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从事秦汉史研究的日本学者，近有鹤间和幸、藤田胜久、柿沼阳平、高村武幸、大庭修、纸屋正和、尾形勇、水间大辅等，远有牧野巽、栗原朋信、加藤繁、津田左右吉等。日本学者凭借着扎实的史学功底，做出的成果在中国学术界也常被引用。在一批熠熠星光之中，有一颗尚在蒙尘的沧海遗珠并未为人所识，他就是镰田重雄。

镰田重雄的成果在日本秦汉史领域具奠基性作用，其《秦汉政治制度研究》一书系日本秦汉政治制度研究的首选之作。山根幸夫称赞该书“关于地方行政，镰田重雄是首先应举的专著”。他在汉代王国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成为了日本汉初制度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共识。楯身智志、渡边将智指出：“镰田的研究系统地论证了西汉从官制和封地两方面逐步削弱诸侯王国的势力，该政策以吴楚七国之乱为契机得到进一步强化，武帝时期实现了诸侯王国实质上的郡县化，完成了中央集权。镰田的观点被视为此后汉初政治制度研究史的通说。”纸屋正和在论述汉代郡县制及王国官制调整时，除了利用新出的出土简牍之外，对传世文献记载的论述基础之一就是镰田重雄的成果。此外，进入21世纪之后，镰田重雄的成果依然能成为学术争鸣的一个论点，宫宅洁指镰田重雄对郡国体制的系列研究“颇有影响”，但同时也认为日本学界对镰田的研究开始了反思。杉村伸二、阿部幸信等人认为郡国制并非如镰田重雄所指系权宜之计，而是刻意为之的选择。

镰田重雄在秦汉史学界地位举足轻重，但中日两国知之者均甚少。在日本雅虎中用日语汉字打“鎌田重雄”四字，得出的结果绝大部分是名字日语发音相同的另一位中国佛教史学者镰田茂雄。笔者不愿明珠蒙尘，愿以此文为学界举荐。

社会激荡下的传统实证史学研究者

1909年（明治42年），镰田重雄（Kamada Shigeo）出生于日本秋田市，少时举家搬往东京，在东京完成了小学到大学的课程。1935年（昭和十年），毕业于东京文理科大学。明治末年至昭和初年，是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日本传播并逐渐为日本社会所接受的时代，标榜社会主义或奉社会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遍地开花，日本的历史学家们尝试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来解释日本历史，如1932年5月-1933年8月，岩波书店出版了七卷本《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这套书由野吕荣太郎、大冢金之助、平野义太郎、山田盛太郎、羽仁五郎等一批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撰写，运用唯物史观、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阐释日本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挑战了当时日本的“国体史观”，渡部义通陆续出版《日本母系时代研究》《日本原始社会史》《日本古代社会》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五段发展理论来论述日本古代社会的演变。

马克思主义为明治维新史、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带来的新冲击，提示了日本近代社会、国家的历史观，而且逐渐波及了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范畴，给实证主义史学界投下了一颗石子，泛起了多圈涟漪。1930年，50多位学者联名发起，成立“社会经济史学会”。这批发起人网罗了经济史、法制史、政治史等领域的泰斗，当中便包括著名的中国经济史学者加藤繁。当然，彼时的实证主义史学界因为各种原因，并未全面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论。

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镰田重雄中学毕业后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历科，在这里他结识了恩师——桑原骘藏的弟子、东京文理科大学教授有高岩。后来，镰田重雄考上东京文理科大学东洋史学科深造，拜有高为师，并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送别会上，他对有高岩说：“今天开始就是我真正的研究生活了，请您看我表现吧。”毕业后的镰田重雄第一份教职，是位于茨城县水户市的茨城县师范学校。此时的镰田重雄，本来是想研究先秦时代的，有高岩还对他说：“你去到外边，哪怕是一年一篇也好，写好的论文寄给我看看。”可是当他来到水户之后才发现，当地的先秦史料十分匮乏，只能一遍一遍地精读手边的《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汉代文献，于是他的研究方向最终确立为汉代史。

