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家政服务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端家政人才，上海正式启动“沪上管家”项目，首期培训班6月6日开班。

家政服务是服务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需求规模在不断扩大。数据显示，中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超3000万人，家政企业达100多万家。家政服务行业规模超1.1万亿元，2026年有望突破1.3万亿元。

通过推动家政服务业向员工制转型，可以提升家政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职业化。但在现实中，员工制的家政服务业占比仍然较低。

员工制推不动的原因在哪？企业遇到了什么困难？家政服务人员怎样看待员工制？6月5日到11日，澎湃研究所研究员采访了4位家政企业负责人、5名家政服务员，探求员工制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就调研发现采访了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城乡与区域研究所徐灏龙，探讨相应的解决办法。

企业：缴纳社保成本太高，难符合《劳动法》规定

“一个人每月交金2700多元，我们也想推（员工制），但我们是小微企业，成本太高，负担不起，推不动。”上海德比邻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建国说。

什么是员工制？根据2019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员工制家政企业是指直接与消费者（客户）签订服务合同，与家政服务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统一安排服务人员为消费者（客户）提供服务，直接支付或代发服务人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并对服务人员进行持续培训管理的企业。

不同于传统的中介制，员工制对家政企业增加了以下四点要求：第一，企业与家政服务人员签劳动合同；第二，企业为家政服务人员缴纳社保；第三，企业需支付服务人员最低工资；第四，企业需对服务人员进行持续培训。其中，第二、三、四点皆来自《劳动法》的规定。

签劳动合同就意味着家政企业给服务人员的待遇需符合《劳动法》的规定，第二点来源于《劳动法》第七十二条。按照2025上海社保缴费标准，以月薪1万元计算，企业需每月为每位员工缴纳至少2750元社会保险费。一家拥有200名家政服务员的公司，仅缴纳社保费，每个月增加约55万元成本。

“增加的这部分成本，需要消费者也分担一部分，现在消费者没这个意识，他们也不愿意多出这些钱。” 黄建国表示。

此外，《劳动法》还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第三十六条），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第三十八条），对于家政服务行业来说，这两条规定执行起来也存在困难。“住家保姆提供的是24小时全天候服务，也是不符合《劳动法》规定的。”上海姆爱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小明表示。

第三点有关最低工资保障的规定也增加了家政公司的运营成本。上海胡志红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志红表示，家政服务人员在空档期，最低薪资保障无形中给企业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这是绝大多数家政企业无法承受的。“等工期间，给不给发工资？不发还敢说自己是员工制？” 黄建国说。

上海最低工资标准为2690元每月，“这意味着，公司有多少空档期的家政服务员，就需要支付相对应多少人的最低保障薪资，这对企业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企业运营成本压力很大；从另一个角度，也会减弱家政员上岗的迫切感，出现挑单的现象。”胡志红说。

第四点，企业需对服务人员进行持续培训，也增加了企业的负担。杨小明介绍，月嫂人均培训投入约3000元，公司每年在培训方面的投入约100万元，“如果想做好服务质量，培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前很多家政企业对服务人员培训不足，导致家政服务人员“一边上单一边摸索，拿客户做实验”，从而影响到了整个行业的口碑。

此外，由于服务人员流动性大，并非所有培训之后的家政员都能为企业所用。“阿姨培训出来之后，根据阿姨的技能、年龄、服务意识、个人素质等综合服务能力，给她们定薪资标准，例如8000元/月，但阿姨会到很多家政公司进行比价，由于其他家政公司对外来的家政员不了解，同时某些家政公司自身在技能把关上能力欠缺等因素，单纯根据家政员的年龄形象给阿姨定薪90000-10000元，就会导致刚培训出来的家政人员的流失，这也是家政员的薪资没有办法统一标准的原因之一。”胡志红说。

员工：直接面对雇主，不想被公司圈住

“并非所有的家政服务人员都对缴纳社保有强烈诉求， 大部分阿姨是农村户口，她们在老家交了‘新农保’，而且她们普遍年纪都很大了，干几年就会回老家，不会留在城市养老。”上海宅易丞鲸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刘颖说。

据刘颖介绍，其公司运营家政服务平台鲸致生活，公司自2019年成立以来就采用员工制管理方式，“我们采用‘自招自培’，阿姨只服务我们一家，可以保证服务质量。员工待遇上，我们不给阿姨缴社保，不保证底薪，但保证基本收入。我们会给每个阿姨派足够的单量，但如果她请假很长时间，没达到一定单量，那我们不会给她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发底薪。”

这叫员工制吗？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2019），《关于支持和引导家政服务业员工制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2023），家政服务人员不符合签订劳动合同情形的，员工制家政企业应与其签订服务协议，家政服务人员可作为灵活就业人员按规定自愿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城乡居民社会保险。

