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nn Slobodian, Hayek’s Bastards: Race, Gold, IQ, and the Capitalism of the Far Right, Zone Books, 2025年4月15日出版，272页

近来，右翼民粹主义如同幽灵般游荡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以奥地利学派信徒著称的米莱当选了阿根廷总统，在达沃斯论坛上不仅用粗鄙的话提出自己的主张“自由万岁，去他X的！”来吸引底层大众的目光，2025年2月他还把这句话刻在了赠送给马斯克的黄金电锯上，来象征他们的同盟关系。

而马斯克也通过自己的社交平台，不仅卷入和控制美国的国内政治，还不遗余力地支持欧洲的极右翼政党。2024年12月，马斯克就发文称：“只有选择党（AfD）才能拯救德国”，并批评其他政党“彻底失败”。2025年1月，马斯克与德国选择党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进行了一场直播对话。在对话中，马斯克称选择党是德国的“最佳希望”。德国总理朔尔茨等领导人指责他干涉德国内政，破坏民主进程。2024年12月，马斯克与极右翼的改革英国党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会面，讨论向该党捐赠1亿美元的事宜。2025年1月，马斯克还呼吁释放因藐视法庭罪被判刑的极右翼活动人士汤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

作为纽带的哈耶克

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及其幕僚会和所谓提倡“自由市场”的奥地利学派信徒米莱“惺惺相惜”？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能够将上述看似矛盾的极右翼思想整合在一起？最近由古根海姆学者，波士顿大学历史学家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撰写的Hayek's Bastards: Race, Gold, IQ, and the Capitalism of the Far Right（《哈耶克的私生子：种族、黄金、智商与极右翼的资本主义》）一书探讨了新自由主义与极右翼民粹主义之间的联系，揭示了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如何变异，发展成为强调种族、智商和金本位的极右翼资本主义。

在2018年的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党大会上，一直标榜自己为“民粹主义者”的美国极右翼代表史蒂夫·班农与该党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同台发言，共同抨击“建制派”和“全球主义者”。班农在演讲中以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作为核心框架，宣称：“中央政府、中央银行以及裙带资本主义的科技公司控制着你们，并通过三种方式将你们带上了‘通往奴役之路’：中央银行正在贬值你们的货币，中央政府正在贬值你们的公民身份，裙带资本主义科技公司正在贬值你们的个体尊严。哈耶克曾告诉我们：‘奴役之路’将由这三者所铺成。” 班农鼓动说，“让他们骂你是种族主义者，……让他们骂你是仇外者、是本土主义者。把这些标签当作你们的荣誉勋章。”他称这是 “最大化公民价值”。而就在四天前，班农在苏黎世拜访了瑞士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成员、哈耶克学会成员罗杰·科佩尔（Roger Köppel）。科佩尔不仅向班农赠送了该杂志的创刊号，并低声说：“这是1933年的。”而1933年，正是该杂志公开开始支持纳粹。

班农还拜会了当时德国选择党的议会党团联合领导人、前高盛顾问魏德尔（Alice Weidel），以及选择党另一位成员——前自由意志主义博客写手、黄金投资顾问彼得·伯林格（Peter Boehringer），而这两位也都是哈耶克学会的成员。

这些现象正如奎因·斯洛博迪安书中所指出的，“许多当代极右翼的变体实际上并非出现在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而是‘在其内部’孕育而成的。他们并未主张彻底否定全球化，而是支持某种特定形式的全球化：接受国际分工、支持跨境商品流通，甚至支持多边贸易协定，但同时对某些类型的移民实行更严格的控制。”（Kindle版，引言，22页）而奥地利学派和哈耶克学会等不仅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也是其社会关系连接的纽带。

奥地利学派和种族主义的融合

米塞斯因犹太人血统面临纳粹种族主义威胁，不得不在1934年逃离奥地利赴瑞士工作，1940年移居美国，定居纽约并继续学术写作。也许米塞斯自己也没有料到，多年之后，自己和哈耶克的理论居然在美国会和种族主义媾和在了一起。

在冷战的背景下，奥地利学派特别是哈耶克的观点强调自由市场被当成了对抗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哈耶克在1947年创立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集合了米塞斯、米尔顿·弗里德曼、卡尔·波普尔等思想家。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英国的一些自由市场智库（如IEA）也对哈耶克及其协会提供了资金支持，来对抗苏联。