有高岩对学生致力于研究汉代史倒是十分欣赏，在他看来汉代是中华帝国国家体制的奠基时代：“凡治中国史学者，如主题为上古史，其结果必成于汉；治六朝之后某方面者，亦必回溯汉代求其渊源。阐释汉代制度，可谓为众多史学者提供了一大关键。”镰田重雄在读到滨口重国的研究成果之后，也发现了汉代史研究的重要性。滨口重国一开始的研究领域是唐史，后来转到了汉代史，最后定在了魏晋南北朝史。镰田重雄对此评论道：“想搞清楚唐代的制度，一定要先回溯到汉代，然后沿着魏晋南北朝、隋的发展史一步步探究，才能真正理解唐代制度。”

镰田重雄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从1937年开始，真的以一年一篇的速度发表文章或出版专著，直至去世，一共发表了175篇论文，出版（含合著、编著）了24部著作。1949年（昭和24年），镰田重雄在防卫大学教授麓保孝和东京大学教授榎一雄的推荐下，选取了自己在1937-1947年期间发表的12篇文章集结为《汉代史研究》出版，还获其师有高岩写序。

这几篇文章都是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论文，通过翻查文献史料和古注，尽可能地考据出相关的结论。这点在当时的日本显得难能可贵。众所周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当时很多学者都被征召参军，镰田重雄幸运得免。在学术界方面，1937年文部省思想局编纂了《国体本义》，广泛分发到教育第一线，其第一章就列举了“大日本国体”的四项内容——建国、圣德、臣德、和与诚，第二章设定为“国史中国体的体现”，其核心是具有神圣性的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天皇的绝对性君德、臣民“承诏必谨”，把日本历史描述为这种国体精神体现的轨迹。在时代压力下，镰田尽管也出版过《人人都看得懂的国体本义》（誰にもわかる国体の本義，1939年）这种鼓吹皇国史观的书，可是遍考其研究论文，全部是传统实证史学文章。由于时代久远，这些鼓吹皇国史观的著作、文章无从得见，笔者未知镰田重雄对于皇国史观的真实看法，既有可能他赞同皇国史观，但因为严肃学术论文多聚焦于小而具体的问题，适合实证主义方法论，没有多少皇国史观做宏观粉饰的空间；也有可能是他在当时教育部门的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其实内心抗拒。

终战之后，日本史学界曾一度复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但自1955年开始，在中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三大改造的同时，日本史学界又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反思，开始关注思想史，反对单线程的社会发展论。1960年代的日本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史学研究开始引入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出现了计量史学、反思史学及通俗史学等。当中，通俗史学的代表是中央公论社出版的26卷本《日本历史》（1965-1967年），通过趣味性地讲述历史，尤其是与民众生活相关的史事，而非理论生硬地灌输，使该套通史短期内发行高达30-40万部。

1962年，镰田重雄的《秦汉政治制度研究》一书出版。这部著作是镰田秦汉制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收入了《汉代史研究》除《西汉爵制》之外的所有文章，另外还收入了分别发表于1955、1957年的《秦郡考》和《秦郡官制考》两篇秦郡县制研究文章及1947年之后发表的汉代制度史相关文章。然观其论述，依然是传统的实证主义，似乎并未受到当时的史学潮流影响。以《秦郡考》为例，文中以《史记》只记载了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但未具体言明具体郡名入手展开论述，翻查了《汉书・地理志》《史记集解》《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等文献，梳理了胡三省、杜佑、马端临、王鸣盛、钱大昕、姚鼐、全祖望、梁玉绳、王先谦、顾颉刚、王国维、钱穆、劳榦、黄彰健等历代学者的论述，统计出了《秦三十六郡名诸说比较表》。文章考据扎实，引用史料丰富，显示出深厚的史学功底。

