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人工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的一骑绝尘中，中国大学迎来2025。

2025年，注定要成为变革的年份。是以战略敏捷赢得战略主动，还是在延误中错失转型机遇，中国大学踏上征途。

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赋能学科建设？人工智能技术给创新人才培养带来哪些启示？特推出“大学2025”专题，以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学之变。

近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曹顺庆接受（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必须重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通过文明互鉴与学科融通打破西方中心论桎梏，推动新文科建设引领人类文明对话。当前文科面临的困境是暂时的，但其重构的紧迫性，却是蜕变的开始。

四川大学教授曹顺庆  受访者 供图

近年来，全国高校招生专业已发生重大变局，许多高校正在逐步减少文科专业的招生规模，与理工农医类学科的扩张形成鲜明对比。

为尽快改变文科教育的尴尬困境，全国高校纷纷推动新文科建设来适应新的形势。

近年来，四川大学实施“文优”战略规划，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全面落实“以本为本”，切实推进新文科建设。

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学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在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获得A+，稳居全国前列，其学科奠基人曹顺庆教授为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他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突破了西方传统学科框架，被国际学界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h)、西奥·德汉（Theory D'haen)等著名学者视为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标志性理论。

长期以来，传统比较文学理论以“同源性”“类同性”为基准，否定文明差异的可比性，造成中国学术陷入“失语症”和“卡嗓子”困境——“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局面。

鉴于此，曹顺庆教授以“变异学”理论为基石，批判西方学术话语长期垄断的弊端，并提出​“跨文明研究”作为新文科的方法论核心，创立“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体系，全方面地解构西方中心论。

他还提出“重写文明史”战略，直指西方文明史书写对东方贡献的系统性遮蔽，并以实证研究揭穿“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虚构性：古希腊文字源于腓尼基字母，哲学受琐罗亚斯德教影响，史诗《吉尔伽美什》早于荷马史诗并影响《圣经》。阿拉伯文明保存古希腊文献并贡献“算法”（algorithm）等核心概念，均被文艺复兴叙事刻意忽略。

四川大学“重写文明史”项目以中国“实录”精神，还原全球文明互鉴史实，构建平等包容的文明观，不仅能实现学术突围，还能通过实证反击“文明冲突论”。

面对已经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曹顺庆认为，应该用跨界思维推动人机协同创新。比如三星堆古象牙保护通过“微生物+考古”，实现了新文科“破界”。

他坚信，任何技术创新底层都应当是以人文精神作为驱动力，避免陷入“强计算主义”的窠臼。

因此，他主张以制度创新支撑新文科发展：设立跨学科基金与复合课程，建设国家级“文科重点实验室”；利用“东数西算”枢纽降低数字人文技术门槛，推动古籍数字化与虚拟仿真教学；并通过AI翻译与知识图谱技术促进中国理论的全球传播。

事实上，他的学术研究已具有全球传播“突围”的野心——其英文专著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Springer 2013.《比较文学变异学》）被国际学界誉为“将比较文学推向普世领域”，参编的《牛津文学理论百科全书》首次纳入中国文论词条，主编的英文国际期刊《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比较文学：东方与西方，由英国劳德理其（Routledge）出版社出版】开创了中西平等对话平台。

曹顺庆称，新文科的使命是以文明互鉴观重塑人类知识体系，使中国从文明对话的“听众”变为“主讲”，在技术革命中守护人文主体性，最终推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新秩序。

以下为采访实录：

曹顺庆教授和毕业生合影。 受访者 供图

如何才能重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作为“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创立者，您提出“跨文明研究”是新文科的核心方法论之一。这一理论如何突破传统文科的西方中心论桎梏？

曹顺庆：西方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是建立在同源性（法国学派）和类同性（美国学派）基础上的。这些理论都只承认相同为可比性，而不承认差异可以比较。这是西方中心论的一个重要桎梏，其要害在于排斥不同文明的比较与互鉴，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威斯坦因认为，不同文明的文学是不可以比较的，因为差异太大。虽然美国著名学者威勒克观点稍微好一点，他认为不同文明文学可以比较，但是只能够从相同的方面来比较，而差异是不能够比较的。

显然，在西方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不承认差异的可比性，认为东西方文学由于文明差异太大，是没有可比性的；或者说，从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角度来讲，东西方文学的比较是没有合法性的。其中蕴含的意义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其根基是建立在跨文明文学比较上的，从王国维、钱钟书、季羡林等学术大家，到今天大多数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也包括哲学、历史等学科），其学术成就大多建立在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学之间的比较，但是，这种成就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界不被承认，甚至认为是没有理论合法性的“乱比”。如此非常令人遗憾的看法，本身即西方中心论的桎梏，是对文明互鉴的否定。这是我们东方人、我们中国学者和东方学者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出现这种现象也是不正常、不应该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显然，我们的学科理论跟不上，我们缺乏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说明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我认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根基在于“跨文明研究”。首先，“跨文明研究”要求我们看到多元文明的独特性与异质性，并在此基础上做到“求同”与“析异”，本身就具有反对西方文明话语霸权的潜在前提；我也提出跨文明差异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理论体系与方法论——“比较文学变异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科理论中国话语。