随着冷战的结束，哈耶克的信徒却并没有感到放松，相反他们认为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民权运动带来了更坏的影响——那就是强调了种族、性别上的平等，甚至环境保护都是给社会注入的各种“毒素”，也滋养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和各种特殊诉求。他们需要一种解毒剂来面对那些要求以牺牲效率、稳定与秩序为代价来矫正不平等的持续呼声。他们在种族、智力、领土与货币等问题上转而诉诸一种“自然”，以此构筑一道防线来抵挡进步主义者不断扩张的诉求，并希望能逆转社会变迁，回归一种他们想象中根植于基因和传统的性别、种族与文化差异的等级秩序。伴随着美国社会白人群体的老龄化与非白人群体的不断扩张，这种张力造成了白人至上主义者更强烈的不安感。从而迫使一些右翼的新自由主义者与自由意志主义者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得以维系的条件，更多强调某种特定文化，甚至某些特定种族，天生更适应市场的成功。从而，哈耶克的思想中具有的“老、白、男”的特性，很容易就可以被转化为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文明论。

2006年，长期担任美国企业研究所智库成员、也是朝圣山学社成员，并不懈倡导“复兴种族科学”的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在纪念新自由主义智库国际中心“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Atla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2013年更名为Atlas Network）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晚宴上发表了演讲，重述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里根和撒切尔如何为哈耶克、米塞斯和弗里德曼的思想打开突破口，而这一过程也得益于卡托研究所、传统基金会、胡佛研究所，以及阿特拉斯所扶植的全球数十家智库的协助。“在过去四十年里，”他继续说，“左派的战斗口号一直是‘平等’。而科学将对这一诉求给予致命一击。遗传知识的爆炸式增长，……意味着在几年之内，科学将明确无误地展示，究竟是哪些因素让女性不同于男性，黑人不同于白人，穷人不同于富人，或者说，荷兰人与意大利人不同之处何在。如果说敌人的根本在于人类平等的主张，那么科学将给其带来致命一击。”（Kindle版，引言，7-8页）而正如奎因指出的，在将种族理论与自由意志主义融合的新融合主义中，默里本人是关键人物。默里公开自称自由意志主义者，却在二十多年来一直将遗传学言论与“自我奋斗+家庭价值观”式的言辞结合起来，因此深受美国种族主义右翼的喜爱。

如今在中文世界代表着奥地利学派和自由意志主义正统的罗斯巴德，不仅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和种族主义相融合，更直接参与和应用到美国的政治。他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帕特里克·J·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提供建议，并在1990年代初提出了一项“古民粹主义”（paleo-populism）策略，旨在借助选举民主作为实现自由意志主义者“无政府社会”目标的过渡手段。罗斯巴德在种族差异问题上立场强硬，他甚至将南斯拉夫的解体视为证据，证明文化同质性的分裂才是唯一可行的组织形式。罗斯巴德甚至不会认同哈耶克的主张，也就是种族是复杂并且文化可变的产物，甚至明确地提出了种族主义的观点，也就是人们所具有的认知能力是和其特定的种族有关的。罗斯巴德说到，“不同种族在智慧与意志力上的能力不一，因此在某些群体中，发展良好的制度与国家合作能力也是不同的……将各种差异归结于社会演化而非种族遗传，是一种误导”（kindle版，第二章，47页）。

事实上，罗斯巴德的这种观点其实和当年纳粹时期推广的“种族科学”完全一样，因此受到了白人种族主义者们的追捧。然而，罗斯巴德却自信地认为，“种族与社会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与奥地利学派的社会理论兼容。”（Kindle版，第二章，47页）与罗斯巴德交往的《美国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一本专注于“种族、移民与公民生活衰败”的白人民族主义期刊）杂志的出版人贾里德·泰勒（Jared Taylor）则认为这样的结合将会让奥地利经济学成为其白人种族主义项目的坚实技术后盾。

山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曾担任传统基金会政策分析师，1986年加入《华盛顿时报》后担任专栏作家。与罗斯巴德等人一样，弗朗西斯在《美国复兴》及相关刊物中推动一种“边缘自由主义”，即自由主义必须承认“人类能力的差异性”。他攻击“自由市场经济学”未能解释为何某些群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持续处于边缘，并且断言没有任何经济学模型能解释为何能力分布在种族间呈现出系统性差异。在上世纪90年代，弗兰西斯就宣称，大规模的移民要导致美国白人文化的解体，然而美国中产白人阶级已经被精英管理阶层剥夺了政治表达权，只有利用“身份焦虑”“文化冲突”和“阶级意识”才能唤醒白人中下阶层的政治能量，因此，美国需要一个“凯撒式的民粹主义总统”——能够打破现有体制，为沉默的大多数白人发声。今日，人们终于看到了这些自由意志主义者或者古旧保守主义所期待的结果。