1969年，镰田重雄罹患直肠癌，治疗无效去世。其发表于《秦汉政治制度研究》之后的论文如下：

《方士考》，《岩井博士古稀記念典籍論集》，1963年

Han Emperors’ Policy of Oppressing Kingdoms,Memoirs of the Toyo Bunko, No.21, 1963年

《秦漢の官僚制》，《歴史教育》第13卷第6号，1965年

《尚方考》，《石田博士頌寿記念東洋史論叢》，1965年

《中国古代の同盟》，《学叢》第8号，1965年

《“海外奇談”について》，《日本大学史学会研究彙報》第九輯，1965年

《尚左尚右の問題》，《山崎先生退官記念東洋史学論集》，1967年

《漢代の尚書官——領尚書事と録尚書事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第26卷第4号，1968年

《後漢の西園軍》，《立正史学》第32号，1968年

当中，Han Emperors’ Policy of Oppressing Kingdoms其实就是《漢朝の王國抑損策》（《汉朝廷对地方王国的打压政策》，初发表于1955年的《日本大学世田谷教养学部纪要》第四輯，1955年；后收入《秦汉政治制度研究》）的英文版。其他的论文毫无疑问，依然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文章。

综上，从镰田重雄的出生到求学，再到毕业之后工作期间，日本历史学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皇国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复兴—“现代化论”史观的浪潮，可是纵观镰田重雄在这期间的严肃学术文章，全部是传统的实证主义考据文。当然，镰田重雄本人未能幸免时代浪潮的冲击，发表过粉饰侵略、美化皇国史观的文章、著作，但是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依然坚持实证主义学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更显珍贵。

给大众讲故事的史家

镰田重雄毕业后，先后供职于茨城县师范学校、第二东京市立中学校、国士馆专门学校、北亚细亚文化研究所、东京文理科大学、实践女子专门学校、立正大学、东京教育大学、日本大学等学校。考虑到中学和专门学校（相当于职中）学生的学习能力、接受能力问题，自然不能以普通大学生的标准来要求。身为一名教师，镰田重雄有必要想办法以更浅显易懂的方式来传授史学知识。

问题在于，中学教育与学术研究不同。学术研究可以坚持自己的方向，但教育必须依照政府教育部门颁布的课程标准。日本全面侵华之后，教育政策开始转向战时教育体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转变速度进一步加快。1931年（昭和6年），日本政府颁布《中学校教授要目》（简称《昭和六年要目》），规定历史教育要以日本本土的“国史”为中心，包含中国史在内的东洋史课时被大幅削减至每周1课时，教师只能教授“与我国文化有直接重大关系的史实”，而且教授内容“以人物为主”，这种做法甚至惹得镰田重雄的恩师有高岩撰文抱怨东洋史“已经沦为国史的附庸或补充学科”。（按：《昭和六年要目》公布了甲乙两种高中东洋史课程安排。甲种课程安排中，学生在高二学年和高三第一学期学习东洋史，每周只有1课时；乙种课程安排中，学生在高一学年、高二第一学期学习东洋史，每周依然只有1课时。乙类课程安排还特别标明东洋史要以“国史为背景”。）1937年，文部省颁布新版《中学校教授要目》（简称《昭和十二年要目》）更是规定东洋史科目的教材只能从五本指定的教科书中选取。不过，在有高岩等学者的努力之下，东洋史的课时量有所提升。事实上，有高岩是这次课程改革的历史科委员之一，其编写的《最新中等东洋史》入选了指定教科书目。可是，囿于时代压力，这些教科书不免带有军国主义的皇国史观色彩，内容上时不时要拿来与日本的“国体”相比较，宣扬一下日本“国体”的优越性，甚至美化日本侵华。换言之，彼时作为教师的镰田重雄必须戴着镣铐跳舞。