：您认为，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突破传统文科长期形成的“西方中心论”呢？

曹顺庆：我所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将“跨文明研究”作为理论的核心关切，从比较文学角度对中西方文科中的“西方中心论问题”进行了四点突破：一是将“异质性”作为可比性，在发掘自身话语体系之际，主张在跨文明研究中承认并保留不同文明的独特话语，从而打破西方中心论中隐含的文化等级、单向传播和话语同化逻辑；二是在平等对话中以“双向互动”取代以西释中的“单向阐释”，对后者导致的误读或文化霸权进行拨乱反正，进行中外文论思想的“双向阐发”，例如，用中国“意境说”与西方新批评的“悖论语言”互证，揭示共性，凸显差异，从而消解西方话语的垄断地位，为非西方文明争取理论主体性；三是提出“共同话题不同话语”的研究类型，通过同一主题下多元表达的对比及阐释，挑战西方理论的普遍性预设；四是以“变异他国化创新”提出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聚焦影响变异和平行研究中的阐释变异，揭示文化接受过程中的他国化的创造性转化，如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中国文学的西方化等，即跨文明条件下的文化传播是多方互动的创新结果，而非单向的施受过程。这一视角颠覆了“西方中心论”将非西方视为静态“他者”的刻板印象，重新凸显了文明互动的动态、多元与创新性的正面意义。这些“跨文明研究”的主张及实践不仅有助于从比较文学学科内部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突破。

：您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变异学理论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何独特价值？

曹顺庆：打破学科碎片化的现状，培养通才。其实所有杰出人才，都是兼具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通才”。人文精神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注的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称而致远。科学不是个人的游戏，而是肩负人类未来发展的神圣职责。科学史一再表明，正是这种神圣的历史责任感，造福人类的使命感，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与进步。那么，如何推动学科的理论创新发展，让其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和学理性，是新文科建设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我以文学变异学为理论基础，以变化和变异问题为线索，系统探讨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社会文化三大领域的相关变异现象及其理论学说，我称之为“广义变异学”。正如量子力学重要创始人普朗克（Max Planck）所说：“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性的链条。”由此看来，知识的离散化和各学科或学科群的各自为政只是实然，而非应然。

在“新文科”背景下，打通学科壁垒，建立不同学科之间内在统一性，提供一种普适性的理论观点尤为重要。广义变异学就是中国学者提出的自主知识体系，实际上，变异学以《周易》思想为上溯，首先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中国思维理路；并在理论实践过程中，重视异质文明的双向对话互鉴。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反哺人工智能的开发及应用，促进人工智能对中国自身的文化系统进行更深的理解和诠释，从而助推文理工医交融与人机协同创新，在重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同时促进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进步。

2024年，曹顺庆在匈牙利参加比较文学学术会议。 受访者 供图

如何才能化解人文社科“卡脖子”困境？

：您曾用“卡脖子”比喻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困境。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如何通过学科交叉实现从“失语”到“领讲”的跨越？

曹顺庆：关于如何应对和化解“卡脖子”困境，近年来成为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热门话题，比如芯片、高精尖科技都属于理工科“卡脖子”难题，咱们一直在想办法突破阻碍、自力更生。实际上，人文社科“卡嗓子”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所谓人文社科的“卡嗓子”问题本质是话语权，就是别人让你“说不出来”，乃至你根本就没想到要说出来。从国际话语格局看，西方话语仍居强势地位，中国学者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如何才能实现不同文化互通、促进不同文明互鉴呢？不仅要让受众听得见、听得清，更要让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因此，如何创新话语体系，在国际舆论场上努力形成中国表达、中国修辞、中国语意，是一项迫切任务。

我认为，这关系到中国人文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和自身建构问题。

我们不仅要以文明史实来正本清源，更要以国际化的视野与世界性的胸怀，以中国话语引领世界学术前沿，当代世界学术前沿，中国学者要积极主动参与，建立自身的“话语权”。进入国际主流学术话语，“嗓子”才能打开，中国自主学术知识体系话语才能真正走出去、传播开、立起来。以本人为例，我自20世纪90年代后至今相继提出“失语症”“跨文明研究”“比较文学变异学”“重写文明史”等自主学术知识体系命题和理论话语，并知难而上，坚持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向世界。

