影评人大卫·汤姆森（ David Thomson）深受好评的1994年版《电影传记词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Film）中，他认为希腊电影制作人西奥·安哲罗普洛斯应该被算作少数几个仍在电影界耕耘的真正大师之一。这是在他壮丽的巴尔干史诗《尤利西斯的凝视》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一年前，也是《永恒和一日》实至名归获得金棕榈奖的四年前。然而安哲罗普洛斯在电影节之外仍旧相对鲜为人知。虽然去年河畔回顾影展的电影票大多销售一空，但他仍旧被那些不熟悉其作品的人普遍视作一个令人“费解”的电影制作人。不是因为他的电影在故事层面难以理解——其实这些故事反映的多为简单的神话，而是人们怀疑，正是这些电影优雅从容的节奏（关于《永恒和一日》是在凑时长的玩笑铺天盖地）与其出处（希腊不是一个电影生产大国）的结合，以及对生与死、记忆与遗憾、历史与身份、艺术与间离这些宏大主题持久且不合时宜的迷恋，让那些期望电影更符合当代快速且激烈的主流美学的看客望而却步。这是一大憾事，因为大卫·汤姆森说得对：抛开偏见，安哲罗普洛斯将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施下一道让人迷惑的魔咒，这在当今电影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从主题和风格上讲，其作品的关键是他对时空的独特处理。自1975年凭借经典之作《流浪艺人》（计划今夏重映）获得国际赞誉之后，安哲罗普洛斯逐渐将其大部分影片建构为旅程，既是实际的旅行和精神之旅，也是地理与时间之旅。相应的，其风格的决定性特征是“游历镜头”（travelling shots）：在悠长而流畅的镜头中［这种镜头的复杂性，使得影片《好家伙》（Goodfellas）中经常被引用的那个进入科帕卡巴纳夜总会的长镜头相形见绌］，随着从过去（或者说实际上是从个人幻想中）唤起的人物和事件转入当前现实之中，主角就像摄影机一样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其结果犹如梦境一般，令人赏心悦目（流畅的摄影机运动，完美无瑕的构图，抒情诗般的色彩运用，说明安哲罗普洛斯的摄影师乔治·阿瓦尼蒂斯本人几近天才），同时，作为一位极度自信又富于想象力的电影诗人，他的鲜明特征也一目了然。这是人们倾向于把《永恒和一日》部分视为其自传的原因所在。这部影片讲的是一位病入膏肓的作家回忆旧日幸福时光，并在他离开家去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极其短暂的未来之际，与一位阿尔巴尼亚少年难民相遇的故事。

“怎么说呢，”安哲罗普洛斯微笑着说，“拍摄这部影片的灵感，确实是我自己正在老去，加上近年来朋友们相继离世。我第一次有这个想法，是获悉演员吉安·马里亚·沃隆特（Gian Maria Volonté）在拍摄《尤利西斯的凝视》期间，在他的旅馆房间中去世的那个早上。前一天我还跟他在一起，当时他看上去很开心，在他喜欢的地方，与他喜欢的人在一起，研读他喜欢的剧本。他的离世让我感到疑惑：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第二天将不存于世，他会怎么样？在面对生死大限的时候，他会怎样起床，怎样喝咖啡？他会去哪里，做什么？”

“就这样，心心念念这些事数月后，另一个想法袭上心头：作为巴尔干战争受害者的那些被遗弃的孩子们的破碎人生。在拍摄《尤利西斯的凝视》时，我遇到过这样的孩子。我也想探讨一位诗人和语言的故事，思考一下海德格尔认为我们的身份无法与我们的母语分割的观点。接下来，当我去探访托尼诺·圭拉（是安哲罗普洛斯剧本通常的合作者）时，我意识到我只能有一个主题而不是三个主题。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就像古代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那样，边走边讨论，最后把故事拼在一起。”