1934-1939年，镰田重雄陆续发表了《东洋史教育管见》《满洲国的历史教科书》《中等学校的历史教育》三篇教育类文章，希望日本当局重视东洋史教育，可是提出的理由不得不裹上一层皇国史观的皮，说重视东洋史教育有利于正确认识时局。之所以说这只是一层“皮”，是因为这一时期镰田重雄自身的严肃学术研究论文中没有一丝军国主义皇国史观色彩。为此，可以猜测，当时的论文、著作按照面向的受众不同，有两种风格——教育类的文章、著作必须带有皇国史观色彩；而面向学术界内部的文章、著作，至少在汉代之前的研究文章、著作，还是传统的实证主义。

1960年代，乘着通俗史学的东风，镰田重雄也出版了一系列通俗史学著作，如《秦始皇》《吕太后》《历史闲谈》等。尤其是前两本，不单是《史记》《汉书》等相关记载的翻译，更糅合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按镰田自己所说，他在1955年发表了《秦郡考》之后，就想动笔写《秦始皇》了。《秦始皇》篇幅不长，正文只有208页，只用了一个暑假就写成了。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水平之高已是共识，但日本的中国史通俗史学水平同样不容小觑。以秦始皇为例，专业的学者如学习院大学教授鹤间和幸就出版过多部与秦始皇有关的通俗著作，还为情报杂志（Mook）社宝岛社、洋泉社的相关刊物担任顾问。甚至连NHK电视台也多次制作有关秦始皇的纪录片，邀请了樋口隆康、大庭修、冈田英弘、阿辻哲次、工藤元男、富谷至等一批专业学者担任顾问和提供资料，当中1994年的专题纪录片还出版了文字书刊。这一系列书刊都出版于1970年代之后。我们知道，1974年3月底，秦始皇兵马俑出土，以此为契机，相关的考古工作逐渐开展。自此之后，所有有关秦始皇的读物——无论是通俗读物还是学术著作，都绕不开相关的考古成果。1975年12月，第一批秦简——睡虎地秦简出土。随后，放马滩秦简、龙岗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益阳秦简、北大秦简、北大汉简等简牍材料陆续问世，再加上卫星遥感技术的应用，更是把秦代乃至对秦始皇本人的研究推上了一个台阶。

以鹤间和幸的《始皇帝》为例，该书使用大量的简牍材料补充，甚至更正《史记》等传世文献的记载。然而镰田重雄的《秦始皇》出版于1962年，彼时兵马俑并没有出土，更没有简牍材料可供参考，遑论卫星遥感技术应用了。因此只能按《史记》的记载，辅以文献互证、田野调查及已有的考古成果来撰写。

例如写秦始皇陵，由于1960年代中日之间还未恢复外交关系，镰田重雄无法取得秦始皇陵相关的一手材料，只能依靠《史记》及此前来过中国的日本学者的相关田野记录。在《秦始皇》中，镰田重雄描写秦始皇陵只是先翻译了《史记》的描写，然后再引用足立喜六的田野调查就结束了。问题在于足立喜六的调查在20世纪初，其描写也只限于位置、高度、形状、规模大小，与传统文献记载是否相符等表面功夫，最多也就写了当时目力所及能看到的一些情境：“陵上遍生野草，却无一株树木……古瓦古砖的碎片散落一地而已。”而鹤间和幸的《始皇帝》，先引用了《史记》的描写，归纳出了十个秦始皇陵的特点，然后引用卫星遥感技术的勘探成果逐一验证，可信度显然要比镰田重雄高得多。