显然，通过这些学术研究，让我们再次发现中国自身话语、文化精神的独特性和珍贵性，从而深化文化自信，重铸文明观，由内及外，我们才能进一步获得突破“失语”。

：四川大学“重写文明史”项目是否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

曹顺庆：当然可以复制。为何要倡导重写文明史，因为这是今天人文社科许多学术研究症结的根子，更是中国话语失落的根本渊源。2023年，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周维东教授的邀约和组织下，我主持开设年度专栏“文明书写与文明互鉴”，提出“重写文明史”，邀约中国学者与国际学者一起，以实事求是的作风重写文明史，研究文明互鉴史实，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可复制的范式。

这也引起了国内外比较文学知名学者的注意，他们纷纷对此命题进行撰文回应、争鸣。我们想借此从文明史话语叙述、话语言说、话语阐释这个根柢上，纠正和批判一些病态的论调，在此基础上重写各学科史，以此确立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文明观，书写符合人类历史原貌的文明史各学科史，构建人类文明书写的中国话语。

：中国过去有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曹顺庆：当然有！中国有完整的哲学体系、文论体系、语言文字体系、史学体系、教育体系、医学体系、农学体系、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其他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然而，这些原有的自主知识体系在近现代以来基本上不被承认，甚至被废除、被遮蔽、被歪曲、被贬低、被边缘化、被遗忘。原因何在？就是文明观问题，西方文明史对东方文明的废除、遮蔽、歪曲、贬低，导致了东方文明自信的失落，这是当今中国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是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因此对于各个学科（或交叉学科）而言，“重写文明史”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范式，即在重塑秉持中国本位立场、平等包容、对话互鉴的文明观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压制和歧见，并在国际层面进行积极的发声与对话。

：当前“文明冲突论”再次抬头，您认为“重写文明史”如何能通过实证研究重构新的文明叙事？

曹顺庆：重写文明史的一个核心思想——“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什么要大力倡导文明互鉴？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编撰的文明史和论著，很少讲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互相学习的史实，甚至是否认文明互鉴。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然而，即便诸多史实赫然在目，它们却往往被西方叙事忽略，若干文明史不讲，某些学者视若无睹。这一现象极为不正常！西方某些学者例如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 rich Hegel）、威廉·洪堡(Wilhelm VoHumboldt)、阿莫斯·迪恩（Almost Dean)、弗朗索瓦·基佐（Francis Guizot)在他们的著作中通过“排除”东方、“否定”东方、“沉默”东方、“对立”东方，否定文明互鉴等各种叙事方式，来彰显西方文明的优越。

对此，我们应当用人类文明互鉴史实，来纠正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谬误。人类文明史实证明，正是这些被西方叙事话语贬抑为“冻僵了”的东方文明，孕育了所谓“世界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文明。以文字为例：古希腊文字并非古希腊人原创，而是来源于亚洲的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又源自两河流域古苏美尔-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人在学习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加上元音发展成古希腊字母，在古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形成了拉丁字母。古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后来成为西方国家字母的基础。以哲学为例：我们都知道古希腊哲学的灿烂辉煌，但是古希腊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多种文明的不断交融砥砺之下出现的。

我们以文学为例：《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是目前已知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诗。史诗所述的历史时期据信在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之间，公元前19世纪-前16世纪用文字形式流传下来。比古希腊史诗（公元前8-前6世纪）要早上千年，乃至《吉尔伽美什史诗》直接影响了古希腊史诗。事实上，《吉尔伽美什史诗》也是《圣经》的先驱，很明显希伯莱《圣经》中几个关键主题都来自它。早在《圣经》撰写之前的1000年，这些内容就已在美索不达米亚流行了。

令人扼腕的是，“一切文明皆来自古希腊”的无知谬论，却在近两个世纪中蔓延全世界，并不断巩固西方文明优越论。对此，我们应当用人类文明互鉴史实，来纠正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谬误，澄清被遮蔽的文明交流互鉴史实，从而超越文明冲突论，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自觉。

四川大学校园风景。

怎样在快餐式知识消费盛行的今天，深耕原典？

：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通过“微生物+考古”解决三星堆古象牙保护难题，您认为，这类文理融合案例是否代表新文科的“破界”方向？

曹顺庆：三星堆古象牙保护案例可作为新文科“破界”的一个典型代表，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学科交叉实现“1+1＞2”的创新效应，既解决了人文领域的现实问题，也推动了知识生产模式的革新。这一方向若能进一步辅以制度支持（如跨学科基金、复合型课程设计）和文化认同（统筹不同学科的术语和方法论差异，强化学术共同体对交叉研究的包容性），将有望成为未来新文科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新文科的“破界”不仅是文理融合，还可以是人文学科内部的进一步交叉（如电影和哲学、历史、文学和绘画、音乐等）；而在文理融合的过程中，我们也要重视平衡技术工具性与人文主体性间的张力。