凑巧但也不幸的是，疾病和死亡总是萦绕着安哲罗普洛斯后期的影片。除了沃隆特在拍摄《尤利西斯的凝视》期间过早离世外，马斯楚安尼也被死神从他身边夺走，他在其早期影片《养蜂人》和《鹳鸟踟蹰》中担纲主演，是饰演亚历山大的最初人选，也就是这部新影片中的那位作家。“但当我去看望他时，”安哲罗普洛斯叹了口气，“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原来一直充满生气，当时却犹如鬼魂，一切像是预示着他的生命将走到尽头。在遭遇沃隆特突然病逝的意外之后，我只是在想：这怎么可能。于是接下来我打电话给让-路易·特兰蒂尼昂（ Jean-Louis Trintignant），他对出演这个角色深感紧张，犹豫不决，后来我还考虑过好几个演员，其中一些是英国演员，但语言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安哲罗普洛斯的英语很差，我们的采访是用法语进行的）。这时有人提起布鲁诺·甘茨。我知道他是一名十分优秀的演员，而且像所有瑞士人一样能讲多种语言。但我想到的是他在文德斯影片中的形象，很年轻而且看起来又十分开放，根本不像南欧人！所以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在巴黎遇到了甘茨，我看到他时，他身着一件灰色长外套，胡须灰白，看上去就像他在我影片中那样苍老。于是我们在影片中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他的形象……包括那件外套。”

如同安哲罗普洛斯的其他影片一样，《永恒和一日》［这个片名引自莎士比亚《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奥兰多说的一句话：他的爱将坚持到“比永远再多一天”（Forever and a day）］融合了个人与政治：不仅是亚历山大的家庭生活回忆让他重温了希腊近期历史中的那些重要时刻，回想起那位创作了国歌并统一了现代希腊语的诗人索洛莫斯，而且与阿尔巴尼亚孤儿的相遇也反映了当下巴尔干地区的动荡局势。这两者的融合既具体又具有普遍性。

“绝对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的用意所在。我不能对身边的事漠不关心，例如科索沃正在发生的事情（本次采访是在1998年6月进行的）。就我关心的事情而言，我当然是十足的希腊人：每个艺术家都会深受其生养之地的影响，他的作品因而会成为某种精神自传。我们读的书，我们遇到的人，我们的童年和青春期——在我心中，这些是我们最重要的时光——都会进入我们的影片，战争之类的事也是如此。希腊内战期间，不仅我的家人分裂为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而且我的父亲被捕入狱并被判死刑。我九岁时，母亲带我进到一间堆满尸体的屋子，去辨认父亲的遗体。就像我会受到欢乐与悲伤、语言、风景等的影响一样，我怎么可能不深受那件事的影响？

所以，您说得对，影片总是会指向历史和当代现实，但我努力以一种诗意的视角去呈现。其他电影制作人可能会拍摄更加现实主义的影片，我给予尊重，但那不是我看待事物的方式。”

因此，《永恒和一日》不是干巴巴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是对一个时代的焦虑做出诗意的隐喻式回应。比如那个孤儿，他不仅仅是个难民，也是亚历山大自己少年时代的映射，而且还是一位死亡天使，引导他穿越过去与现在盘根错节的迷宫，让他与这样一个事实相妥协：他的职业导致他常忽视家庭。影片中最后这一点是不是也反映了安哲罗普洛斯自己对于创作生涯的矛盾心理呢？他笑了。

“哦，西班牙作家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n）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写作还是生活》（L'Ecriture ou la Vie）……在家时，我女儿会说：‘是呀，我们知道，你明天又要出门了，你忙这忙那，我们根本见不到你。’突然之间我发觉她长大了，懂事了。我错过了与她共同发现某些事情的机会。那些失去的时光是我为创作付出的代价，这让我很是伤心。

每次制作电影时，我都说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部影片，但接下来……这就像咖啡馆里的两个老头，正值春季，他们注视着匆匆而过的世界，特别是那些美丽的女性。他们看着一个女人走过去，消失在远处。其中一个老头说：‘我们要这样多久？’他的朋友答道：‘一直到死。’对我而言，这就像我跟电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