事实上，奎因洞察了奥地利学派这种在美国和世界的变异：号称市场自由的推动者，却是在生物种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共同基础上，重新绘制了政治战线。他们通过种族差异作为理论支点，试图驯服自由主义并使其服务于一场反动民族主义运动。

自由市场但人不自由

1992年，记者彼得·布里梅洛（Peter Brimelow）采访芝加哥学派代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问弗里德曼对冷战结束后的看法时，弗里德曼回答道：“看看美国对柏林墙倒塌的反应……华盛顿没有召开任何削减政府规模的峰会。倒是召开了什么峰会？讨论如何增加政府支出。那位所谓的右翼总统布什在做什么？主持了大幅增加父权式干预的工作——清洁空气法案、《美国残疾人法案》、还有所谓的民权配额法案。”（Kindle版，引言，10页）显然，在弗里德曼眼中，生态保护，以及残疾人和少数族裔的“特殊利益”，构成了冷战后国家主义膨胀的新领域。在此前，1988年的时候，布里梅洛就曾问过弗里德曼一个问题，是否一个开放市场制度，必须由某些文化或制度预设条件才能成立？弗里德曼回应说：“确实有些文化更容易接受责任和制度纪律。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布里梅洛对此评论道，若资本主义真的已经在英语世界实现全球化，我们就不能再假装它没有文化，“美国精英之所以支持移民，并非出于道义，而是出于利己——他们只是想维持自己的阶级地位。”（Kindle版，第三章，68-69页）

比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走得更远，布里梅洛提出了一套白人民族主义经济学，主张种族与市场的融合性逻辑，他认为国家的真正基础并非制度，而是民族共同体的生物一致性，暗示白人种族才是自由市场的基础。1999年，布里梅洛创立了VDARE网站，旨在反对美国的移民政策。该网站的名字来源于弗吉尼亚·戴尔（Virginia Dare），第一位在新大陆出生的英裔儿童，以此象征着布里梅洛对“白人美国”的怀旧情结。他自称为“国家种族保守主义者”，捍卫文明的共同体。他1990年在马里兰大学的一场引起争议的演讲中就主张“美国的问题不是经济，而是种族”。他自称自己的目标是推动“反全球主义”，恢复美国对人口质量与边界的控制。

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自由市场必然伴随的自由人口流动的理论，在罗斯巴德到布里梅洛的“种族经济学”中，却能够被分开。如布里梅洛就强调，“自由市场不等于自由移民。你不能指望一个以家庭、宗教和文化根基为基础的国家，会在不崩溃的情况下无限接纳陌生人”。奎因在《哈耶克的私生子》中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变化，种族经济学不是反市场，而是将市场逻辑重新种族化。这种思潮将文化、族群、人口质量等元素重新融入经济竞争叙事，形成一种全新的“新自由主义—白人民族主义”混合体。

意识形态的迷雾和历史的徘徊

无论是因为种族清洗而被迫流亡的米塞斯，还是批判理性傲慢、科学主义和“假冒知识”的哈耶克，这些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的理论为什么如今成为孕育种族主义和欧美极右翼的温床？尽管人们有无数的理由用“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为他们辩护，更值得思考的可能是这些理论背后非此即彼的冷战意识形态和其思想深处的社会达尔文根源。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中，人们鲜能发现人类真实的苦难，而是空洞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话语。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奥地利学派对于欧洲之外世界的无视，对于社会中弱小真实的个体，甚至自身社会工人（奥地利）真正的挣扎，都近乎失语。留给人们的不过是抽象空洞的“自由”概念，以及自以为胜利的社会计算辩论中的沾沾自喜。

尽管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强调“观念战胜观念”，然而现实却是他们的观点因为冷战、种族和资本的力量被推广，甚至极端化为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思想基础，米塞斯同时代的卡尔·波兰尼已经看到了这种自由市场神话的问题，在《大转型》中他就指出，奥地利学派通过虚构将契约等同于自由的公式，掩盖了社会依赖国家强制建立市场制度的现实，进而破坏了真实的社会关系与公共生活，使人类社会走向分裂和幻象。今日，当我们看到种族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相拥时，可能也是重新反思这些意识形态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