：如何才能平衡技术工具性与人文主体性之间的张力？

曹顺庆：我认为，“张力”的形成本身就是事物两侧两个力作用的结果，要维持、平衡好技术工具性与人文主体性之间的张力，两者显然都不可偏废。技术工具性与人文主体性之间本来就应当是平衡的，只是今天被学科划分给割裂了，这种现象必须改变。

实际上，过去传统的人文研究同样需要技术工具，如在我们使用电子文档储存、检索文献之前，明清、近代的学者往往使用有很多小格的抽屉，来整理不同的条目。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当下，我们当然要主动地运用数字人文、Deepseek等一系列人文研究的新技术，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简单、机械地使用工具，一方面仍要回归原典阅读，对文化进行更为深入综合地理解；另一方面要保持理性、感官的敏锐，使研究面向实际的问题，并建立与我们的现实思考、生命体验的关联，避免陷入“强计算主义”的窠臼。

：在数字人文浪潮下，如何利用AI翻译、知识图谱等技术推动中国理论成果的全球传播？

曹顺庆：过去，中国理论成果的全球传播常受到语言的阻碍，而AI翻译能大幅提高翻译的效率及流畅度。然而，考虑到文明的异质性问题，提高众多中国文化负载词、思想的译介准确度，处理好其在跨文化、跨文明过程中的理解接受问题，仍有待众多学者的参与。而在通过文理科专业的团队合作，开发面向国际的知识图谱时，除了制定中国理论核心术语的多语言对照表，还需进行开发适配非西方逻辑的图谱关联架构，建立中西概念比较数据库、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区域性知识图谱节点等一系列工作。而这些工作的目的不仅是进一步实现中西方的平等对话，更是帮助不同国家的学者深化中国文化研究，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及协同创新，并在全球范围内展现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展现出可亲可爱的中国形象。

：四川大学要求比较文学博士生精读“十三经”等典籍，这种“返本开新”培养模式如何回应新文科“守正创新”要求？在快餐式知识消费盛行的今天，如何激发青年学者深耕原典？

曹顺庆：读古代典籍，常被看作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同学的“专属任务”，但我认为即使是比较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也应该直接阅读中国古代原典，为今后学术研究打下深厚的古文基础，夯实知识底座。优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确切地说，应当包括所有的学者），一定首先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深入了解，才有能力溯源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中华智慧，充分研究和阐释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元素。我在许多文章中都论述过，胡塞尔、海德格尔、荣格、庞德、德里达、福柯、拉康等人的文学批评理论中，均可看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我称这种现象为“中国诗学西方化”，即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对西方思想、文论的影响及在其中的变异，是比较诗学研究的新视野。实际上，西方学者同样如此，西方的古典学，就是强调学者的原典阅读功底。只有扎根于典籍基础，将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内化于心，才能在阅读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时，准确辨识其中流动的中国哲思。这也佐证了“守正创新”作为新文科基本原则，如果丢弃传统而空言创新，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即使勉强做出些东西，也是凌空蹈虚的学问，无法真正创造有大格局、世界影响力的学术话语。

快餐式知识常常是碎片化的、散漫的、被动的，漫无目的地浏览只带来大量的“信息”，而非真正提升个人思维水平的“知识”。我认为，青年学者深耕原典本质上也是明确学习目标，构建知识库，培养批判思维、提高辨别优质文献的学术能力。

：您主持的《比较文学》课程入选国家级精品课，您认为，在AI赋能教育背景下，如何设计“虚实结合”的教学场景来培养跨学科思维？

曹顺庆：我认为，在AI技术支持下，完全可以构建虚拟的“文明对话剧场”，学生戴上VR设备就能走进18世纪巴黎的沙龙，目睹伏尔泰如何将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他们既能“触摸”到伏尔泰书房里摆放的儒学书籍，又能瞬间切换到剧场观看《中国孤儿》首演时法国观众的热烈反应，直观感受启蒙思想家如何借中国故事传递改革理想。而且要让学生自己动手设计虚拟场景，鼓励他们查阅各类文史哲资料，了解当时法国“中国风”（chinoiserie）的来龙去脉，并通过在虚拟场景中还原文物遗迹掌握艺术、建筑知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通过这样的体验，才能真正将“跨学科思维”从抽象概念转化为整合各项知识以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育部新文科教指委提出“文科实验室”建设，但部分学者质疑其“技术化”风险。您如何定义新文科实验室的评价标准？

曹顺庆：如今科技与产业革命正在重构知识体系，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人文社科主动借力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回应时代需要是必然选择。我认为，新文科实验室要注意实验技术始终服务于具体的人文议题，避免“为技术而技术”，而是以技术为助力，以人为根本，致力于推动教育创新、提升社科研究水平、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解决社会发展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