《秦始皇》在今天看来，的确谬误颇多。然而放在1960年代，却是不可多得的通俗史学著作之一。其行文尽可能用了通俗的语言，有时候为了加深读者的理解，会采用类比现代情境、引申欧洲史和日本史概念的方式。例如写秦始皇统一货币为圆形方孔钱时，认为这体现了“天圆地方”的三才思想，并引用了日本镰仓时代北条泰时颁布的《贞永式目》共有51条，51是17的三倍，而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一共有17条，因此北条泰时之所以定《贞永式目》为51条，乃是取17乘以天地人三才而来；写到秦始皇筑万里长城抗击匈奴，提到了欧洲史上匈人横扫欧洲导致日耳曼民族大迁移；写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儒生们把文献藏到墙壁里，即日后古文《尚书》时，类比了1940年侵华日军轰炸长江中游的一户人家，在墙里炸出了一部《明实录》抄本。不过，镰田重雄终究是历史学家，不是专门的作家，每当写到相关背景时，都要引用一番学术论文，要是写到他自己的研究范围，那就更忍不住论证一番了。例如书中写完了始皇登基行郡县制度之后，直接另辟一章把其对秦三十六郡的考据成果和对秦水德说的反驳结论写了进去。

《吕太后》可以视为《秦始皇》的后传，本书虽然以刘邦之妻为题，但是有一半的篇幅在写刘邦的发家史。全书22章，第三章题为《刘邦邂逅吕后》，在这之后吕后再次出场要等到第14章。按照镰田自身所述，吕后、武则天和慈禧太后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位太后，从吕后身上可以窥见政治家妻子的一面。同样地，书中以《史记》《汉书》的记载为主线，融入了镰田自身的研究成果，文风与《秦始皇》无太大出入。

综上，镰田重雄除了是优秀的严肃史学研究者之外，还是一位致力于为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和史学成果的大众史家。

小结

综上，镰田重雄是一位生活在历史潮流激荡之下的优秀历史学者。虽然在历史潮流之中，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然观其学术成果可知其并未丧失初心，论述旁征博引、细致入微，每一个小话题都要搜罗尽近乎所有史料，尽管其论述不免有细致有余而宏观框架搭建不足之嫌，然瑕不掩瑜，镰田依然是汉代制度史领域举足轻重的一位史家。

除了制度史研究的本职研究范围外，镰田还向大众普及当时最新的史学成果、关心工作地本土历史。或许因为他的第一份工作在茨城县水户市，使他对日本史上的名人——“水户黄门”德川光圀颇感兴趣。1936年，镰田在《茨城新闻》和《茨城教育》上连载了四篇有关德川光圀的文章，考据“光圀”这个名字及光圀的字（子龙）、号（梅里）的由来 ，后来又在这三篇文章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的补充考据，写成正规的学术论文，发表在《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上 。

除了工作地本土历史之外，镰田重雄还涉足了人类学领域，于1948年出版了小册子《苏联沿海地区的原住民》 。

可惜史学功底如此深厚、研究兴趣如此广泛的优秀学者，其成果并无中文译介，希望有机会能引进镰田先生成果，以惠学林。

参考文献

1、山根幸夫主编，田仁隆、黄正建译《中国史研究入门（增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楯身智志、渡边将智著，刘萃峰译《日本汉初政治史与政治制度史研究动态》，《中国中古史研究》第6卷，中西书局，2018年

3、纸屋正和著，朱海滨译《汉代郡县制的展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4、宫宅洁著，石洋编译《21世纪以来日本学界秦汉史研究新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5期

5、永原庆二著，王新生等译《20世纪日本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6、镰田重雄《漢代史研究》，川田書房，1949年；《秦漢政治制度の研究》，日本学術振興会，1962年

7、日本文部科学省白皮书《学制百年史・総説》第五节《戦時下の教育》

8、冈崎胜世《日本における世界史教育の歴史II-2》，《埼玉大学紀要（教養学部）》第54卷第2号，2019年；《日本における世界史教育の歴史II-3》，《埼玉大学紀要（教養学部）》第55卷第1号，2019年

9、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15年，142、143页

10、鹤间和幸著，杨振红、单印飞译《始皇帝》，中信出版社，2019年

11、狩野直祯《批評・紹介：鎌田重雄著<秦漢政治制度の研究>》，《東洋史研究》第22卷第1号，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