因此，鲸致生活也是员工制。杨小明也表示，由于政策规定放宽，实践中存在“两种员工制”，为员工缴纳社保已经不是必须项。

那家政服务人员如何看待员工制？他们真的没有缴纳社保的需求吗？

现实中，家政服务人员对员工制和缴纳社保的需求因人而异，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年龄、职业规划、流动意愿。

来自安徽的陈阿姨，今年52岁，在上海从事家政行业已20多年，“如果从我干这一行开始就实行员工制，到现在我缴社保也已经满15年，可以领退休金了。但现在没这个必要了。”陈阿姨一家人在上海打拼多年，她希望自己的晚年生活有保障，对社保最大的需求是可以领退休金，但由于年龄问题，从当前开始缴社保对她来说已没有吸引力。

由于存在“两种员工制”，陈阿姨对员工制并无好感，她宁愿不从属于一个公司，而是直接与雇主签单。“我听说有的公司虽然是员工制，但不给交社保，反倒还会从雇主给的钱里面扣一部分。假如雇主给我们涨工资了，企业自己拿，不会涨到我们自己手里。所以还不如我们直接面对雇主，雇主给多少我们拿多少，免得家政公司从里面抽成。”

来自福建的李阿姨，很早就从公司内退，在老家领到退休金。来上海从事家政行业虽已10年，但她并不在乎社保，在乎的是实实在在能到手多少钱。李阿姨曾是住家保姆，在她照顾的婴儿逐渐长大，不再需要她的夜间照护后，转成了白班。这也意味着她需要解决自己的住宿问题。虽然不需要借助一个公司来接单并缴纳社保，但她还是入职了一家老乡开的家政公司，因为这样可以享受到公司提供的宿舍。

“家政员自身也不想被一个公司圈住，哪里薪资高就往哪里去。”胡志红说。在她看来，从稳定和归属感的需求出发，阿姨希望实行员工制管理，但最终都会跟着薪资的指挥棒走，眼前实实在在的利益是大部分家政阿姨所追求的。

员工制如何推进？还要不要继续推？

企业成本高、家政服务人员意愿不强，员工制如何推进？

“需要溯源到推行员工制的政策背景。当时社会存在很多所谓的‘恶保姆’现象，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通过推行员工制，可以让家政从业者有更多的就业保障和获得感，从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入行，提升服务质量，惠及更多对家政服务有需求的民众。”

“从服务质量提升、客户的认可度、家政员的稳步成长、企业的人才储备角度看，员工制是众望所归，但企业所承受的有形无形的压力和潜在风险，以及家政行业的特殊性导致很难统一薪资定价标准，这些都是中介制和员工制之间有待跨越的鸿沟。”胡志红说。

但杨小明和徐灏龙都表示由于社会对家政行业根深蒂固的偏见，员工制下的待遇提升对人才的吸引成效甚微。“大多数人都是不得已才从事这个行业，我了解到有一些阿姨是瞒着家里人在从事这一行，她觉得说出去太丢人了。等钱赚够了，她们就转行了。”杨小明说。

市场上流行的“接私单”现象一定程度上说明员工制对家政服务员缺乏吸引力。“以前，很多优质的家政从业者可能会短期依附于企业或平台，但客户觉得服务质量好，立刻就“飞单”了，通过口口相传，他们会源源不断接到单子。现在进入门槛更低，从业者只要发个小红书就行。”徐灏龙说。受访的5位阿姨也表示，她们都会在各种群里接私单，或在月子中心登记。

徐灏龙表示，与其讨论员工制如何推下去，不如讨论如何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入手，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提质扩容，让消费者和从业者都有更高的获得感。对此，他提出以下建议：

从供给侧入手，降低家政服务人员的生活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徐灏龙以家政服务员的居住成本举例，为方便出工，家政服务员一般住在距雇主近的地方。由于房租较高，很多家政企业提供员工宿舍，但这样集中居住的方式在执法过程中通常被定性为“群租”而受到管制，需要划定一批合法集中居住的地方给家政服务人员。近年来，政府推出“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项目，面向一线的生活服务业从业人员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但缺口仍较大。

从需求侧入手，降低消费门槛，让更多人用得起家政服务。可通过发放消费券、家政服务进社保的方式，扩大服务消费，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上海2025年“乐·上海”服务消费券聚焦餐饮、旅游、电影、体育四大领域，家政服务有望纳入。徐灏龙建议，可将育儿、养老相关的家政服务纳入社保，并考虑围绕基层治理，将数据堵点打通。居民一旦出现“一老一小”刚需，基层即可将相关补贴和服务精准对接，充分释放家政消费潜力。

最后，鉴于家政行业职业地位和社会认可度低，杨小明建议可通过设置更多奖项的方式，提升家政服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我们公司的一位月嫂曾获五一劳动奖章，这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勇气和自信，以前她的儿女羞于公开母亲的职业身份，现在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说出去，阿姨自己也抬得起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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