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遵义一名钓鱼爱好者为寻找稀有洞穴鱼，带着绳索、头灯孤身潜入50米深溶洞，在返程时因岩壁湿滑被困洞底，历经彻夜寒冷煎熬后获救。

这并非个例。《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近年来类似事件频发，部分洞穴探险者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洞穴探险缘何屡酿险情？如果发生危险，责任该如何划分？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盲目探险危机四伏

“洞穴潜水救援堪称‘刀尖上的舞蹈’。”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标准化委员会专家王浩回忆今年2月广西百色溶洞科考事故时仍然心有余悸。当时两名生物多样性研究人员在能见度极低的水下失联，历经73小时生死搜救才脱险。

这段惊心动魄的救援，被王浩用镜头记录下来：2月6日凌晨4：30，失联9.5小时后，搜救人员在第4个气室发现一名研究人员，距离出发点约300米，为了不失温，他把潜水装备拆下来卡在石缝中，人坐在上面。

探照灯的光束在浑浊的水中划出一道微弱的通路，水上勤务救援大队的救援人员沿着绳索缓慢下潜。水下洞穴曲折迷离，钟乳石如利刃般悬垂。救援人员在这片地下迷宫搜索了近3天，而另一名失联的研究人员仍杳无踪迹。

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即将关闭。在救援人员从一个气室缓慢上升时，一只手突然在黑暗中出现。“在那里不动，我以为他遇难了。”救援人员回忆道，“突然我看到他动了两下。”多日未进食，研究人员的体力已接近极限。返程途中，救援队员架着研究人员的手臂，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水中，一点一点将他托向光明。

“洞穴环境复杂，需专业装备与技能支撑。”王浩强调，其团队每次下洞都需携带一定数量的专业绳索、岩钉挂片、救援滑轮组、无人机及应急医疗包等设备，“一些人在没有做好准备工作的情况下就进入危险复杂的洞穴，很难保障安全”。

抖音探洞博主“探险中国毛毛”对此深有同感。作为国内探洞深度纪录保持者（单体洞穴920米），他坦言：如果没有专业人士陪同，新手盲目探洞危险性极大，洞穴内部往往比较湿滑，裂缝、深洞、竖井……稍不留神就可能让人跌入深渊。

“前不久有粉丝私信我，说家人掉入溶洞，希望我们帮忙寻找。找到遗体时，遗体已有臭味，衣服因为从上面滑落下来有不少口子，皮肤上都是伤痕。”“探险中国毛毛”回忆，找到遗体后，因为自己无法处理，他们拨打了消防救援电话让专业人士把遗体运上去。

禁入缺乏强制规定

洞穴探险屡酿险情，为何还有人趋之若鹜？

“洞穴分为平洞、水洞、竖井。按照惯例，如果是平洞，在地方没有禁令或是洞口没有禁止入内警示牌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竖井有落差，普通人不能直接下去，探索者需要具备绳索技能和专业的探洞装备。水洞更复杂，需要防水或保温的衣服、充气船等装备。”王浩说，但目前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探洞需要报备或是具有相关技能才能进洞。

广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尹玉指出，尽管风险极高，当前我国尚未出台洞穴探险专门法规，相关规定散见于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规，导致法律适用界限模糊、部门职责交叉、法规冲突等。此外，申请条件、审批流程及时限标准不统一，各地执行差异悬殊。部分地区程序烦琐效率低下，部分地区审核宽松流于形式。同时，违规处罚力度不足，如对未经许可探险者仅处轻微罚款，难以形成有效法律威慑，违规行为屡禁不止。

“安全生产法确立的安全管理原则缺乏洞穴探险领域专项落地标准，装备技术规范、人员资质要求、风险评估流程等具体细则缺位，导致探险者行为失范、监管部门执法无据，安全事故预防机制在该领域难以起效。”尹玉分析。

在她看来，民法典安全保障义务在洞穴探险场景中缺乏细化条款，组织者安全保障责任、参与者风险自担范围、管理者监管职责及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界定模糊，事故发生后责任推诿现象较为普遍，受害者权益保障机制运行不畅。

如果未经允许下洞探险，组织者和参与者可能违反哪些法律规定？

尹玉介绍，多数天然洞穴因生态价值较高，已被划入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区域。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禁止擅自进入核心区，科研活动需提前向管理机构申请获批（国家级核心区须经省级部门审批）。违规者将面临责令整改及100元至5000元罚款。

“如果是‘野洞穴’，未被纳入法定保护区域、尚无明确管理主体，也未建立正式开发或开放机制，其往往缺乏基础设施、无救援保障、环境原貌复杂，对探险者构成高度不确定的安全风险。尽管现行法律尚未对‘野洞穴’的探险活动设立统一的审批制度，但并不意味着该类行为处于‘法律真空地带’，其组织者和参与者因其过错程度而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法律责任。”尹玉说。

她提醒，如果在探险过程中损害了自然资源，其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损害结果若难以恢复原状，则应依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有关规定，赔偿修复费用、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及评估监测费用等。若探险行为造成自然资源严重破坏，构成刑法所列犯罪的，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例如，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非法采矿罪等。

自担风险≠免责

“有的地方文旅部门邀请我们探洞时，会要求签订免责协议。”“探险中国毛毛”透露。

尹玉解读称，依据民法典规定，只要自担风险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般应认定为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然而，探险自担风险的约定，并不意味着组织者或管理方可以完全免责。

“根据侵权责任的一般原则，自担风险可以对责任承担起到一定减轻作用，但若组织或者管理方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未尽到基本安全保障义务、未合理告知已知的重大危险或存在组织、指挥严重失当的，仍需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能以自担风险条款作为完全免除责任的依据。反之，如果组织者、管理单位或文旅部门已经合理尽到了风险提示和安全保障义务，且探险者基于充分知情和自愿参加活动，在探洞过程中因自身行为或不可预见的客观因素导致事故的，可以适用‘自甘风险’原则，减轻甚或免除组织方的民事责任。”尹玉说。

她指出，对于同行探险者而言，若其自身并未实施侵权或无加重危险的行为，则其对他人发生的事故原则上不需承担责任。但若有证据证明同行者在事故中存在过错，或在事故发生过程中起到加剧危险的作用，则需根据各自过错程度分担相应责任。

“在洞穴探险活动中，还需特别注意共同探险者之间可能形成的救助义务。法律原则上并不强制要求‘旁观者’或‘通行者’承担救助义务，但在特定情形下，如双方基于共同约定、自愿参与同一高风险活动（如探洞、游泳、登山等），可能被认定为形成了一种基于信赖关系的特定救助义务。这种情形下，探险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互助期待，例如共同决定进入洞穴、存在某种‘相互照应完成活动’的默契甚至约定，那么一旦一方遭遇危险，另一方未尽合理救助义务，导致损害扩大的，依然可能依法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尹玉说。

在她看来，若探洞活动是由当地文旅部门以公务名义或作为主办方正式组织的，则其负有更高的公共安全保障义务。一旦事故发生，除可能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外，还可能触发行政责任，情节符合条件的，受害人亦可依据国家赔偿法主张国家赔偿责任。此类情形中，即使存在自担风险约定，也不能完全免除组织方应承担的法定责任。

“自担风险条款在合法、合理范围内有效，但不能成为组织方、管理方逃避应负法律责任的‘免责金牌’，最终责任划分需结合各方过错、履责情况以及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综合判断。”尹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